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邻居闯关东 |
| 正文 | 邻居闯关东 文/李百合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的邻居移居他处，搬来了一户山东人。村里住的山东人很少，所以同龄的小伙伴们都觉得非常稀奇，都睁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静观这家山东人的出出入入，看他们赶着马车一趟趟拉着家具等物进进出出，听他们与人说话的腔调和吆喝牲口的声音，都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新奇。 最后一趟车拉来的是一头猪，抬下来之后，用绳子拴在木橛上。猪刚换新的环境，觉得一切都很陌生。老汉抓了一把玉米引它到槽前进食。它仍然是远远地站着或是惊得直挣绳子。老汉就叫“姥姥、姥姥。”于是，我们就哧哧地笑：山东人真有趣，怎么对猪叫起姥姥来了？领头的阿发嗷地一声哄起来，伙伴们都高喊着“姥姥、姥姥”，便一哄跑散了。 后来，我知道邻居老汉在最小的孩子三岁的时候，老伴就已经去世了。老汉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膝下四子，长子已经娶上了一位山东大妮分家另过了，大概是在山东成的婚吧。其余三个都还没有成亲。听大人们说他们是一窝“跑腿儿”（没有成家的成年男人，也叫光棍），是想换个地方能娶上个媳妇。 好奇心的驱使，我便经常伏在自家的墙头上，看这家人的走进走出。老汉一杆铜管玉石嘴的汗烟袋总不离口，那么长足有二尺，中间还挑着一个装得鼓鼓的黑斜纹布做的烟包。我真担心这么沉的烟袋会把他的牙撅掉。青色的棉袄本来扣子扣得紧紧的，还要扎着条几乎成了黑色的白腰带。裤腿儿扎着黑色绑腿。老二经常背着手站立着，看着门前的榆树。有时走出院子，在开满粉色花朵的扫条地里来回踱着，像是欣赏，又像是在熟悉环境；老三长得极憨，说话的腔调也憨，他很少说话，没事总爱蹲墙根儿，手支下颔看着眼前的地面，好像愁绪如云、心事忡忡，或是思考“司马光砸缸”之类的事情，真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有什么神秘可言；老四是最小的一个，人长得小，极精灵状，一双绿豆似的眼睛总爱那么挑上几挑，逗着我们这些围观的娃娃们。我们便笑，便被老汉觑见，对老四叽哩咕噜地训斥。大概是瞒怨他不该贪玩而应尽快一些地帮助大人收拾乱乱摆放的家具吧。我们在想，一家人穿得最好的是老二，家里这么忙，他却有闲暇踱步，为什么反不遭训斥呢？一只母鸡从笼子里钻了出来，在院子里乱飞，扑得尘土飞扬。 “老四儿，你个四（死）眼的，抓！”是纯版的、地地道道的山东口音。老四儿就极脆地笑着，与鸡兜起了圈子。老汉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抓了一把玉米粒“格格”地叫着。真高兴，我又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山东人哄鸡叫“格格”。真好笑！猪叫“姥姥”，鸡叫“格格”，不知道会管什么再叫“皇阿妈”呢？这下我可以把这件事当做奇闻向小伙伴们炫耀了。于是，我撒腿就跑向阿发家。阿发正在吃饭，听我一说，拿上一支玉米饼子，沓拉着鞋子就跑来观看，我们就笑，就嘀咕：这家山东人真有趣！ 出于孩童时代的好奇心理，我以后就经常钻进他家的屋子里，看杂七杂八的家具，看各式各样的缸瓮瓢盆。山东人真怪，使用的这些东西与我们平时使用的都不一样：筷子要用一个竹编的筒盛着高高地挂在墙上；装碗盆的橱具是老三用土坯一格一格地搭成的土台，模式像我们这里的鸡窝。 老汉没事的时候，总爱“姥姥、姥姥”地把猪叫来挠痒痒。猪乐得及此，身子一伏卧在地面，于是便见满肚皮的大虱子在爬。老汉就一个个地捏起，扔在地上。样子极专注，像是精心地挑选麦种。 最有趣的是这家人吃饭。老汉每天都要蒸上一锅热气腾腾的馍（他们管馒头叫馍），全家人不是围着饭桌吃饭，而是分散开来，或是在炕沿边上，或是圪蹴在墙根下，或是靠在鸡窝旁，左手掐着两三个白面馍，右手端着一只装满白开水的白瓷大碗，香香地吃着，从不吃菜或是咸菜之类的东西。不知是家里贫穷，还是这就是山东人的一种习俗。 听家里大人说，老二今年都三十五岁了，穿着讲究，非常斯文，就是为了娶上个媳妇。这些话不久应验了，老二真的娶了妻，只不过如此斯文而又英俊的老二却偏偏娶了一个比她小十来岁傻里傻气的女人。大人们说，谁家的好女子愿意嫁个“山东棒子”呢。 那天放学，老汉家围了很多人。我从人缝里挤进去，看见老三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两眼向上翻白，四肢抽搐，又憨又胖的面部痛苦地扭曲着。老三喝了灭老鼠的药，便算与这个世界告别了。我心里便有了一种失落。老三好好的，怎么就寻了短见？他平日里不言不语，从没对我们进出他们的家门而生厌烦。老三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邻居家了。因为一走进他们爷几个住的黑黑的小土屋，我就觉得有老三的影子在对我嘿嘿地笑。 老二的傻媳忒懒、忒馋、忒脏，根本不是什么正常人，而且一到冬天遇冷就好小便失禁，常常把棉裤尿得湿湿的。英俊的老二从此没了生气一般，对傻媳不是打就是骂，后来干脆常年出外打工了。又过了二年，老四也结婚了。姑娘是本地人，也是极缺心眼的。老四经常用自行车做些小买卖，拼死拼活挣的钱，还不足给媳妇买好吃的。傻媳一没了好吃的，就闹着要跟老四离婚，老四无可奈何。后来村里有说不上媳妇的大龄光棍，抓住傻媳的这一特点，就用一些好吃的引诱傻媳，用一个甜瓜或是一两块饼干或是一个苹果，就可以把傻媳引到前面的扫条地或是玉米地里，或是在冬季引到柴草垛里“摔跤”。 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思想成熟了许多。听母亲说，我家祖籍是山东省登州府海龙县台儿庄。翻遍地图也没找到有这么个地方。我在想，几十年前，当我的爷爷和奶奶因为吸食鸦片而家道败落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东北来，其情况是否也会如此凄惨呢？我想起母亲曾说过，外婆曾因患有麻疯病而在她三岁的时候就死了，而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九岁。那时的父亲也是刚从关里逃荒过来的山东汉子，娶妻的情况会不会像邻居家的老二和老四一样地艰难呢？也许是吧！母亲虽不属弱智之人，但母亲的母亲却是个患有麻疯病的人啊！ 这围思索常常缠绕着我，这种失落常常带我的思绪回到母亲所讲述的很早很早的以前。父亲作为一个硬朗的山东汉子在西边崴（具体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母亲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古道，骑着一匹瘦马迎亲的情形，想到那个年代的庄严仪式下的粗犷与古朴。更多的是想到了那个年代祖辈的山东人们为后代创建美好明天所负出的艰辛的代价。 大学毕业分配之前，我曾见到了老二与老四，看他们接待我时的情景，是诚惶惶的、惨惨的。在老家，也许他们将与同龄人一样，享受一个和睦、平等、有爱的家庭，可是在这里，他们只能与这里的弱智病残者勉强配偶，过着一种近乎绝望而又麻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一封家书，还要向老乡笑脸道出他们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如今山东富了，家乡也富了，贫富贵贱之分，在本地人和山东人之间早已没了那道歧视的沟壑了，但我永远忘记不了，我幼时曾有这么一家邻居是山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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