| 标题 | 经济学在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作用 |
| 正文 | 西方近代经济学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部分，其中前者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启蒙的经济学，后者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学。它们都是“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为任务。”（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应当指出，西方古典经济学更倾向于研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做理论辩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古典经济学）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马恩全集）20卷第164页）所以说，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产业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革命。“古典经济学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基本任务。”（陈岱孙同上书3页）正如重商主义是为商业资本服务，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产业资本要求的反映。”（陈岱孙同上书3页） 英法等国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让农民重新获得土地。而封建统治集中表现在：政治特权、经济垄断和王国干预经济等。在17、18世纪的英法等国，这个矛盾就是封建国王、大贵族、大商人、大资本家和国教会享有贸易独占权和生产独占权，对茶、烟、酒、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垄断。而新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则无权经营生产这些商品。此外，大批农民则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他们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正因此，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就是：反对垄断生产，要求自由发展工商业，反对封建特权等级制度，改变贫民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的制度”，以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具有客观性，即具有“自然秩序”，反对人为干预经济运行。下面对西方近代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做更具体的论述： 第一、为资本主义财富创造找到了新源泉。在16、17世纪，随着产业资本即工场手工业在英法等国的迅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过去重商主义研究商业交换，现在古典主义则研究产业资本的生产关系。过去认为财富（即剩余价值）只能来自商品交换，现在则证明，财富只能来自商品生产。在这个时期，由于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而且，正是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发现（马克思《资本论》1卷），经济学家才证明，财富的源泉只能来自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而且只能来自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可以说，正是劳动价值论的问世，才使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新的财富源泉。即资本家不再通过商业致富，而是通过发展工场手工业也能创造财富。这就为产业资本的发展拓宽了新的致富渠道。正如大卫－李嘉图指出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马克思）可见，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关系便可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 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是1640年至1688年，而在这个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和法国早期重农学家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两人就生活在这个时期。配第是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而布阿吉尔贝尔则提出了发展法国工商业的对策，这就是废除《谷物法》，通过发展农业的方法来发展工商业。在整个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是法国重农学派建立时期。重农学派最重要的功绩，就是论证了利润不可能在商业流通领域产生，它只能来自农业工人的劳动创造。正是这个观点，从而完成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移到生产部门的过渡。 第二、论证地租和利润的剥削性质。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配第就已经运用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地租和利息的剥削性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等，运用劳动价值论再一次证明和分析了地租和利润的性质和源泉，从而揭示了地租只能来自对农民阶级的剥削所得。正是地租理论的提出，为解开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统治必然灭亡的生产关系，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因为封建地租来自对农民和农业资本家的剥削，租地佃农和农业资本家（租地农场主）要受地主贵族的地租剥削，自耕农、城市贫民和其它产业资本家则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徭役，这就为资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找到了科学根据。 古典剩余价值理论也揭示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关系，正是这个理论指出，资本家不可能和广大农民工人最终达成统一的革命战线。资产阶级虽然领导了农民工人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最终要抛弃底层革命者的利益。经济学家正是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经济学家如弗朗索瓦－魁奈和亚当－斯密等，通过理论创新，提出了地租有可能不是农民创造，而是自然创造的猜想。不仅如此，亚当－斯密还提出了“购得的劳动决定价值”即工资决定价值的学说，以及三种收入价值学说，即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构成。而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价值学说。很显然，这种方法是牺牲经济学，即通过经济学自身瓦解来达到迎合世俗阶级斗争的需要。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配第、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等，在地租和利润的源泉观上，先后发生了动摇。既认为地租是农民生产，又认为它是“自然恩赐”，即“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这一数额，仍可视为土地的自然地租。”（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13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自利润观上，有物劳动创造说以及让渡利润论等观点，其目的就是为了指导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前种观点是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后种观点则是为了指导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和新地主进行联合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因为地租和利润不是剥削得来的，而是自然劳动创造的或者物劳动创造的，这就消除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关系，因此，为在他们中间建立同盟军创造了条件。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同盟军是由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新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组成，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封建的同盟军主要是农民、工人、城市贫民、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英国革命中，为了完成反封建的任务，配第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地租是剥削农民和农业资本家的劳动所得。在革命过程中，为了缓和地主与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的矛盾，配第又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认为地租是由土地生产的。在法国革命中，为了消除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魁奈提出了地租是“自然恩赐”的观点，从而否定了土地所有者对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的剥削关系。此外，为了消解资本家对手工业者的剥削关系，魁奈又提出了手工业者的劳动具有“非生产性”的观点，认为手工工人的劳动不会创造剩余价值。 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革命同盟军最终又和封建贵族和大地主达成和解，并建立有封建贵族参与的资产阶级新政权……大资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君主立宪派统治。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国王掌握行政大权，这样，资产阶级最终又把政权交返给了封建贵族。革命的不彻底性必然表现为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妥协性。而重农学派和斯密等人的地租观，正是这种阶级妥协性的学术反映。因为无论地主贵族，还是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而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则是属于被剥削阶级。 由于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这就抹杀了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从而达到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这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中，古典经济学可谓作出了汗马功劳。所以说，“重农主义体系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陈岱孙同上书7页） 第三、调和和抹杀农民与地主，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自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是西方庸俗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有马尔斯萨、萨伊、西斯蒙蒂、麦克库落赫、杜能、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等。他们被马克思咒骂为“庸俗”经济学家。 他们虽然大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但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可知，庸俗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任务，就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为资产阶级发展出谋献策。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论证“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即论证地租和利润不是剥削的产物。它们要么是自然劳动创造的，要么是过去的物劳动生产的。此外，西尼尔还提出利润是资本家“节欲”享受得来的观点。他们的就是为调和和抹杀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找到合理依据。 其次，他们肩负着继续寻找价值新源泉的光荣使命。过去认为只有人类劳动才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现在则要论证土地、资本、科技和管理等非人类因素也会创造价值和财富。过去认为只有物质部门才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现在则要论证整个服务业（主要指上层建筑部门）的所有行业也会创造价值和财富。 由此可知，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尽管受着时代局限和方法论的缺失的影响，庸俗经济学家不可能证明“按资分配”的科学性，但他们为后世学者继续探讨这个世界难题奠定了基础。（2018.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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