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送我上中学 |
| 正文 | 作者 曾奎林 父亲没读过一天书,却对我们子女读书挂记在心。时刻怕我们失学，没有学校读书。那年父亲送我上中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 1966年10月2日,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因为这年的3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读小学6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一两个月好像还算温和,该上文化课的时候还是照常进行。只不过下午的课外活动取消了，变成了批判会。批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三家村就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四家店是什么现在忘了，想不起来了。至今记忆犹深的是批判“一个鸡蛋的家当”，说的是一个穷人拣了一个鸡蛋回家，对妻子说，这个鸡蛋可以孵成小鸡，小鸡长大了可下蛋，蛋又可孵成鸡.......如此下去就发家了。老师说这是资本主义，要我们学生批判。 到了7月初，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学校的教学就基本瘫痪了。常年是9月1日开学,这年就推迟到10月3日开学。小升初往年都是经过考试,按成绩分配中学,但这年不是,而是按家庭出身安排学校。工农兵的子女安排在县一中,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们的子女不安排,我们班有三个同学是老师的孩子,他们就没有书读，流浪街头了。我父亲是木材公司挂名的经理，是走资派身份,所以我勉强安排在了石首第五中学。 这所学校位于县城45华里的调关镇。那时交通极不发达,从县城到调关镇每天有一班公共汽车,说是公汽,实际就是一辆破旧不堪的解放牌卡车,上面放几张农村常见的那种长条板凳。再就是还有一班跃进号的客轮班船。一般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到县城码头停靠上客。由于我去上学,要带的行李多,不方便坐破敞篷解放班车,就选择了坐客船。因为怕误船,那天上午11点钟不到,父亲就挑着行李担子送我去上学,我拎着书包,跟在父亲身后来到了船码头。正好有一个跟我同去五中上学的同学,他叫王文平,就是这港务站站长的儿子。站长是领导干部,当然也是走资派。 等到下午1点左右,跃进号客轮到了,我们上了船。这种船不大，只有上下两层，其中二层前部有几间房，称之为二等舱，其余皆为散席。船上的旅客不多，很松散。父亲在二楼选定了座位，放下行李担子，我们坐了下来。王同学的父亲有港务站长的身份，就直接进了二等舱。父亲坐着照看行李，我好奇，就满船跑。一会儿把船舷的帆布揭开，低头看江上的水流，和抬头看向后移过去的两岸；一会儿跑到楼下的厨房看大师傅炒菜。有时也站在旁边看旅客下象棋。时间倒也走得快，很快就到了开饭的时候。 我跑到父亲身边，望着父亲说：“我饿。”其实并无饥感，那个年代没零食吃，就是好吃罢了。 父亲用慈祥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看着行李，我去买饭。”父亲当时那个眼神我至今忘不了，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父亲的这个眼神一浮现出来，我心里就酸酸的，眼圈儿就闪着泪。 父亲把饭端来了，是盘子盛的，饭和菜都在一个盘里。现在称盖浇饭，那时没这个说法。父亲端来的是两盘饭菜，一盘两毛钱的，一盘三毛钱的。三毛的有几片肉，两毛的没有。父亲很自然地把三毛的那盘给了我。我虽然不饿，但船上的是纯白米饭，很好吃。在家里和父母单位食堂吃到都是夹了苞米，碗豆等杂粮的饭，比不得船上的纯大米饭。我狼吞虎咽，几口就扒完了。这时父亲的那盘还原封没动，父亲说：“没吃饱吧，把这盘也吃了。”我二话没说拿过来就大口的吃起来。吃了几口，实在是饱得咽不下去了，就放下了饭盘子。父亲笑着说：“吃不下去了吧。”父亲这时的笑，眼睛是眯着的，隐约有些泪。 由于长江在石首县境内转了9道弯,水路有100多华里,所以我们在船上耗了8.9个小时,直到晚上快10点才到调关码头。船快靠码头时，父亲把我从他怀里推醒。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的跟在父亲的行李担子后面上了岸。由于王文平同学的父亲有港务站站长的特权,他们就在码头上留宿。我们就只得进镇去找旅社。从码头到镇上还有段路程，那时调关小镇还不通电，黑漆漆的看不见路。父亲挑着行李担子高一脚低一脚的摸索着往镇上的方向走，还不时的叫我的名字，生怕我没有跟上来。好不容易总算摸进了镇，找到唯一的一家国营旅社住下了。这也是调关镇当时唯一的一栋两层的楼房.按现在的话说,是调关镇标志性建筑. 次日,也就是10月3号,我们早起,在镇上吃了面条.依然是父亲挑了行李担子,我背着书包，向第五中学方向走去。五中在黄连山中的一小块盆地上,离调关镇有七八华里路程。父亲那时已年近五十，在战场上还负过好几次重伤，但他体质很好，挑着不算重也不算轻的担子，一闪一闪的,颤悠悠地走得很轻松。我紧走慢跑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便到了。 这时,学校的操场上满是散落的新生和他们的行李担子。父亲找了空一点的地方，刚把担子放下。王文平和他的父亲就过来了.王同学的父亲操着江陵人的口音,大声对我父亲说:“老曾，我们走，回去。” 父亲不解的看着王站长：“我们来迟了，还没报名，你先走。” 王说；“报什么，没有我们两个娃儿的名字，走，我们回县里，找教育局扯皮去！” 父亲不加思索地说：“我们有教育局的入学通知书，学校敢不收？！” “我跟负责报名的同志讲过了，人家说他的花名册上没有我们娃的名字，他不好办，要我们找县教育局。”老王说。 “如果我们回到石首，教育局又要我们到五中来怎么办？那不是两头跑吗？”父亲想了想说：“我们还是先在这里弄清楚。”停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我去看看，不行就找找校长，看他给个什么话。”父亲边说边向负责报名登记的那个方向走去。 忽然,不远处传来父亲的吼闹声,操场上一下就躁动起来了。人们都向报名登记的桌子围了过去.我抬眼顺着父亲的吼闹声的方向望去.只见父亲怕着桌子在吼叫:“我们有教育局的上学通知书，你们为什么不收？” 这时几位负责登记报名的男女老师都站了起来，围住了父亲，其中一个清瘦马脸的高个老师扭住了父亲的胸襟，企图把父亲拽到什么地方出处理，却不知父亲曾是解放军侦察兵的连长，常常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站哨的敌兵装进麻袋，背回营地要口供。这个清瘦马脸的高个老师哪是他的对手，只见父亲捏住了他的手腕，稍稍使了点力，那马脸便似杀猪般嚎叫着踹倒在地上了。沸腾的操场一下子就出奇的安静下来，好似播放着京剧中热闹的武打场面的收音机突然断了电源似的，鸦雀无声。后来得知这马脸是体育老师，姓什名谁，由于时间久远，不好意思忘记了。 “曾营长还是那么身手不凡啊！神勇不减当年哟。”短暂的沉寂之后，响起了一个浑厚的鄂北口音。他是长江修防总段的黄段长，是个扛过枪打过仗的人，是父亲的战友，当然也是走资派。他魁梧高大,虎背熊腰,古铜色的脸膛。是我小学同班同学黄贤木的父亲。他比我父亲年纪稍大一点，我称呼黄伯伯。虽然他们都转业到了地方，总还是不改部队时的称呼。 “哈，是曾老啊，送贵公子来上学呀”一个瘦小身材，尖嘴猴腮，穿身黄军衣，臂套红卫兵袖章的中年人挤了进来。显出跟父亲非常熟悉样子，一边说着一边热情洋溢地拉住了父亲的双手。其实父亲根本就不认识他。接着他又面向负责报名登记的老师们说：“这是曾老革命，他的娃儿到我们学校来读书，是我们学校的荣耀。黎老师，你跟曾老的娃儿把手续给办了。” “刘主任，县教育局的通知文件没有曾老娃儿的名字，那怎么好办？”一个身材颀长，皮肤白净漂亮的女老师憋着不太规范的普通话说。她叫黎明旭,是俄语老师，后来开学上课知道的。因为长得漂亮，她的名字至今记得。 “ 没关系，我跟县教育局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你们先办吧。这样的红根子，我们学校是一定要收的。”后来得知这尖嘴猴腮是校办主任，五中刚兴起的红卫兵头目。 在刘主任的关照下我入学了,成了石首五中的学生。 然而王同学却没这么幸运，当刘主任表态接受我入学时，王同学的父亲赶紧把入学通知书递了过去：“还有我的娃儿，一起办了吧。” 刘主任疑惑的目光停留在王同学父亲的脸上,片刻,嘴里嚅嗫道:“你是......" “他是港务站王站长，他的娃儿跟我娃儿是一个班的同学。”父亲介绍说。 “不行，我校只收工农兵的子弟！走资派的靠边站。”尖嘴猴腮立马换了一幅凶巴巴的嘴脸。 王站长二话没说，扭头拉起王同学就走了。不过他们因祸得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文平同学居然进了石首第一中学。 办完了入学手续后，在那个尖嘴猴腮刘主任的引领和陪伴下，来到了学生宿舍，所谓学生宿舍就是一个破旧不堪的教室，摆了二十多张双层木床，挤得满满的。父亲跟我选了靠窗的下铺床位，展开被褥把床铺好，安顿好了行李。做完这一切后，父亲摁了摁床铺，感觉褥子太薄，就跑到附近老乡家，要来了一小捆稻草。揭开褥子，重铺了一遍才满意的离开。 我们来到学校食堂，父亲跟我买了大约可用二个月的饭菜票，并陪我吃了午餐。饭后父亲交待我说：“现在有个学校读书很不容易，要珍惜。 要好好读书。”父亲知道我爱打架，特别交待我不要跟同学们打架。说：“这不是在城里，离家远，打伤了你自己吃亏。要跟同学和老师搞好关系。”父亲说完，掏出二十元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我一下就成小财主了。那时农村一般老乡家都难以拿出这么多钱。我肯定是第五中学同学们中最富有的了。 “曾营长，走吧，不然赶不上回去的车了”这时黄伯伯过来了。于是父亲和黄伯伯离开了学校，两位老战友并排走在黄土丘陵的泥土路上，我跟黄贤木同学站在校门一侧的黄土高坡上，看着两位父亲的背影，迈着当年军人的步伐，渐渐地远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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