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参事招商记 |
| 正文 | 参事招商记 盖生 参事是历史系的教授，也是当时学校为数不多的教授之一，所以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完全是他研究的一个项目的结果。教授本来是搞地方史的，在研究中发现本地出生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人物，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有干系，譬如“长城抗战”，“华北事变”，“西安事变”等等。但是多年以来，史学界对其有误解，甚至有人认为是汉奸。“还历史本来面目”本来就是历史研究学者最重要的价值追求，更何况还有其它原因。简单说，其人虽然早已作古，但他的子女还在，尤其重要的是，他一个儿子是张学良的义子，现居美国，是有影响的华侨领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想招商引资都想疯了，以为哪一个外国人都富得流油，哪一个华侨都是亿万富翁，更何况还是侨领？平白无故地跟人家套近乎自然不容易，要研究他爹，还能不受感动？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教授是某个党派的头头，所以，项目一立，教授就通过统战部门与市、省政府联系、游说。很快，省、市两级领导就批示表示支持。上面支持固然重要，但是在项目运作初期，地方政府一般也仅限于表态，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资助。“不见兔子不撒鹰”使他们很少做赔本的买卖。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得说动学校。学校的领导态度不一，有的出于个人关系，有的出于嫉妒，有的出于利益，所以，有的支持，也有反对的，好在书记是学文科的，对此有兴趣，于是拍板：干！首先成立一个处级建制的研究机构：XXX研究中心。接着，腾办公室，拨经费，购买参考资料，调研，等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看有点意思了，教授就跟那位研究对象的后代，尤其是与身在美国的侨领取得了联系。一听说研究他父亲，这位侨领自然十分支持，因为这种研究，有给他父亲在历史、政治上平反的意味，对于已经作古的人自然无所谓，但是他的儿子就在中国做生意，有一个在历史上有贡献的先人做招牌，在结交上层人物时，就是一张最闪光的名片。因为在中国，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长达数年的热线由此开始了。 这位侨领深深了解国内行情，知晓各级政府及领导需要什么，重视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从国内出去的，而且他的儿子近年来一直在国内。不用你欲言又止，也没必要提醒暗示，很快，花样翻新的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接连不断地从太平洋彼岸传了过来：什么粮食深加工啦，垃圾发电啦，数以千亿计美元的融资项目啦，等等，都是当地求之不得的项目。于是，这些项目的有关资料，就以学校为平台，传播到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桌前。当然，也只限于信息，因为任何项目都没来得及进入实质性阶段，就又换一个更有诱惑力的了。但是，无论哪一个，都似乎大有希望，所以暂时还没成，绝不是项目不好，也不是对方没诚意，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真正出现过，一直是侨领在操作。而且，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海外统战，所以，在向省委统战部领导汇报时，领导们为了提高该研究项目发起人的影响力，高瞻远瞩，破例给这位边缘而且是专科学校的教授一个参事的头衔。 如此这般地来回若干时日，对方就出资邀请学校、市里有关领导赴美考察。那时出国还是非常稀罕之事，尤其是去美国。而且，当时还有这么一个政策，无论是谁出的资，所在单位都要为出国的每一个成员做一套高档西装，以免丢国家的脸。经过一番角逐、平衡、再角逐，再平衡，名单确立，市里虽然至今过没出一分钱，但是为了表示重视，书记自然要领衔带队，其他相关局级领导也带了一些。当然，作为发起人的参事一定要名列其中，因为他毕竟是个重要由头；对此事大力支持的学校书记也没有被遗忘，因为操作这件事，毕竟还是学校出的人、财、物。于是，一个二十几人的代表团就像模像样地准备并启程了。 代表团在北京登机，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在华盛顿降落。接待方主要以全美中国同乡会的名义，那位侨领早已等候在机场。于是，白宫，国会山，国家博物馆，以及纽约的第五大道，华尔街，拉斯维加斯赌城，洛杉矶的好莱坞等等，都免费转个遍。 几天下来，大开了眼界，发现资本主义确有很多好东西，可惜带不走。接待方虽然热情细致，但是经委、招商局的几个领导还是有些不安：怎么不见企业界人士，两手空空地回去到时候说什么呢？通过参事把这个意思向侨领转达了过去，侨领笑笑说会安排的，也就不好再问了。直到临回来前的送行晚宴上，接待方才介绍几个在侨界有影响的企业界人士给代表团。但也仅限于互递一下名片，说一声，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就是此行的最大收获了。 这些人凯旋而归不久，从大洋彼岸又传来喜讯：在美华侨要组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访，名义是来参加“XXX将军学术研讨会”。其中，据说，有曾经给在任的美国总统上过课的著名学者，大学教授，有台湾的退役将军，有中国若干省份的在美同乡会的首领，还有几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有几个企业家也在此列，据说，不仅有投资意愿，还有捐款意向。这最后一点最叫人兴奋，因为投资毕竟见效慢，捐款直截了当。早就听说，某某地，因为研究了某一海外巨商的祖先，作为回报，人家给修一条街；某某学校，因为研究了某某，人家的后代赠送几栋楼，等等。于是，如何接待就提到日程了。 既然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就得做点这方面的准备。首先，得请几个省内外大学，国内有名的学者来撑撑门面。这个并不难，资格老威望高的教授当面去请，反正距离都不算远；资历一般的，打个电话就搞定，你想啊，好吃好喝地客串一把，再打点秋风，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外事无小事”，既然这么多重要人物来，一定要给足面子，谁都知道，最大的面子还在领导脸上。所以，从市到省直到中央的统战口，逐级汇报，请求支持。这个也好办，统战口由于工作性质，向来平易近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都迫切希望海外华侨们能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点力量。所以一个报告打上去，一路绿灯。日程大致这样安排：根据对方意愿，代表团国际间往返机票自行解决。国内机票由学校解决，从省城到市里所需车辆由市里提供。外宾入境后，学校、市里有关领导和人员赴京接机，然后乘国内航班到省城，再由省市有关领导陪同到达。参加过学术及其它活动之后，在京逗留期间，中央统战部领导接见。一切安排妥当，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最难的是代表团到来时，由学校出面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画桌，就是谁坐在哪儿，谁和谁挨着吃饭的事。表面看，这是最简单不过了，反正都是圆桌，谁爱在哪在哪，谁爱挨着谁挨谁，随意吧！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的又是谁都惹不起的学校，问题就大去了。省、市哪些领导来，都是什么级别，外宾都是什么身份，学校哪些领导参加，这些人都应该坐在什么位置上才恰到好处，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这一类活动，吃饭是一种政治仪式，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儿吃，挨着什么人吃才最重要。当年毛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指战争年代，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常常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你想，如果你身边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那岂不是说明你自己也是个没身份的人？如果是一个级别很低的，那不显得自己的级别也很低吗？在官场上，这样的侮辱谁受得了？学校颠来倒去，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比较有经验的两个处级干部做了。就这样，随着出席宴会人的变化，画桌也在不断地调整，直到代表团来，这桌，两个处级干部整整画了一个月。 一个月说到就到，代表团临来的前一天晚上，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已经赴京去迎接，在家负责接待的，又把该做的事从前到后理一遍，感觉没有任何漏洞了，才安心地睡觉。但是，代表团真的来到时，还是出现了问题，而且是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出现在画桌上，是参事的位置应该在哪儿。海外代表团到达的当天，是省委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和一处长，省教委一位副主任和一处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副主任，还有省外办、省侨联的几个处长等等一行人陪同前来的，市里几大班子领导和相关局长，学校主要领导等等都出席了欢迎宴会。可是，赴京迎接的参事教授仔细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座位牌，原来是画桌的两位处级干部认为他就是一个老师，把他安排到会务人员那里了，没有牌。不管怎么说，参事教授也是这件事的发起人，而且至少在名义上，这些人是来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尤其是那位侨领一直是与参事教授联系的，跟他最熟。所以，在这些海外人士看来，参事教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主宾席上。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参事教授满屋找座位牌，侨领们满屋找参事教授，大家也终于找到了参事教授的位置时，已经不容他自己忍辱负重息事宁人了。于是，在参事教授准备愤然离去的时候，侨领们也要离开，一时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第二个问题，是代表团团长罢餐。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历史学家，由于供职于美国国会，在美国政界也颇具影响力。而且，此人的父亲原是东北军元老，而且他本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恩公张学良也过从甚密。所以，此人的到来，连中央统战部都非常重视，这也是届时准备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接见的重要原因。可是，自从下飞机，看到接机的各级领导主要是围着同机到达的某个大亨转，早就有些不快了。文人清高自古如此，尤其是那位大亨在美侨界名声也欠佳。在举行宴会时，市委书记可能是考虑到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了解到他们去美访问的费用是这位大亨出的资，因此，在介绍来宾时，对这位大亨特意多说了几句，忽悠他给国内的一些学校捐助了多少资，为贫困人口做了什么事，等等。而对他，作为民国名人之后的著名学者，则只是简单的一句：XX教授，历史学家。看老先生离席抗议，侨领慌忙过去陪小心，因为拉此人来，本来就是给他撑面子的。 第三个问题，是本土历史学家们的抗议。为了由头更充分，研讨会还是要开出点学术味，开出点档次的。所以，参事教授出面请了他的几个在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师。这些老头也很给面子，答应来就来了。正式研讨会开始之前，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其实这才是主题。会场设在距离海外代表团和国内来宾下榻的宾馆不足半公里的剧场，本来，根本用不着坐车。但是，协助操办大会的市外事办副主任可能是认为坐车最显身份，非叫大家上车不可。而且，对外宾可谓是毕恭毕敬，用老先生们后来的话说简直就是“奴颜卑膝”，而对他们这些老先生，在她看来，似乎就是来蹭饭的，直接大声呼喝：“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几个老先生愤然转身回屋，不去了。这也难怪，像她这种宾馆服务员出身的小官，眼睛里除了官就是钱，哪里懂得学问是何物？她可能还以为她的作法是工作有魄力的表现呢。 本来，老先生们对这种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作法就颇不以为然，更何况还受到不公正待遇！当然，他们所以能够来，说明他们对这种拿学术说事儿，实际却是侮辱学术的作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这次还是被突破了底线。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老先生们骂过之后，正式研讨会还是参加了，而且还作了比较精彩的发言，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想让那些假学者低看了，这就是做人的层次和差距。 第四个问题不是办会者的错，自然也是始料未及的事，是撬行，就是所谓的挖墙脚。一看这个研讨会阵势如此之大，可能带来好处似乎也不可限量，于是，省内一所著名大学的某个应邀参会的青年学者动心了。实事求是说，此人的确不怎么地道，因为按照资历名望，他绝不属于邀请的对象，是他的亲妹夫，就是这个所谓XXX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成员为了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好吃好喝地来玩玩，也是为了向大舅哥显摆一下自己也在办大事，经过请示参事教授，才决定请他来的。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好意思？当侨领微笑着把此人如何与之秘密接触，介绍了他们学校的研究实力，表示了希望能够与他们有进一步合作的意愿等等情况透露给参事教授时，参事教授的危机感油然而生。一方面对侨领将如此之大事能够坦诚相告感激万分，另一方面则严词痛斥如此卑劣行为，并再三担保本校的研究能力。然后，马上报以颜色：对试图撬行者怒目而视，且派其妹夫传话：“本会不欢迎他！”弄得其人非常狼狈。后来，就是研讨会之后，那位侨领还陆续透露过，别处还有几处有研究他父亲的意向，都被他婉拒的一些情况。而且每每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只相信这里的研究实力云云。每一次，参事教授都感到压力山大，于是立刻召集全体研究人员开会，鼓干劲，分任务。今天想来，这位侨领虽然身居海外，却深得毛泽东《矛盾论》的精髓。 实事求是说，此次研讨会就学术而言还是充分而成功的，为了开好这次会，在参事教授的主持下，不仅查阅了所能查阅到的相关历史档案，搜集了所能搜集的文字资料，而且撰写了数十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可以说是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论证方式。虽然有的文章，有一点价值设定的味道，但是大多数还基本做到了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而且，研讨会所采取的发言和点评一对一结合的方式，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在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基本都是在历史逻辑的掌控之中的。相比之下，海外代表团由于没有几个是学界的，更谈不上准备充分，包括那位历史学家在内，也没有什么令人叹服的发言和叫人眼前一亮的表现。这也是国内几个老先生不服气、不满意给予他们那样高礼遇的原因。当然，海外人士此来，研讨会不过是个由头。 下面，还是集中介绍一下研讨会的开幕式吧，因为这才是本次活动的重心和高潮呢。应该说，如此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这个仅有三十万左右人口的边陲小城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是以师专为依托，所以，近千的师生自然成为烘托这宏大场面的最佳观众。主席台足足坐了四大排，除前面所说的，省、市有关部门，如省委统战部、省外办、省侨联、省教委、省政府参事室以及市里几大班子、相关局、办领导外，还有特意从省城赶来的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和几个民主党派主委兼的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等等。还不算省内各大媒体，大专院校，新闻出版等等方面的专家、代表、记者等等，真可谓是济济一堂。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庄严，光是相关领导、来宾就介绍了十几分钟。然后是市里领导致辞，海外来宾祝贺，省里领导讲话，研究对象家属致谢，研究人员表态等等。最后是本次活动的重轴戏：由那位海外大亨宣布：向“XXX研究中心”捐款一百万！ 在当时，一百万虽然也不是太大的数目，但是，大家都认为，既然这位大亨那么有钱，可能这只是一个开头。而且，这只是为研究中心的捐款，学校、市里乃至省里的也许还在后头，所以，全场仍然报以热烈的掌声。 开幕式也好，研讨会也好，都可以说是取得圆满成功。而且，海外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不仅受到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接见，而且，由于中央统战部的汇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一位常委级领导人竟也同时出席，并在“新闻联播”的节目中播出，在《人民日报》等大报的显著位置报道。这实在是大大地超出了大家最好的心理预期。 一场声势浩大的接待工作终于忙过去了，虽然大家仍然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譬如有的计划着那一百万捐款的用途，有的算计着自己从中获得什么利益，有的甚至已经在争功中闹得不亦乐乎了。但是，钱，一直没有到账。本来，在捐款现场，就有人心存疑虑。因为捐款方给的不是现金支票，也不是惯常的放大的复印的支票样本，而是一张用一页白纸手写的捐款书，一打听，领导们解释说大宗捐款都这样，上面留下联系方式，很快就会把钱打过来的。人家那么大的名望，这只是几个小钱，不会有问题的。这样一说，大家才觉得释然，心存疑虑的人反而觉得自己很无知，很狭隘，甚至有点龌龊了。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甚至一年年过去了，一次次查验账号：空白；一次次拨打所留电话号码：“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学校书记坐不住了，参事教授也坐不住了，与那位侨领联系，先是答应马上与之联系，然后是“最近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就是等一等，再后来还是等一等，最后，这位侨领的回答仍然是等一等。参事教授说：没说不给就有希望；学校书记说：不管咋说，提高了我们学校的知名度；市里书记说：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主要算政治帐。但是，20年过去了，期间，学校书记已退休，市里书记已调走，参事教授在焦虑中已经去世，而那张捐款书还在学校档案室里接受灰尘的爱抚。 补充说几句，海外代表团在离开A城之前，还有一次小型捐款，一共是一万五千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十万多一点。本来，这一笔钱无论是作为“XXX研究中心”后期活动的经费，还是冲抵学校接待所花费用，都是必要而且名正言顺的。但是，那位侨领，先是要求学校在校园中为其父亲建纪念馆，学校领导们经过合议，认为这不过是用小钱换大钱的事，不如采取主动，于是学校先垫付所挖地基近十万元的费用，但后来因不见后续资金流入，担心投入过多陷入被动才作罢。后来，侨领又提出为其父修一衣冠冢，委托他的一在省某银行任副行长的亲属操办，通过与市里领导协商，最后选址地处市中心公园里，所需费用说是暂从所捐款项中支出，因此，那点捐款也就全部用光了。 回过头看，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有失有得，从好的方面讲，学校无论是接待大型会议的经验，还是学术研究的水平，乃至于知名度，都有程度不同的积累和提升。市里呢？没出一分钱，还为一批官员提供一次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机会。当然，在最好的地段拿出一块地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个小数。从个人角度算账，学校书记并不亏，起码免费赴美一游；参事也不亏，否则，参事头衔哪来？市里书记虽然没有因此而高升，却也调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书记；侨领更不亏，有了名人之后的资本，其在国内的儿子在生意上蒸蒸日上。那么谁亏了，那得看怎么算了。 对了，后来在某电视台的一个“名人访谈”节目上，又见到了那位久违的大亨，还是那样和蔼可亲，还是那样神闲气定。并且，通过网络上了解到，那位大亨又有若干次捐款，社会声誉如日中天，只是不知道都有哪次是真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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