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和余集中学 |
| 正文 | 叶晓明 海山来了个电话，说清明节大家有点时间，邀请几个中学同学去他那里聚聚。 花卉科技园的环境真不错，先后来了八九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中断联系30多年了。35年前的少年，如今都是5旬的人了。相逢一笑，杯盏相迎，席间自然免不了学堂时的话题。 新洲县余集公社中学，我们的母校。在那里，我呆了四年，自1978年夏天离开那里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听建新同学说，那学校早已改成小学了，接纳的还是余集、余岗、马鞍和老屋四个行政村的学生，不过一至六年级加起来也只有26名学生了。 我是从一大队向阳小学来这里上小学五年级的，那是1974年，我10岁，当时还是文革时期。 学校是由一座庙宇改建的，上下二排房子，很是气派，教室里有公备的桌子板凳，不再需要我们再自备桌凳了。 那时到处都是学习黄帅、张铁生反潮流和批林、批孔、评水浒的大字报。虽然如此，但课堂纪律仍然重要；课本虽然很薄，但还是上了些课，也有考试成绩。而最终能否升高中，却与成绩无关，由生产队推荐决定。 我当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也不应该算坏学生。上课的时候爱走神，脑子里喜欢想那些好玩的可乐的事情。曾经因为上课时看窗外的体育老师打球，被任课老师揪住了耳朵，我是歪着脑袋被揪到讲台罚站的，那耳朵实在揪得太疼了。 而被揪次数最多的人是袁小彦，要么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要么因为回答问题错误，最后的几次都是他自己主动跑到讲台罚站的，还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耳朵，逗得全班哄堂大笑。那之后没多久，他转学走了。 这几乎是每次同学见面时都聊的经典话题，每每聊到这里时大家都乐坏了，笑得和当年课堂上一样。可当年老师的脸色都是铁青的。 记忆最深的是经常外出劳动，除了校办农场外，就是周边的村子。插秧、摘棉、割麦、送粪、垦荒、采中药材…… 大约是1975年初冬，小麦已经出苗几寸长了，学校下达了捡落地棉的指令，说是支援国家建设。农民连棉杆都收完了，上哪找落地棉呢？ 青石和我捆着棉篓就出门捡棉去了，走了几个畈，捡到的落地棉不过几片。不知不觉还是走到了学校，看到食堂养的小狗娃，很是喜欢，于是干脆逗起狗娃玩。 玩了许久，还是想起落地棉的任务来，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校门。青石突然问：“他们先前交的棉花放在哪里了？”我指了指东北角那个堆杂物的教室。 “去后边看看。”果然，那存棉的大笺篓就在窗户边不远，窗户是虚掩的，手完全可以伸进去够着。青石一把就上了窗户，身体甚是敏捷，随后是一把一把的烂棉花从窗户里抓出来，我在下面用篓子接着，装了二大篓子，随后飞快地跑离了学校。心里想，这回总能得个表扬吧。 自然，二人都得到了表扬。只是超额任务太多了，不得不还编了个如何在某某农科所偶然发现这些烂棉花的故事。 不过，后来的高中还是我自己考起的。那时已经是1977年了，恢复了考试制度。原以为自己是没有机会被推荐上高中的，因为自己是长子而家里正需要劳力，从来就没有想过上高中的事情。所以，为了不错失这个天赐的上高中机会，还真是使劲看了一阵子书。 二个初二班共一百多学生只有一半考上了高中，一半的学生回家种田去了。新的班主任是一个大学学历的老师，他带语文课，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具有大学学历的老师。 原以为他对我们的功课要求会更严格，毕竟我们二年后要面临高考。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似乎更在意人品的培养。“考上大学毕竟是少数，好的品格享用一生。” 上大学和好品格是对立的么？还是上大学就不需要品格？或者为了好品格就不需要上大学？当然，我们当时是意识不到这个口头禅有什么问题的。 比读书更艰难的日子到了。 他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必须早晨5点到校，打扫全校卫生，给教师食堂挑水，给老师菜园浇水，然后回教室吹笛拉琴，6点后开始朝读。 有几个同学迅速走红了，他们用勤劳换来了赞誉。甚至还有男同学发明了更好的品格——到班主任老师房间帮他倒夜壶。紧接着，有的同学靠挑水加入了共青团，也有同学靠检举其他同学偷看手抄本也入了团。 这可是一群本来就衣衫褴褛农家孩子呀，许多还打着赤脚。吃苦耐劳还需要学校来培养吗？他们干吗要来上高中？ 5点到校就必须4点多就得出门，毕竟还有四华里的路程，还有比我更远的。而我是个天生的瞌睡虫，几乎完全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每次都是被生产队长的哨子声惊醒，一次次地受到批评，招来同学们的蔑视。 那天建新在我家玩，母亲对他说：“你把我们家小明带一点嘛，你们从小就同班，先进要带落后呀。” 我心里本来就很不爽。 那晚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惊醒了。一看，天还是黑的，于是松了口气，匆匆出了门。 现在是无法考证当时的时间的，因为那时就没法有时间概念，没有钟表，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只有有经验的大人才能根据第几遍鸡叫来判断时间。 时值深秋，夜间已经有些冬天的寒意，月亮在云层里约隐约现，道路还依稀可见。沿途经过二个村子，不时有狗冲我狂吠。当然，我本来就不怕狗，自然也就不是大问题。而稍微有点让人发怵的是，必须路过二个曾经淹死人的水塘和一些新埋的坟墓。 我还是坚持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了学校，学校门是闩着的，推不开，老师们都在睡觉。 我围着学校转了一圈，试图寻找个地方翻进院墙，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我在东边的猪圈边坐了下来，心想：等等吧，天应该快亮了。 月亮依旧在云层里隐隐约约，坡顶上几颗零落的苦楝树影似动非动，犹如一个个的鬼影。除了猪圈里隐约传来猪的鼾声，周围死一般的静谧。 我坐了好一会，感觉有些冷了，还是想找个地方翻进去，可又转了一圈还是找不找突破口。 我还是在老地方坐下来，再次看着天空发呆。 又坐了好一会。“不行，我这样会睡着，会冻病的。”我干脆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往家走。心想，路上碰到来上学的同学就一起回来。 不知不觉又走回了家，也没有碰到一个上学的同学，我又钻进了被窝。 又不知道睡了多久，建新来敲门喊我了。我们又一同来到了学校，这时天还是没有全亮，但学校门已经打开，已经有同学在打扫院子了。 实在太丢人了，我折腾了一个晚上，到头来还是靠人家来喊，表扬还是没有得到。前年在阳逻跟海山同学聊及此事，海山大笑：“这种事我都干过好几次，把院子打扫完了天还没亮。” 就这样在紧张与焦虑中度过了一年，这时已经是1978年7月。过2月就要上高二了，离高考只有一年了。 在生产队里打了一个暑假的农药，滴滴涕、马拉硫磷、一六零五、保棉丰等等，全是剧毒农药，每天挣8分工，合人民币三角六分，这是我第一次挣成年劳力的工分。9月开学了。父亲却跟我说：“散了，余集中学就不要去了，跟我走。” 父亲并不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这回居然作出了这样果敢的决定，甚至事先没有跟我做任何交流。而更要命的是，父亲甚至连下一个去处都没有给我找好，只是说让我先在他那里自学。正是这次同学聚会才从幼强同学（当时是班长）那里得知，当时他和班主任到我们家进行过一次家访，也是那时唯一的一次家访，是我父亲接待的。说是事态比较严重，具体因为什么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也记不清。或许，这就是导致父亲作出决断的直接原因。 就这样，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余集中学，和袁小彦一样。 我在父亲的施岗初中二部猫了一个多月，每日自己看些书籍。大约是十月，我到施岗初中三部上了初三。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任恩师王幼勋和谭本良。从此，我至少不再是一个被盯的坏学生，我逐步找回了作为一个正常学生的起码自信。次年，我已经是班级里的学习尖子了。 不幸的是，因为是倒读生的原因，1979年5月，我再次失学，只有回家硬着脑袋参加高考了。 1979年高考成绩241分，居然过了地区中专线。但更阴差阳错的是，后来不明不白地被人扣了2分，还是落选。 9月，几经辗转，我进入了阳逻三中高二1班再次插班。 是呵，已经跑题了。跑就跑吧，我本来就是个跑题的学生。 在阳逻三中，我遇到了生平的第二任恩师：梅新彩、鲁文柄、王玉芳、叶永连、叶显普。 在这里，没有了斥责，没有了训诫，没有老师去斥责学生的长发，没有老师去训诫学生的喇叭裤。只有笑容可掬和抑扬顿挫，只有和蔼可亲和关怀备至，只有洋洋洒洒和满腹经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整天把品格挂在嘴上的老师了。 一种由衷的敬佩和崇拜油然而生。却原来，老师是用来崇拜的！ 那一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象是在昨天。在三中的后山上，于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耳边回荡；放眼前方，大江滚滚东流，春日的天空明净高远；眺望江南，红钢城高楼林立，白色的楼房在春日的阳光下格外显眼。不禁心潮激荡：是那里，就是那里，那里是更辽阔的远方，我是一定会去的…… 现在，很多年已经过去，我的品格老师也早不在人世了，而今的我也已经在高校任教三十年。每每上讲台前，我常告诫自己：别把自己当成什么圣人，没有人等着你来拯救。老老实实把你的电子测量讲好就够了，你的责任是启发，启发才是学生的唯一需要，学生本来就是用来超越你的。 ……啊，余集中学，铭心刻骨的岁月，懵懂的少年迷失在你的黑夜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爱你恨你，我说不清。有多少人就这样被迷失过了啊？ 这次参加聚会的多是后来复读考学或辗转走出来的，一代曾经迷失的少年啊。读着余凤生同学赠送的《一路走来》，不禁感慨万千，所有人的经历竟然都是如此惊人的相似！那时的我们谁能想像得出，这个曾经贫穷的国度不就是在这一代的觉悟中逐步振作起来的么？ 我们曾经因为贫穷而求索知识，我们从文革的迷失中挣脱了出来，我们当然是对的。可今天，我们却反而再次迷失在铜臭的海洋里，水污染、空气污染、食物污染、道路堵塞、官员腐败、阶级分化……，我们富而不贵。谁来再次为我们启发新的航程呢？ 2014年4月7日于武汉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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