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上海女孩”说开来 |
| 正文 | 最近“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帖子在网上沸沸扬扬，无论其内容真假，都触发并拨动了社会底层长期压抑的心弦，并在社会引起了广泛共响。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所提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在扩大，社会矛盾在加深，不同阶层的对抗在加剧。 在近代中国，农业劳动力始终是社会的牺牲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前，为理想打天下的是受三座大山欺压，失去生存环境的农民。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就是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人口。在每次取得成果后，桃子都会被精英阶层及时摘走，而农民工连个烂桃子也捡不到。一些得到毫无法律效力的白条子，最好的结果仅仅能够靠打理土地外加打工来糊口。收纳入囊中的仅仅是一点点口粮，有的甚至于一无所获。每次的社会大变动，都是精英阶层疯狂掠夺底层的重大机遇。马克思提出三大差别已经一百多年了，在中国剪刀差却在不断地扩大。尽管一些底层通过努力进入到了城市，但农村的原始底子还是很薄弱。农村经济以及生活方式与城市的差别在扩展，其跻身于上一阶层的成本在不断增加。人往高处走，上海女孩的想法是自然而然的。 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必然会提升经济地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城乡经济地位差距不断拉大。经济不仅决定上层建筑，还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过去的社会各阶层分崩离析，社会阶层再次被划分，以前的阶层是按照政治地位来归类的，而现在则是按照经济为重心进行划分的。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下移，与其对应的农民地位再一次被降低到了最底层。传统思想的死灰复燃，加之媒体对奢华生活的推波助澜，门当户对思潮重新强势抬头。随着农村新生代的崛起，阶层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对立情绪在加深。只要有人点燃导火索，就会燃放烟花或鞭炮。 不仅如此，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这些个农民工以及其父母辈们的养老模式随之在土崩瓦解，这一代人农民工及其子代的养老将会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矛盾。只有分阶段化解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的矛盾，才会缩小差别，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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