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黑子 |
| 正文 | 黑子 文/卢柏莉 在城里生活的久了，反倒总是怀念起在农村度过的那些日子，以及那里的许多事物。 60年代初，一群支边青年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响应祖国“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来到新疆开荒种地，我的互不相识的父母亲被分到了托克逊县前进公社农场三队，那年父亲21岁，母亲19岁。一个队其实就是一个村，除了五、六户当地维吾尔族居民，其他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支边青年。刚来时，维族人住的是自己打的窑洞,可以遮挡风沙。支边青年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一嘴沙子一口馍，艰苦的生活中，他们渐渐尝到搭伙过日子的甜头，也学维族人拓土块、打窑洞、盖房子，开垦荒地种粮食、种菜、种瓜果，自由结合成立了家庭，还把娃娃生在了这里，营造幸福的氛围。有一天，张瘸子绑在北头树林里的驴倒毙于树下，脖子上有两个大血洞，队长吾甫尔说是狼咬死的。全村人就紧张起来，家家都养起了狗，我家也不例外。当然，这都是听大人们说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从没有出现过狼。 我家养的是一条黑狗。那是一条普通的土狗，身材不够高大魁梧，毛色单一不够靓丽，牙口也不够锋利，在村子里与其它土狗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就是这样一条极其不起眼儿的狗，却如同家人般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父母叫它“黑子”。黑子在我家，它从哪里来，年纪有多大，我从没有问过，大人们也没有说过，我只记得自己是听着它那混粗的嗓音慢慢长大的。记得在我牙牙学语时，同时也学会了蹒跚走路，小脚丫载着自由的眼光，总想四处游荡，只要是大人限制的范围，都隐藏着我想探求的好奇，而黑子就在我离开了大人的视线，即将触及危险时总会故意撞倒我，惹得我嚎啕大哭，大人便成功地将我救了回去。那时候，在我小小的眼里，黑子是一条年轻力壮且身材高大的狗，它通体漆黑，轻易不吭声，黑亮的眼睛上方各有一小撮圆形的白毛，我们常戏称它为“白眉大盗”。它一身油光闪亮的毛发会随着嘶吼时一伸一缩的脖颈的牵动而微微颤动，形成波浪，像极了黑色的金丝绒布料。它的声音从胸腔中低沉沉地发出来，让听的人感到毛骨悚然，摸不清它的底细。它身材高大健硕，在土狗当中算得上是一位“美男子”，至少在我小小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家人叫它黑子，也许只是根据它的毛色随便给的一个称呼，而对我，这就成了它响当当的名字，它走到哪儿我就叫到哪儿，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像一个威武的大哥，处处保护着我。 黑子从不会擅自钻进住人的屋子，它有涵养、懂礼数。只要不刮风，我们一般都在院子里吃饭，每次开饭前，母亲总要吆喝一声“吃饭了！”正在跟黑子一起玩耍的我们，呼啦涌向饭桌。它则相反，立刻来到院门口，头朝外趴下身子，让后背对着饭桌，绝不回头偷看一眼。要是换了别家的狗，口水哈喇子早都流了一地，蹭在吃饭的人身边呜呜地轻嚎讨吃，招人生厌。饭毕，母亲收拾碗筷，用抹布将桌子上掉的饭粒馍渣胡噜到地上，朝门外叫一声“黑子”，它这才慢条斯理地起身，像一部性能极好的吸尘器，悄无声息地将饭桌下清理得干干净净。一地的残羹剩饭，它吃得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然后，又趴回院门外，一下一下仔细地舔梳着身上的毛发，一副非常知足的样子。有时我们路过正在吃饭的人家，有谁胆敢伸长了脖子往人家碗里看，母亲便会将拳头攥起，然后用弯曲的中指狠狠地敲一下他的脑壳，咬牙轻骂一句“咋都不如条狗！”被敲的人强咽下眼泪，如何做人的道理却牢牢地印在了心上。 黑子听得懂人话。托克逊是个风口子，一年到头风沙不断，农耕条件非常恶劣，常常是种的多收的少，娃娃多的人家只能勉强糊口。母亲精明能干，在院墙外马路边开了块小菜园，用棉柴杆儿密密地扎了一圈篱笆墙用来挡风，里面种了几十棵玉米，同时种下了我们对美食的神往。到了夏天，一个个圆滚滚的玉米棒子，吐着红须子，在篱笆墙里出落得像一群大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饱满。母亲就警惕起来了，她拍拍黑子的脑袋说，你给我防着点司马义的洋冈子（维吾尔口语：老婆子）。司马义家住在村东头，和我家只隔一条马路以及马路边上的一条沟渠，用一些沙枣树枝简单围起来的院子里，有三间破窑洞，家里有四个儿娃子三个丫头子，最小的还在吃奶。司马义的洋冈子很瘦，脸色黯淡无光，一头营养不良的黄发上系着一条洗的发白的红头巾，可能还是结婚时买的，歪歪斜斜地扣在头上，总觉着要掉下来。她常年在穿着秋裤的外面，裹一条宽大的墨绿色裙子，脚上踢啦着一双类似拖鞋的尖头皮鞋。她喜欢坐在院子里的木头墩子上晒太阳，怀里的娃娃舌头裹着奶头，头歪向一边睡着了，却没有松口的意思，那空空的乳房被拽的像根皮条，半透明的样子让人怀疑那里面怎会产出奶水。村子里的人都说司马义的洋冈子是个贼娃子，说她放羊时让羊偷吃生产队的庄稼；说有一次她的裙子里掉出一个高粱头子；说她怀里的奶平时没有那么大，里面肯定藏着瓜蛋子。但说归说，却没有人敢抓她，连队长吾甫尔也不敢，因为她家里那七张嘴，谁家都养不起。黑子得到母亲的命令，一见司马义的洋冈子就又扑又咬，“呜汪……汪！”“哎呗！阿丹巴姆（维吾尔语：有人吗）！”司马义的洋冈子远远地蹲在五十米开外的马路上，一动也不敢动地尖叫着，墨绿色的大裙子充满了气体，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扣在饭桌上的大网罩。这时母亲出来制止住又蹦又跳往前窜的黑子，到小菜园里掰下几个大玉米棒子放到她的裙兜里，用手势告诉她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再拍拍黑子的脑袋说，不是肚皮饿得慌，谁会去当贼娃子呢，不过你还得给我看紧点司马义的洋冈子，谁家都缺这口食儿。从此有黑子守着，司马义的洋冈子不再来了。 ? 黑子为村里人立过功。有一天，村里来了两个陌生男人，在隔壁哑巴家的院子里卖古董，他们说他俩是民工，帮公家挖古墓，实在是吃不了那个苦，就偷偷拿了些古董出来卖，攒够回家的路费就成。看着金光闪闪的金碗、金元宝、金弥勒佛，好多人都动心了，纷纷回家取钱来买。父亲看到人家都买了，生怕吃亏，花400元钱也去哑巴家买了两个金碗，说是留着当传家宝。那两个男人卖完了古董，才走出哑巴家大门，忽然听得哑巴一声嚎叫，接着就看见哑巴手捧着一堆摔碎的泥巴疙瘩冲了出来，那俩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原来哑巴拿着金碗爱不释手地把玩，一不小心失手掉到地上摔碎了，等到村子里的人从哑巴那儿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两个骗子连影子都不见了。大多数人家都受了骗，那时候的钱有多金贵，几百块钱得攒几年！有的人捶胸顿足，有的人脸色苍白，还有的人蹲地上叹气，人人心里像塞进了一大团乌云，灌进了一大坨黑铅，黄麻子的老婆揪着他男人的衣领，要死要活地哭着喊这日子没法过了。忽然，黑子朝着马路对面的麦田竖起了耳朵，嘴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整个身子前低后高、毛发竖起，一副蓄势待发的姿势。父亲说去看看，顺手捞把铁锨就跟着黑子冲了出去，村民们也拿铁锨的拿铁锨，拿坎土曼的拿坎土曼，都跟着往麦田跑去。到跟前，黑子已经扯住了趴在麦田里骗子的裤腿，俩骗子吓得筛糠，老老实实把骗大家的钱都交了出来，刚塌下来的天硬是让一条狗给撑了起来。 ? ? 黑子会很多绝活，比如打躬作揖、翻跟头握手、开门关门样样都会，我们常常跟它玩得乐此不疲，疯得几乎忘了它是条狗，那段时间，它是我们贫困日子里难得的快乐，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放学回家，黑子远远地就开始摇尾巴，大尾巴像把大扫帚，不一会儿就扫得尘土飞扬，屁股下的土地一片雪白。但它不会像别的土狗那样扑到人身上到处乱舔，糊弄人一身黏兮兮的口水，而是抿着嘴貌似微笑地静坐着，等到了跟前，才伸出前爪与我们握手。只有从它不停挪动的后爪能看出它按捺不住的喜悦。有黑子在，我们过得很安心，它就像灰色天空忽然出现的五彩云霞；它又像寂静河畔悠然响起的美妙琴声，总能让我们孤独单调的生活变得美好。 岁月催人老，岁月同样也没有放过黑子，随着我们的长大，黑子老了。上中学时我们住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黑子除了看家护院，就是坐在门口等我们回来。那会儿已经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大面积植树造林把风挡住了，托克逊再也不会飞沙走石活埋人了，连司马义家都在破窑洞旁扩建了崭新的平房，再没有人骂司马义的洋冈子是贼娃子了，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可是黑子却老得连火腿肠都啃不动了，它像一个高龄的老头儿，腰背佝偻行动迟缓，毛发杂乱毫无光泽，身上也邋遢起来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卧在墙根晒太阳，游离、呆滞的眼光漫无目的，每天只能喝点母亲专门为它熬制的肉粥。 黑子死之前是有些征兆的，它竟破天荒地离开晒太阳的墙根钻进了屋里，在每个人的鞋头上闻了一遍，便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过一会儿，它又进来重复刚才的动作。母亲说，这狗怕是不好。第二天上午，早已不当队长了的老吾甫尔来找父亲，他说你家的狗在“台台儿”死掉了。“台台儿”是我们队上最后开出来的荒地，在戈壁滩的边缘，土质含沙而松软透水，老吾甫尔在那里承包了一大片地种花生，地旁边的戈壁滩上是一大片坟地，埋着前进公社所有逝去的汉人。老吾甫尔说这是一条好狗，是一条通人性的好狗，它没有死在你们院子里是不想给你家带来晦气。父亲赶着驴车到“台台儿”就地掩埋了黑子，有一段时间，母亲则经常莫名其妙地熬了肉粥又倒给鸡鸭们吃。 我家从此不再养狗，母亲说，太伤心。然而，在寂静的深夜里，我却时常听到黑子混粗的嗓音。 写于2015年3月6日 卢柏莉，新疆托克逊县第一小学教师，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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