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大雷我的家 |
| 正文 | 我的大雷我的家（终审稿） 刘毓民 入冬以来，天没点入冬的样子。四季乱了，率性出独有的气象物候来。无风无雨，和暖如春。准确点讲，是秋的延续，秋的徜徉。要不，广场北侧的那几株迎春花，怎么会绽放盛开呢。 前几天回老家，本该穿戴棉衣，但天空朗晴，暖阳滋生，就舍去了不少行囊。老家本来比现在的工作地要冷些，回到老家，就接到了妻的电话，她问我冷不冷，要是冷了，让我穿上弟弟的大衣。 回家时，大侄子问我走过小洼地那条路没，我说没有。于是，他径直将车开到县城新扩展的东侧。那里变化很大，一条南北贯通的柏油街面，长度超过三公里，好宽敞好气派。城镇化建设步伐，在老家跨越式迈进。原有的城市骨架，拉的好宽泛，好现代。 到了小洼地与耀卓之间的区域，新修了一条宽阔大道，路的两边，已经绿化到位了，无头树挺立两边，还有暂新的灯杆。听侄子说，这是县里规划的经济开发区，修建基础设施，目前是吸引外资。要吃鸡蛋，先得筑窝。能引来金凤凰，当然是绝好的事情。引来乌鸦了，怕遭殃的，不仅仅是开发区周围的民众。 路上，侄子还告诉我，从蒲城到白水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工建设了。出口设计在洼卓村附近。洼卓与我们村毗邻，是我们村西的一个小村落。我初一就是在这里走读完成学业的。下了高速，往东一公里多，就是泥陶始祖雷祥烧制陶皿碗碟的圣地了。 雷祥烧制器皿的村子，叫雷公村。这个自然村很古老，很悠久，是个很大的自然村落。可查史料超过一千八百年。村子地域广阔，涵盖东沟北沟的四个村子。中心最大的自然村，称作大雷公。北沟之北的那个村子，叫小雷公。 小雷公是大雷公子嗣劳耕种地而形成的村庄。过去，一条大沟形成了天然路障，往返需西行北绕数公里路程。要么就得翻沟越梁，才到达那里。交通不便，是形成小雷的主因。 农忙时节，在沟北有地的农户，索性就住在那里，久而久之，那里就出现了村落。还有些大户人家，家大了，不得不分爨，未能继承祖业的，就会到沟北，在哪里另起炉灶，耕读生活。听大人讲，小雷公形成村落的历史，最多不过四五百年。 村东沟之东，有一个大梁，也是属于大雷的。那儿有近千亩土地。上个世纪初，河南遭饥馑年荒，从河南逃难的穷苦人家，为了生计，就逃到村里扛长工，打短工，有的甚至举家迁徙这里。村民为了照顾这些遭难的饥民，就把村沟东的那块田地，让给他们耕种。 河南人繁殖能力极强。本不多的河南饥民，有了相对稳定生活，就在土堰开凿窑洞，慢慢定居下来，并逐渐融入这个村落。这些定居落户下来的难民，传信报安河南老家。听说陕西地域辽阔，光景不错，于是乎，七大姨八大姑以及族人，大举迁徙于此了。 解放后，沟东大片田地，就分给了逃难的饥民。以致形成了一个纯粹河南人的村落。他们内部交流，是叽里呱啦的河南话。与本地人交往，则是地道的陕西方言。这个村落，就是今天的“那坡”。尽管从行政区域划归属大雷，但他们无异于当初塞尔维亚的科索沃。 村南两公里，有个自然村，人很少，叫雷公新庄。从名称看，就知道他是从雷村繁衍派生出的村子。那个村子，以权姓张姓为主，从姓氏看，就是权家槐张家槐分出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个村的行政管辖权，已归属冯雷了。 村西两公里，也有大片土地原本归属大雷。我家祖业田产，就在村落之西。记得父亲说过，那块地叫“王陵壑”。究竟埋着那个王，不得而知。我的爷爷奶奶，就下葬于此，我的二伯父，也陪伴爷奶安息那里。家里大的祭奠，我们就得跑几里远去祖坟，请爷爷奶奶的魂魄，祭祀完了，又得恭送他们返回那里。解放后，本属大雷的这块田地，划归邻村洼卓了。 雷公村是我的故乡。是一个历史文化背景非常传统的村落。解放前，村里有街面，有铺子，逢六逢一，还有庙会。街上最后一家铺子，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上年龄的老人，至今还把那里叫“街子”。此外，村里还有六七处气魄恢弘的庙宇。爷爷庙，黑虎庙，无量庙，雷公庙，洞坡底下，北寺，亭子。 解放后，为了筑建学堂，村里大庙宇和不少大殿，拆的拆，运的运，成了县城中学的教室校舍了。听说村里老者曾经殊死抗拒过，但没能起作用。那些文化遗产，遭遇了第一次破坏。而这种破坏，使这个村落的文化经典之作，泥牛入海，不复存在了。 第二次破坏，是文革。小时，我去过北寺，那里院子很大，住着曹姓家人，还有爱喝白酒的黄姓老汉。最里，有七八孔砖窑。砖窑里，供奉着泥塑神像。解放初，它曾一度是这个村子的学堂。洞坡底那里，也是砖窑。共有大小窑洞七八孔。最里朝南的三孔大窑，颇为气派。 里面尽是泥塑神像，一个个面目狰狞，巍然屹立。我那时很小，看见神像，第一反应就是哭着逃跑。墙面，还有许多绘画艺术。记得“桃花三月开，菊花九月放”就是从那壁画上记下来的。 最东的那孔砖窑门外，建有耳窑，相当于家里的耳房。里面只有一尊泥塑神像，是那位神灵，不得而知。空出的地方，堆积着三四口棺椁。小小年纪，看见棺材，就会联想到死人，越是这样，越就心就紧张，两腿发抖，没看清神的模样，就溜之大吉了。 破四旧立四新时，洞坡庙宇里，遭受最为彻底的劫难。一帮青年人，在村干部率领下，掀的掀，推的推，挖的挖，那些威严的神灵，尊严不再。头颅掉落了，不疼。身躯推倒了，腹腔里露出有很多书籍。 那时我小，不识字，也不知道那些文字是些什么玩意。从捣毁的泥土残肢中，捡拾了麻绳。拾回的书籍，线装本，撕开当作手纸用。腾出的窑洞，成了大队的副业股。开了面坊，油坊，挂面坊，安了磨面机，榨油机，弹花机，饸洛（打不出来，只好假借了）机，粉碎机和其他机械了。 北寺偏僻，常有野狼出没，于是，1956村子把学校从北寺搬到村中心的亭子，并在院落中央，盖了两波流水的大教室。大教室尊贵，历来是最高年级的所在。后来，教室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我不是安分的学生，上学时总喜欢看屋顶。大房横梁上，有八卦图案。还记载着修建时间、工匠、施工组织人员名单。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校学生超过240名。如此规模的学校，在附近为数不多。 准确点讲，亭子是个悬挂大钟的房子。据说钟鼎敲击，能给村子带来祥和气息。那口钟很大，下面可容四个人打牌。听老人讲，表面还有很多文字。大钟后来哪儿去了，尸首何处，没人能说出去向来。 亭子下方，是一个用砖拱起来的过水通道。通道南侧有大理石镂刻的神龟。通道上方，是一个大的平台。偏西的三分之二，是砖木结构的亭子，偏东的三分之一，是围起来的平台。 这个亭子，是我们上四年级的教室。教室正门一个，处于教室的西北角，朝向正西。下四个台级，是相对平整的一块空地。村上不知从哪儿搬来一块青石石牌，四角支撑，外沿加砖，水泥抹平，做成了简易的乒乓球案子。我的许多童年趣事，就生发在那里。 放学后，我经常爬到横梁上，细看上面的文字，欣赏壁画的艺术。上部壁画，褪色严重，辨识起来非常困难。下部壁画，已用白灰粉刷了，遮掩了。白灰残落，才会斑斑驳驳出壁画的局部线条。 亭子西北，有一个土塔，方形。土塔上，经常放置着一个喇叭状的铁皮话筒，村里有什事情，就会有人站在上面对着话筒大喊。土塔附近，有间房子，不大。有人在那里养着几笸箩蚕虫。 文革间，大队对土塔进行加固装饰，使下部搪出几块黑板来。北侧一面，就成了当时生产大队的文化墙了。中央的，省里的，县上的，公社的，村里的资讯，村民就从这里获得。土塔对过，是六孔砖窑的大队部。 土塔上部，还筑了土塔。使土塔高度超过三十米。这么高的建筑，在当时就是宏伟气魄的了。建筑材料主要砖块土坯。顶部修了盖子，盖子中央，耸立着一个木质椽子，椽子顶部，镂刻着纺锤型疙瘩。这个椽子，经常悬挂着旗帜。屋顶下方，西南正北固定着两个大功率喇叭。村里干部演讲，宣教，通知，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完成的。 二层新建的砖混建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部用白灰粉饰了。村里雇佣刘德信老师，用红色油漆在其上刷出大型标语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从此后，这个塔就有了新的名称：语录塔。 语录塔很难上，但我猴狲，爱爬高沿低，所以障碍对我不起作用。我常在二棱台那里捉屎壳螂，有时也会从中空的塔里面攀爬到塔顶的屋面平台上。一个人坐将近30米的高出，远瞻眺望，格外舒心。坐在那里，胡唱乱喊。大人看见了，担心安全，就会劝我下来。我们发小，还曾在这里征战过，嬉戏过。 亭子东面，是村里保存最为完好的古迹------戏台。据说解放初县里计划拆除，一位老妪躺在戏台阁楼，死活不肯下来。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也没能使她改变初衷。她用生命殊死抵抗，才保全了这份唯存的砖木结构祖业。 戏台很大，起驾很高。其富丽堂皇，不亚于当今的华美建筑。其恢弘气势，可与省城老戏台媲美。戏台上部，有很多精雕镂刻的泥陶艺术品，也有不少鸟兽浮雕。戏台喇叭状的两侧墙体，就有极其精湛的盘龙与飞禽走兽。遗憾的是，这些都遭到了人为破坏。被凿的痕迹，至今犹在。是不是诉说，我不清楚。但诅咒，我想不会停歇。 戏台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表演舞台。前台又分为三个小区。中央区域，剧场表演，左右两侧小的区域，是乐队管乐弦乐和编导观看席。后半部分，是演员化妆换装区域。中间隔断，是木质很密的柏木，正中一个大圆，周围附着了许多精美镂刻图案。大园内有一笔书写成“福禄寿喜”四个字的艺术作品。据说这个特色，只有我们大雷的戏台具备。遗憾的是，这个荡然无存了。而今复制的，是根据老人记忆重新制作的。在我看来，既不特色，也不艺术，是很牵强附会的拙劣之为。 整个戏台，分两层。隔层是寸厚松木板篷着。我们涝池洗澡后，经常跑到那里。午眠，也会跑这里睡觉。我多次闯祸后，就偷偷跑到那里，睡在阁楼上。那是我的天堂，我的开心之所，也曾是我的避难之所了。 文革时，大队文艺队排练了很多完整的剧目。因为村里有位叫韩宏义的人，他是生活困难时期从兰州下放回村的职业导演。经他编导，村里排练了《红灯记》《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和历史剧，参加县里演出，居然一鸣惊人，在渭南地区名噪一时。 我第一次见到汽车，就是外县特邀村里剧团演出拉戏箱的那次。我们一群孩子，帮着搬运东西。汽车走了，我们尾随车后，稀奇得有点惊喜。不时喊着：哔哔车，像铁牛，没有尾巴没有头，不吃青草光喝油。 雷公庙拆除后，那里留下了断垣残壁，还有瓦砾碎石。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八棱石柱。石柱很粗，直径足有八九十公分，长度至少五米。那么大的庞然大物，斜躺在瓦砾蓬蒿之中，饱受着风吹日晒，血雨冰霜的凌虐。石柱本就够背运了，谁知，它的背运还远没结束。 兴修水利时，村里几个小伙懒得下沟搬运石头，就在这两个石柱上打起了歪主意，他们密谋筹划，不砸烂旧世界就不会罢休。他们扛来八磅锤，钢钎，敲敲打打，硬是把仅存的文物捣碎卖工分了。倒财子有了，村子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很难幸免存留下来。 大雷北面、东面大沟环绕，只有西南与整块田地相连。沟里绿化很好，树木茂密。水土保持工作，曾在全国有名。还获得过周恩来亲自签名的奖状。沟里种了好多果树，只要是北方能生长的，几乎全有。我们村的仙桃，曾与东邻的扶蒙瓜享誉齐名。人们说起土特产，自然会吟出“扶蒙瓜，雷公桃”的推介言辞来。 我们是雷公的后代，我们村的砂锅制作工艺，在方圆也久负盛名。记得小时，张家槐在村东沟畔，建了作坊。里面的技师，全是本村村民。几孔大窑，安装了旋转的轮子，泥巴其上，任凭技师恣意创作。 盛夏的午夜，是开炉烧制的好时节。闲散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总是习惯围着大火炉目睹烧制过程。那些砂锅坯子，用钢叉送到燃烧的大火之中，摆放整齐后，又次第翻转，直至符合火候要求。烧好了，就会往砂锅仍点柏树枝叶，据说是为了增光。而后，才会放置大水盆中蘸水。 最累的是拉大风箱的汉子，他们全裸上身，呼哧呼哧一阵子，就精疲力竭，只得轮换替代。风箱气不足了，就会涂抹牛粪，堵住跑气的小孔。黑的天，红的火，熠熠飞溅的火星，构成了盛夏村落独有的壮美场面。柏树枝叶着火后，整个空域，就会弥漫着，飘渺着，袅袅娜娜的诱人松香。 这几年，旅游产业方兴未艾。村里有文化的退休干部，图谋恢复村子逝去的辉煌。他们四处奔走，筹资兴庙。在村入口处，修建了“雷公像”；在原亭子废墟上，恢复了亭子；在洞坡底下，重塑了神像；在雷公墓地，圈地成园，添了建筑；还争取了上面的文物保护资金，修缮了戏台。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的故乡，正经历着是死去还活来的阵痛。有活力的年轻人，纷纷跑到城里，淘金还是追梦，不得而知。他们的离去，使村落显得老气横秋，暮气沉沉，已经毫无生机和活力了。村落衰败出的，不仅仅是破破烂烂的屋舍，乱七八糟的私搭乱建，还有村落数千年形成的文化之魂。 我们村的学校，在撤点并校冲击下，关闭了。在此，我想起了我尚能记着的功勋老师。他们是：李书治，杨 林，刘 明，王学祥，陈德元，李发进，田 均，刘德信，孟庆兰（北京知情），刘明霞，刘芳霞，刘根孝，郭莲巧，王文钊。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业已届入垂暮之年。大雷公文化兴起，大雷人才辈出，他们功不可没，理当永垂青史。我们村标志性建筑-----语录塔，倾圮了。我们五六十年代，修建的水利设施，在大量采煤后，地基下陷了，设施报废了。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在颓废，都在衰落。 从权家槐到张家槐，从刘家槐到高家槐，门锁的门锁，倒塌的倒塌。从村东到村西，从村西到村东，几乎没有人的影子。有幸碰上了，不是老弱，就是病残，要么是斗大一字不识的标准农夫。 我爱我的村落，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峁，也爱这里善良的村民。他们的淳朴，坚守，还有苦苦支撑精神，感动着我。我是生于此长于此真情于此血浓于此的。我的梦从这里升起，也是从这里瑰丽的。我的故事在这里，我的真诚就会永远属于这块土地。 这个村落，这样发展下去，不知还能挺立多久？目下衰老的这些长者，会一个一个慢慢走下去。他们走了，这个村落是否还能农村现代化？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雷，是否还能像它的历史一样，辉煌再现？ 我疑虑，困惑。我希望城市化进程，不是湮灭文化，湮灭历史，更不是湮灭传承了无数辈的精神力量。也许我是误读，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我预感到，果若长此下去，村将不村，许多大大小小的村落，行将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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