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是误会，还是必然？ |
| 正文 | 是误会，还是必然？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屡屡说到“历史的误会”，他是说，自己参加革命是历史的误会，自己做中共总书记更是历史的误会。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不是在贬低自己？他为什么不说自己参加革命是主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是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呢？ 瞿秋白没有把自己抬到革命的高地，而是事实求是地放到适合的位置，然后拿着血淋淋的解剖刀划开自己的胸膛。 让我们来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首先，他是一个破落户的子弟，“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家道的中落应该是从他父亲一代开始的，他小的时候，叔父还是湖北的布政使，靠着叔伯帮助，他也做过几年锦衣玉食的少爷。这样的家庭很讲面子，穷得没米下锅了，母亲还要雇着一个帮佣，尽管还欠帮佣几个月的工资；还要送他去读书，这书是不能不读的；尽管穷，也还要穿长衫，因为这是绅士的标志，即使欠着裁缝的工资要用木器去抵账。最后，家境的贫寒让母亲选择了自杀。按照中共的政策，这个时候的瞿家，应划在贫农阶级行列，这个阶级的人应该是很革命的，但是瞿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不耻于与那个阶级为伍，还是把自己看做绅士阶级，骨子里深深地藏着绅士意识，而且始终没有脱掉。 其次，就是他的身体很糟糕。瞿秋白还在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肺结核，这个病时好时坏，总趋势是坏，把他的身体弄得很糟糕，常常工作两三个小时就感觉到精疲力竭。而革命是要艰苦卓绝的，是要“杀人放火”的，他可是连杀一只老鼠都害怕。 第三，瞿秋白的志愿，他离开家乡跑到北京，无非就是想考入北京大学，将来研究文学，做一个教员终老一生，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后来，他鬼使神差地进了一家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这就和俄国革命扯上了关系，中国革命是从俄国输入的，这就自然和中国革命扯上了关系。 第四，瞿秋白的世界观。青年时代的瞿秋白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有共同之处，这就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和中共另一位大佬一样，也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就自诩马克思主义者了。《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且不说它所揭示的是真理还是谬误，但就事实本身而言，如果没有读过《资本论》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岂不是很滑稽的吗？是的，滑稽剧就此开场了，瞿秋白就是这样说的。 第五，瞿秋白的革命道路。首先，他在五四运动时当了学校的俄文专修总代表（这件事谁也不愿意干），做了学校的“政治领袖”，带领学生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接着，北京晨报要派记者到俄国去，他为了看看“新国家”，更为了研究俄国文学，就动身去了俄国。在俄国，他一边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一边也为了应付晨报要研究俄国革命。当时，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因为在莫斯科找不到一个翻译，瞿秋白就去这个班当翻译了，这是他革命道路上的飞跃，因为在这里他遇着了中共党父陈独秀，陈独秀随后就把他带回了中国参加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瞿秋白在中共四大当上了中央委员。陈独秀退出领导岗位的时候，就“轮”到瞿秋白来主持中共的工作了。“取独秀而代之”，他自己觉得不合适，却又无他法，就这样，“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 第六，瞿秋白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在中共的历史上，瞿秋白被称为机会主义，为什么被称为机会主义，他不明白，因为他的主张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而他总是想取调和态度，骨子里的中庸之道一直主宰着他的灵魂。从1925年到1931年，他在中共“彷佛是最主要的领袖”，居于这样一个地位，提出来的政治主张又不合时宜，所以，才被称为机会主义。 对于政治，他还在1927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在瑞金的最后一年，竟然是完全没兴趣了。 原因之一，他总觉得自己是“半吊子文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 原因之二，中共的暴力革命已经进行几年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国土”，他们的口号是为穷人而战，结果呢：睁开眼睛看一看红都瑞金的周围，他实在是提不起精气神。 瞿秋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 他说：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他累了，实在是太累了，肩负着自己不能肩负的重担在崎岖的山道上走了几年，他实在是想永久地休息了。国民政府要枪毙他，他阿弥陀佛！也因此才从容赴死！ 是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 既是误会，又是历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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