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近水楼台（第二篇） |
| 正文 | 具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乡镇企业由于有完全的经济自主权，开始由简单的送吃送喝发展到送车送房送现金，来打通各行个业掌握平价商品调拨权的各部门领导。而大中型国企连每月5-10元的奖金也要上级主管部门层层批准，根本就不可能给各主管领导一丁点经济上的好处。大中型企业运营好的，国家仍一如即往的以平价下达、调拨平价商品，甚至不管你是不是已开始通过市场高物价来获得原材料，造成许多国企开工就赔钱，干的越多赔得越惨。这也造成了相当多的国营企业在市场上与乡镇企业根本不具有同等的竞争环境，而在销售市场，也愈来愈受制于自身的僵硬理念，管理上对那些“吃里爬外的内鬼”也毫无制约手段。 国营大中型 企业渐渐陷入恶性循环，由于当时国家也是用钱项目太多，银行对陷入困境的国企也开始紧缩银根，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网开一面。许多国营企业甚至不得不通过“倒爷”获得原材料和各地区销售份额，甚至贷款，随后各国企便相继又陷入“三角债”的困境，卖的回不来款，欠人家的多了断粮就是必然。这便成了将国企先后推入绝境的致命缘由，双轨制全成了单轨制，平价商品很快都成了议价，都成了“倒爷”手中的菜，关系是钱，条子是钱，权力更是钱。 也正是这个时期，那些有靠山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得以迅速暴富，北方出了个禹作敏成为占山为王敢公开抗法的土皇上；南方出了个赖昌星视国门如家门肆无忌惮走私贩私。还有海南建省其规模差点惊扰欧美军界的汽车走私潮，深圳划特区被一再狂炒的建筑土地，其实中国如今许多如雷灌耳的上市公司的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有的人从北京到海南、深圳办公司只需拿着一个上级批的条子，竟被告知能值50万。还有的高干子女或国家机构甚至公然拿着国有银行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资金深圳炒股，港澳狂赌；挣了成为自己的，赔了却都算成国家的呆坏帐。这些有着各种权力靠山的人一夜暴富的同时也是众多大中型国企陷入绝境，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被抛至社会最低层之时。 国企溃局固然有经营理念陈旧，管理体制保守，创新机制欠缺，用人用钱掣肘太多等外力因素，但大多还是缘于企业领导独断专行，无能腐败和官僚所致；与乡镇、民营私企宽松、人性的用人用钱方式及奖惩分明的竞争机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到八十年代末，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都陷入亏损或资不抵债的状况，而国家则采取的是断粮似的“休克”法，将所有亏损国企都推向社会，任其自生自灭。 许多 国企在力求重震雄风时，也尝试过多种经营、企业内部股份制及行业重组等举措。但多种经营给了一些领导人滥用企业资金构建自己私有公司的方便，好的日后成为一些领导的个人财产，坏的几十万、几百万交了“学费”。而厂内股份制只是一味招工人集资，供企业领导人吃喝嫖赌肆意挥霍，以至于许多大中型国企破产时不光欠下银行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贷款 ，单欠职工的集资款就都成百上千万了。而行业重组更荒唐，非得把同公司的优劣国企捆绑在一起，再随意安插自己的亲信当领导人，效益好的企业不但要带上成百上千的亏损企业工人，还要担负上亏损企业成百上千的退休职工的工资及所欠医药费，直到盈利企业被彻底拖垮为止。八十年代末大中型国企普遍困境重重，各单位人事变更频频 ，往往上来一个新领导就花样百出的折腾，但领导眼高手低、体制保守僵化，奖惩不明人心懒散的根本依旧，企业焉有震兴之路。 恰在此时又是改革深化、外资拥入，私企抢滩夺地之时，一些国企领导人最先成为私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糖衣炮弹”的牺牲品。有的大中型国企领导人仅仅因为一架摄影机，一个出国考差机会甚或几个名牌包就至国企利益不顾，或几百万上千万的进口人家淘汰的生产线，或签订远远低于成本、生产越多赔得越多的“傻瓜合同”。许多不明就里的人都以为国企破产缘于工人的懒堕、偷盗，其实大多数国企的溃局均是由一个或多个“内鬼”先从内部蛀空的。 2017年 11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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