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晚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
| 正文 | 晚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蔡 怀 森 读中国近代史，知道了赫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有了若干开放的口岸，有了新的中国对外商贸格局，也有了正规意义上的海关。 在与英美等国签定的一系列关于商贸和关税条约中，清政府同意任用英国人代管海关。也就是说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是被列强用枪炮打开的。中国的海关及关税政策制度是由英美等国帮助建立并实施的。中国海关的最高长官：“总税务司”是聘用英国人出任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大清国闭关自守，不愿与西方洋人往来贸易做生意，而西方国家非得要和我们贸易往来。甚至动用炮舰开道，由此签订的各种条约都是不平等的。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标志，长期交由外国人掌管是丧权辱国的表现。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据载首位任职的中国海关总税司是一个叫李国泰的英国人，1861年离任后，向清政府推荐了赫德。 赫德，1835年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王后学院。大学毕业后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被前任向清政府推荐后，赫德在北京拜见了恭亲王，同时呈递了7份清单，2个禀呈，对海关税务、海关现状及弊端详尽阐述了己见，并提出解决方案。一番“面试”，“笔试”，使得恭亲王甚为满意。不久遂以“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名义，任命赫德为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级别“从四品”。这一年赫德28岁。 这一史实今天看来，明确了赫德实为清政府的雇佣人员。任用赫德也并非为列强强加，算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吧。 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针对原有海关旧的体制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彻底更新了原海关传统的管理方式。首先在财务管理上，赫德力主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的记帐清册，即流水帐制度。规范了经济收支的管控。第一次使得经济管理部门严格按科目规范操作运行。同时还建立了审计制度—建立专门稽查财务的部门，并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定期监督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作出处理。海关员工实行招聘制，全球招考，任何人不得例外。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海关员工薪资一般为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两倍，福利也比较高。但无闲置或半闲置岗位。收入公开透明，坚决杜绝其他任何不正当的收入和灰色收入。 赫德管理下的海关，由此面貌为之一新，明显的是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万两，十年后达到1100余万两，1904年赫德离职时已达3000多万两。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赫德掌控近半个世纪的海关，所有人员中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在衰朽的旧帝国王朝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 与赫德卓有成效管理中国海关的同时，远在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内堂上，总掌柜雷履泰利用午后一小段闲暇时间，不经意打量着眼前一位刚被荐来的小学徒。 这位早年从晋中一个叫细窑村的农家走出来的商铺学徒，经过几十年的磨砺打拼，现在已是名震八方，经营汇兑存放款业务，在国内外有几十家分支机构，资财雄厚的钱庄票号老掌柜了。 雷履泰看着眼前站着的有些拘谨的小后生，不满15岁，敦厚实在，随手翻了翻管家递来的担保文书字据，点了点头，由管家带下，便去客厅会客了。 这是“日升昌”招录新学徒的一幕。 按“日升昌”录用员工的规矩，初录员工学徒，不论出身何处，家境如何，有三年私塾底子，简单的识文断字，由一位乡贤里正书面举荐，二位略有名望的商铺老板担保，经票号账房目测初定，老掌柜点头认可，即可进票号当差。第一年纯家务打杂，扫地担水，运煤劈柴。第二年可跑腿传递个信札，给柜面端个茶，倒个水，抹个桌椅板凳。第三年除仍兼做以上事项外，可容许有空时在柜上学打算盘。当然在今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还少不了要经受各种明暗考核。记账凭证有无差错，处理各项事务是否妥贴，运用算盘的精准快捷程度，是否孝敬父母，团结同事，有时还要能经受是否有不良习气，或不当得利、或嫖、或赌的各种考验。 “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金融业务昌盛几十年，与其上下恪守的核心价值观：“诚信”二字有关。票号倡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更是从道德层面教育规范着每个员工的行为举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在商业经济管理中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吧。 同时期，为清政府掌管海关的赫德，因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大清政府的肯定。1863年，正式任命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赫德晋封“按察使”衔，成为大清朝正三品大员。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为从二品，1889年升正一品。 不断的加官进爵，使赫德感到了莫大的荣誉和信任，愈加忠心耿耿的为清政府效力。赫德经常向总理衙门提供税务、洋务、甚至是外交方面的意见，并为清政府出谋划策，还曾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交涉。甚至被清政府派驻伦敦直接代表中国政府同外国商议条约草案。深得清政府的信任。 其实当时的清政府曾在很多部门和行业都聘任过外国的专门人才。连大清的北洋水师中都有英、德的军事顾问在勤勉履职。当然这些不能说是清王朝的“解放思想”或是“改革开放”。再好的专家，遇到僵化的、冥顽不变的、没落腐朽的体制，也没有回天之力。 赫德受大清政府聘用，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与大清政府上层及官场同僚关系十分密切。他在海关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能得到上层的批准和同意。他的很多有关外交方面的建议也多能得到采纳，然而值得品味的是他曾对清政府的一些实行改制、变革、强国的建议却屡遭冷遇和抵制。甚至他想把海关的管理经验向其他部门推广时，也多不了了之。为此赫德曾大声疾呼：“在当前世界潮流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清政府）政策及时改变，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变，它将变成各国奴仆”。然而，大清国特色的道路，绝非是赫德能左右的。 同时期，平遥城内“日升昌”票号，老成练达的掌柜们可以把算盘打得飞快，账目做得天衣无缝，千万里之外传递汇总的银票，密押验证绝无差错。高墙深院热炕头，守着地窖里的银子，不会感觉到世界在变，也不会知道诞生时间并不长的大英帝国银行和美利坚花旗银行是怎么回事。票号财富雄厚，汇通天下了，但没有象赫德那样的雇员，没有金融专业的大学生，或许他们在心底压根儿就看不上那些洋玩艺儿，西方的那一套。有老祖宗的训示，规矩，诚信为本，忠义，孝悌，勤勉就行了。 晚年时期的赫德在回顾自己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时有碰撞的情景，有所感悟。他曾总结道：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认为道德至上，极重道德的树立和教育。中国人信奉“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人则认为人性恶，人是完完全全的逐利生物，人所有的活动和行为都是为自己的生存和生存得更好一些。中国人寄希望于用教育养成道德规矩，而西方人则是通过制定法律规章来制约规范人们的行为。 赫德这位西方价值观教育出来的精英，以他在中国官场五十年从政生涯，应该是明白的揭示了当时两种不同价值观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中的法治和人治现象。 也是同一时期，在上海，一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商业学士学位的江苏籍青年陈光莆回国了，时年28岁。 几年后陈光莆在上海以十万本金（实际仅七万），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一次将现代经济管理方式和制度引入了中国银行业的管理。 此时，远在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辉煌早已不在，正走在衰落的末路上。深院里土炕上的老掌柜绝不会想到去聘用陈光莆这类站在世界潮流上的青年金融人才，更不可能想到拿出地窖里的银子到上海去和正在艰难筹资的陈光莆去合办银行。只能是在深院里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运不济……”坐等曾领世界金融业风头的老字号的没落。 陈光莆开办的商业储蓄银行，这个被上海人戏称的“小小银行”，没几年便走上了坦途，至1927年，银行海内外分支机构已达111家，员工2700多人，其管理、业绩指标不输外国任何一家老牌银行。跻身在中国民营银行的排头。 1911年9月29日，赫德病死于英国，享年76岁。离世时仍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衔。清王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2015年 6月 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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