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郑人庆，一位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广安人 |
| 正文 | 这也是一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作为的四川广安人。他去世后，嘉庆王朝为他建造了彰显功绩的神道碑，也因如此，他成为当年协兴这个小镇历史上仅有的两位享受如此殊荣的人物之一，而另一位，则是众所熟知的邓小平先祖、乾隆年间曾任大理寺正卿的邓时敏。遗憾的是，这两位名士的神道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都被造反派无情的铁锤彻底砸烂。不过，邓氏神道碑后来被重新恢复建造，而郑氏的神道碑却至今未曾恢复。如果不是郑氏家族的后代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如果不是老县志的记录，或许协兴场的人们现在也很难记起郑人庆这个人了。好在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郑人庆的旧居老宅还有幸留存下来——在众多新建筑蒸蒸日上之时，这座规模颇具的典型川东民居式的四合大院居然保存尚好。因为当年郑人庆曾经做过山西河东道道台，人们把这座大院叫做道台院子。郑家是当年协兴场的旺族，笔者曾看到一份资料，说的是自周宣王封弟友于郑国，其后遂以国为氏。郑人庆的始祖郑友直，原籍山西平陽府翼城县,明诰授奉议大夫，为洪武四年辛亥进士，曾任蜀按察司佥事，卒于官。而正是家族入籍广安，则是从郑友直之子郑彦中一辈开始。来到广安的郑氏家族，世勤耕读，忠厚传家，迄今已有五百余年了。而与这座院子紧密相邻的，就是郑氏家族的宗祠。尽管百年风雨已让这座宗祠摇摇欲坠，但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风貌依然，让人想起当年这座院落主人的辉煌。确实，郑氏家族在此已经绵延二十余代，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在这些郑氏族人中，赐进士者三、登贤者六，恩拔副贡二十余人，禀增附监五六十人。其任奉议大夫、中宪大夫、朝列大夫、朝议大夫、奉政大夫、奉直大夫者七八人，任承德郎、文林郎、征仕郎、修职郎、登仕郎者十余人。 近日，随“两江行”采访组，笔者来到了位于广安市协兴园区的天星村，找到这座昔日名人的府邸。行走其间，翻阅卷卷已近残破、记载着郑氏家族历史足迹的《郑氏宗谱》，于是，又一个广安名人的身影，便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渐渐浮现出来。 《广安州新志》中的郑人庆篇，是这样记述郑人庆的：“郑人庆，号瑞亭，字余斋。望溪乡人，居姚坪。”这里的望溪乡，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前锋区相邻的达州市渠县的望溪，而是当年广安州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划。据《广安州新志》记载，望溪乡在当时的广安州，自北迤西，缘溪之田，接岳池界，大致包括谏议坡、西岩寺、协兴场、姚坪、宝篆山、白鹤嘴、龙溪桥、龙安场、彭家场、朝阳寺、春波山、毂村坝、东岳、彭家、石笋、恒升等一带。郑人庆就出生在这个望溪乡的姚坪，也就是今天协兴老街一带，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对于郑人庆青少年时代的事，我们已难以见到具体的记载。但从笔者所见到的史志来看，青年郑人庆给人的印象是：坦诚开朗，才能出众，颇有治事谋略。在其二十岁时，家中因祖上所遗财产分配发生争端，惹出一场牢狱之灾，致使家道中落。在这种情况下，郑人庆不得不放弃了他原本很有希望的科举考试准备。而做出这一举动的另一原因则是当时的制府大人颇为赏识郑人庆的才华，任命其为掾曹之职。何为掾曹？掾曹为清代的一个官职，多由地方长官自行推举选用。这成为郑人庆仕途的第一步。从乾隆中投笔从戎开始，身为掾曹的郑人庆工作确实干得令人刮目相看，其业绩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不久，即官至九品，被派往云南。 历史上的乾隆盛世，其实也是一个战争频频的年代，为平定边疆，抵御西方殖民者，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乾隆自喜建有“十大武功”。正是在这样一个年代，为郑人庆有幸展示自己的才华搭建了一个大舞台。大约乾隆十二年（1747年），藏区阿坝发生动荡，乾隆出兵征讨金川。川西高原复杂多变的气候、地形给清军带来种种困难。战争所需物资的筹措运送供给，成为最重要的取胜条件之一。郑人庆因其超群的组织能力被指派回蜀中帮助筹办战争物资，参与这场征讨的后勤供应工作。乾隆十四年，这场被称为“乾隆十大武功”之首的战事结束，郑人庆在这场战事中虽没有亲临前线奋战厮杀，却为战事的最后获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后来他对自己的友人谈到对这场战事的感受时，认为这是他所遇到的最为艰险的征程。他说：在其一生中，除了金川木果木路途惊险外，其余皆若坦途耳。”足见这场战事在其心中印象之深。之后，他依然返回云南。不过，回到云南的郑人庆因其协助征调战争物资有功，被委以主管盐税的县丞官职。当年主管盐税的县丞可非等闲之辈，若论其地位，仅次于县令。 乾隆二十年或二十四年（1755年或1758年），郑人庆随军来到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参与那里的纷争平定。之后，他又先后参加了清乾隆年间及嘉庆年间的多次重大战事。这些战事有镇压南笼府（辖今贵州盘县、晴隆、贞丰、安龙等县）少数民族起义；征战新疆喀什葛尔之役。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月，他又随清将福康安从征台湾，进攻林爽文义军。这之后，再随福安康入藏，击败入侵后藏的廓尔喀，全部收复西藏失地。此役使西藏的政治经济得到了稳定，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出师镇南关，进入安南（今越南）国都，宣诏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与安南国王阮光平（又名阮惠）开战，郑人庆参加了这场战争。1795年—1796年，即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郑人庆参与了七省清军十八万人镇压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黔湘苗民 “乾嘉起义”。这次“乾嘉起义”，范围波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嘉庆年间，他还多次参与镇压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在这些重大军事行动中，郑人庆每经历一次战事，其官阶就晋升一级。在他被授任湖北兴山县知县后，乾隆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又让其改任浙江太平知县，不久又选拔他担任福建汀州同知，享正五品待遇并赏花翎。清代的花翎，是一种昭明等级、赏赐军功的地位标志，不是一般官员所能戴用。这之后，他又先后升任云南顺宁知府、湖南岳常澧道道台，管辖澧州（今湖南澧县）、岳州府、常德府等。之后，郑人庆又调任辰沅永靖道，管理湖南长宝道、岳常澧道、辰沅永靖道、衡永郴桂道四道事务。 在其担任辰沅永靖道期间，郑人庆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针对当时苗疆边防的八条建议。所谓苗疆，指的是我国西南部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南、重庆、广西等地，就这些地方的安定与防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颇得朝廷欣赏，郑人庆也因此有幸入朝受到嘉庆皇帝的接见。这次朝见，嘉庆赐给郑人庆缎二匹，并调其任山西河东道台。山西河东道，管辖两府四直隶州三十一州县，地方辽阔，政务殷繁，且离省较远，非能事稳妥之员，实难倚靠。当时的山西巡抚同兴在一篇奏折中这样评价郑人庆：“郑人庆自抵任以来，于所属各州县赈务，俱能悉心经理，不辞劳瘁，毫不以初任晋省，稍存推诿观望之见，接见所属，惟以发天良、爱百姓为言，谆谆告诫，恒不惮烦。府厅州县，亦共深爱戴。”同兴曾向他询以当时的苗疆有关情形，郑人庆都能详述夷情并山川要害，同兴听后，称其“洵为实心出力，有才能事之员。” 郑人庆一生经历，勤谨谋事，谦虚为人，颇有政声。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姚令仪，与郑人庆曾经相识于滇中，一起同事三十年。姚令仪在其所撰《郑人庆墓志铭》中这样写道：“（进发台湾时）其航海也，浊浪排空，万斛艅艎，中流如箕簸，余暝眩不可支，而公犹执笔削牍如故。其出塞也，山壁陡峭，马不能前，公菲履徒步，媻跚勃崒，或不能饮，匀则齧啖雪以充饥渴。至于内地小丑跳梁，元戎握槊，公则借箸从容，虽矢石夹耳而下，神色不少变。尝自言，曾经金川、木果木之惊险外，此皆若坦途耳。然足迹遍天下，公之劳瘁至斯极矣。……公丰颐长身，有聰识，兼能多记，遇难事举重若轻，其于军中筹划，剿抚兼施，凡俘获之众，赖以全活者不可胜数。区处屯房，善后诸务，亦无不动合机宜，要于尽善。故各大帅皆重公……继而使节所至，悉倚公为指臂。”应当说，这段文字可以视为是对郑人庆一生较为恰当的评价，对我们审视这位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角度与想象空间。 笔者曾查阅《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同兴为郑人庆患病请旨解任调理》的两则史料。其中记载，山西巡抚同兴到郑人庆所辖山西河东道巡视，郑人庆因连次查办赈务，患感冒，久未痊愈，加之在军营多年，染受潮湿，左手左足，虚软无力，艰于运动。尽管沉疴缠身，但一切公事，他仍自经理，抱病工作，且言语、精神如旧。同兴感叹说：“足见其深得上下赏识绝非虚妄之言。” 嘉庆十一年，在任山西河东道台期间，山西一带遭遇大饥荒，郑人庆筹办赈灾事务，他修改订立了赈灾济荒六则，由于措施得当，赈灾得力，百姓“全活甚众”。 本可大施其才，然而却难抵病魔侵袭。嘉庆十一年（1806）夏，郑人庆因身体原因，向朝廷请求回归广安老家休养获准。这年六月二十四日辰时，郑人庆病逝，时年六十六岁。郑人庆去世后，葬于协兴长沱井。《广安州新志》中的（古籍志）对其墓葬地有如下记载：“诰授中宪大夫山西河东兵备道郑人庆墓，州北十里。”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他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作为，这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说什么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的身上再贴什么样的政治标签。历史就是历史，一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有时是不能预设结果与作用的，自然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于他。 2015年4月20日——27日于渠江畔无心之愁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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