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华民族的另一个周期率 |
| 正文 | 最近加入了一个教育群，一个群友痛感中国当下思想的缺失，大声疾呼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呼吁肯定是不错的，自蔡元培在北大倡导这一精神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我看来，独立……自由……不是一个应不应该实行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什么想实行却如此艰难的问题。 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到了一个周期率的问题，他说中国总是在治——乱——治——乱的周期中轮回，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到破解周期率的办法。毛泽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来破解周期率。他在文革中也尝试了大民主的方式，结果让他自己也悲观，临终前发出了“你我之辈，仍将夙志，付诸东流”的悲叹。 我感到最可怕的是另一个周期率。诸子百家文化大繁荣时期是春秋战国的乱世，集今古文于大成的郑玄生活在东汉末的乱世，王弼、嵇康、祖冲之等大家产生于两晋南北朝的乱世，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乱世，甚至心学王阳明也是生活在太监弄权君权旁落的黑暗时期，明末的乱世诞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末的乱世诞生了魏源、龚自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民国的乱世有了蔡元培、梅贻琦为代表的北大清华的盛况，有了西南联大，至于那一时期出现的大思想家文学家和培养的人才盛况大家让我们今天回望都为之骄傲。许多人觉得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最繁荣的时期，但那个时间段也是领导人更换最频繁的时期。 中国的思想文化繁荣几乎都是在乱世甚至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才出现，或者说，在中国思想繁荣的时代往往伴生着社会的动荡，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作为知识分子，可以把“独立……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并当成推动实现的理想，但于对政治家来说，任何可能伴生的动荡，都是不敢尝试的昂贵成本。 为什么西方的文化繁荣是盛世出现 ，而中国要乱世出现呢？我想这是中国文化所给定的结局。一定社会之所以选择了某种体制，一定是社会文化有支持着这种体制存在的必然因素。 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不同的，农耕文明讲组织、讲秩序、讲尊卑、讲礼仪，它倡导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人格。个人是集体的一员，个人意志要服从集体意志。它没有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的“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样的开明，也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样的进取精神，它要求每个人都要在集体这个大框架中格式化，所以只有在乱世，君权松动的时候，个人的思想创见才有萌芽的可能。这也是“独立……思想 ……”不可推理，一旦推理只会悲观到刘晓波说的，中国只有当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希望。 但是今天我们毕竟看到希望了，农民工进城，瓦解了农村的宗族制度，互联网的普及，虚拟世界的平等将促进现实世界的平等，物权法的出台，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资本和民间的力量，推进权力的主权在民的落实。许多人说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规矩，我想不是他们没有规矩，而是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年轻人驯服服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规矩，中国才有变化的希望。当个人主义人格代替集体主义人格，当儒学中以孝为根基的服从秩序被民主尊重的关系所代替，当50后成为过去，60后风烛残年 ，70后退出历史舞台，80后主宰世界，90后成为社会的中坚时，当物质文化推进精神文化的彻底变革，“独立……自由……”差不多就变成现实了。那时正是新中国建国100年左右，我又一次佩服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出的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了，伟人的伟大在于他们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并一步步地稳健地推进这个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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