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卖猪记 |
| 正文 | 我九岁那年，母亲生了场大病，公社卫生院看不好，得去县医院。看病需要一笔钱，父亲想不出别的办法，便决定把家里喂的一头半大猪卖掉。 那时，生猪实行统购统销，只能卖给公社生猪收购站。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父亲起了个大早，赶着猪去公社收购站卖。天还没有亮，天上月明星稀，地上雾气迷蒙，风里透着些秋凉。这是很适合赶着猪走远路的好天气。 猪可能以为我是要去放它，它很听话，根本不用我们赶，摇头摆尾，兴奋地叫着，撒起欢来向前跑。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有点难受。 走了一阵，猪停下来不走了，我在它背上摸了一下，说：“快走啊，路还长呢，等会日头出来热死你。”猪哼哼着在我腿上拱了几下，好像是在问我：“今天怎么要走这么远的路啊？”平时我赶着它去田野吃草，走一会就到了。 “啰，呔！”父亲用手上的树条子轻轻地抽了它两下。 猪又开始往前走。但它的步子不再欢快，哼哼声也显得沉重，好像在诉说它心里的疑惑和不满。 走着走着，父亲突然有头无尾地说了一句：“要是碰到胡黑子那个杂种就坏了。” 我问父亲胡黑子是哪个？父亲说是收购站给猪验食的人，此人姓胡，嘴巴皮子上头有个黑痣，又心黑手狠，卖猪的人背地里就叫他胡黑子。 “啰，呔！”父亲挥动手里的树条子，接着说，“收购站有两个验食的，运气不好就碰到胡黑子，狗日的手段辣咧。” 走出了一大片棉花田，上了四清渠的河堤。天要亮了，黛色的地平线上显出一抹浅白，仿佛大地刚刚睁开的惺忪睡眼。天上的星星忽然间变得又大又亮，好似一下子离我们近了许多。 猪走得越来越慢，父亲看看天色，有些着急起来，扬起树条子在猪屁股上抽了两下。 “狗日的，再过一下出日头啦，还只走了一屁股远，去得晚了，碰到胡黑子，看老子不剐你的皮！啰，呔！”父亲骂猪，像骂人似的，好像猪能够听得懂他的话。 日头爬到杨树高时，我们走到了一个荷塘边，这里离公社不远了，公社革委会那栋三层楼的红房子已经隐约可见。 父亲说：“歇一会，把猪喂饱了再走。” 我们在塘边找了个宽展的地方停下来。猪已经累得不行，它垂着头，张着嘴，嘴边挂着白沫，连哼哼的劲都没有了，只是大口大口地喘气。 猪要歇一会才能喂食，我和父亲先吃早饭。父亲摘了一匹肥大的老荷叶，叠成一个水瓢，在塘里舀起一瓢水，我们喝了水，父亲打开布袋，拿出几个菜粑子，父亲说：“嗬，粑子还有些热气，快吃。” 我们吃完粑子，猪也歇过劲来了，父亲开始喂猪。他照样是用荷叶瓢舀水给猪喝，然后再把麦麸子在荷叶上用水拌好给猪吃，吃完后，父亲又拿出几个蒸熟的红苕来，我盯着他手里的红苕看，父亲说：“你也想吃？”我说想吃。父亲挑了个最小的给我，我想要个大的，父亲说：“大的要给猪吃，红苕吃了压秤。” 猪吃饱喝足，肚子圆滚滚的，父亲有些得意，说这一餐吃了不少东西，能够多卖好几块钱咧。可过一会他又发起愁来：“就怕碰到胡黑子咧，那个杂种比鬼都狠呐。” 我们又赶着猪上路了。刚走一会，猪就哗哗地撒了一泡尿，父亲心痛，说这屙出来的是钱咧。没走几步，猪又翘起尾巴想要屙屎，这回父亲没等猪屙出来就在它屁股上踢了一脚：“狗日的你是直肠子啊，前边刚进去后边就要出来！”猪突然被踢了一脚，粪缩回去了。再往前走，猪一翘起尾巴想屙屎，我们就打它的屁股。这样一直走到收购站，猪也没有把粪屙出来。 这天收购站卖猪的人不多，也没有看到胡黑子，父亲心情好了些，许诺等把猪卖出去了，去馆子买碗肉丝汤我吃。肉丝汤要两角五分钱一碗，平时父亲是舍不得买的。 很快就轮到我们的猪过磅了。我和父亲正要把猪往地磅上的铁笼里赶，忽然从收购站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父亲见了这人，就像见了鬼似的，脸色刷地就变了。我想，这人肯定就是父亲害怕碰到的那个胡黑子，不禁多看了他几眼。路上听父亲说很怕他，我还以为是个什么凶神恶煞呢，其实他是个长得细皮嫩肉的青年人，嘴上虽然有颗黑痣，却也并不怎么显眼；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表荷包上插着钢笔，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要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他，一准会把他当成个教书先生。 父亲从惶恐中醒过神来，马上装出笑脸，给胡黑子敬烟：“胡干部，您郎喝根坏烟。”父亲把所有吃公家饭的人都叫做干部。 胡黑子面无表情地挥一挥手，拒绝接父亲递过去的烟。他的眼睛盯在猪的肚子上，冷冷地说：“去，先消食再过磅！”所谓消食，就是在过磅前让猪饿一阵，把肚子里的屎尿拉出来。这是卖猪的人最害怕的，减少重量不说，还要当过时间。 父亲想向他求求情，他不耐烦地说：“去，消食，下半天再过磅。”口气不可置疑。 我们只好把猪赶到树荫下去消食，憋了半天的猪开始不停地拉屎拉尿，任凭怎么打它的屁股也止不住。我急了眼，抓了把草堵住猪屁眼，可一松手，猪粪马上又屙出来了。父亲急得围着猪打转转，不住地说：“倒血霉咧，倒血霉咧！”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收购站的人吃过饭，睡了中觉，又开始收购了。我们赶紧把猪赶过去，赶进了地磅上的铁笼。过磅的是个好看的姑娘，鹅蛋脸，扎着两把粗黑的长辫，样子有点像《红灯记》里的小铁梅；只是她脸上的表情比小铁梅变得还快，和收购站的人说话时，笑得像朵花，回过头来面对我们，立刻就冷若冰霜。 姑娘看了看磅秤，朝记账的人叫一声：“毛重，一百二十五斤——”她把“斤”拉得很长，像唱歌似的。 父亲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凑过去对姑娘说：“秤杆子旺咧，木秤旺差两，磅秤旺少斤，您郎把秤砣往后赶一点咧。” 姑娘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表情厌恶地说：“走开些！是你过磅，还我是过磅？真是！”说着，她又报了一遍数：“毛重，一百二十五斤。”这次她报得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腔拉调。 父亲依然讨好地笑着，说：“好好，一百二十五斤，就一百二十五斤。” 过了磅，胡黑子开始给猪验食。所谓验食，就是用手探摸猪肚子，估计出肚子里有多少食物。他把手伸到猪的肚子下边，摸了两把，朝记账的人喊道：“除食六斤。” “除六斤食？”父亲觉得是自己听错了。 胡黑子肯定地重复了一遍：“除食六斤！” 傍边记账的人很快就报了数：“毛重一百二十五，除食六斤，净重一百一十九，不够秤——”他把那个“秤”字也拉得很长，像小贩的吆喝声。 这是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当时收购站有严格规定，生猪要满一百二十斤才够秤，不够秤，收购站就不收购，猪也就卖不出去，可母亲等着卖猪的钱医病啊。 父亲小心翼翼地对胡黑子说：“胡干部，猪消了半天食，粪尿屙了一地，您郎不是没有看到的，哪里还能够除六斤，您郎是不是看走了眼？” 胡黑子在猪屁股上踢了一脚，说：“看走眼？我是看的吗？我是用手摸的！没什么说头了，猪不够秤，收购站不能收！”说完扭头就走。 父亲跟在他的屁股后，低三下四地说着好话：“胡干部，您郎少除一斤，猪就够秤了，我急等用钱呐。” 胡黑子不理父亲，走进了收购站办公室的大门，父亲正要跟进去，他站下来，回头瞪了父亲一眼，父亲稍一犹豫，胡黑子便使劲关上了大门，父亲的额头被门狠狠地碰了一下。 父亲只好回过去求记账的人。 记账的人看上去倒是和和气气。这人五十上下年纪，光头，很胖，脸上老是笑眯眯的，衣服敞开着，露出紫红的胸部，像娃娃书上画的胖和尚。我听收购站的人都叫他陈算盘。 父亲双手递过去一根香烟，说：“您郎做点好事，把我的猪收了，除六斤就除六斤，我不说了。我屋里头的人等着钱救命哩。” 陈算盘把烟接过去，用两根手指夹着，在眼前晃了几下，便随手往桌上一丢，烟在桌子上滚了几下，掉到了地上；他看了看，也不捡，而是又从耳朵上取下一根烟来，点燃抽了一口，说：“晓得你要用钱，不用钱卖猪做么事？是不是这么搞，我呢，给你开个后门，你回去找队里写个证明来，我做回主把你的猪收了，下不为例，好不好。” 父亲还想说什么，陈算盘摇摇手说：“不消说的了，这就是给你行了天大的方便，你不开证明来，我也没得办法了。” 父亲还是站着不动，咧着嘴看着陈算盘傻笑，喉咙里咕噜了一声什么。 陈算盘和颜悦色地说：“你还不快回去开证明，收购站五点半就关门。” 父亲终于拿定了主意，他不再犹豫，赶紧回生产队去开证明。陈算盘又特意提醒道：“别忘了盖个红粑粑（公章）啊。”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回来了，他大汗淋漓，满脸通红，像牛一样喘着粗气。他把盖了红粑粑的证明递给陈算盘，陈算盘看了看，却微笑着摇摇头说：“红粑粑盖错了，要盖大队的，小队的红粑粑有个屌用。” 父亲忙说：“您郎说盖队里的红粑粑就行了的嘛。” 陈算盘有些无奈地摆摆手，说：“哎呀，你那脑壳怎么不转弯呢，大队也叫队里嘛。” 父亲说：“我们只说小队是队里，大队就是大队。” 陈算盘嘿嘿地笑，说：“莫名其妙的嘛。” 父亲哀求道：“怪我没有听清白您郎的话，反正大队小队都是红粑粑，您郎将就一下，把我的猪收了，我给您郎磕头都行。” 陈算盘笑着直摇头：“红粑粑怎么能够将就呢？堂客（妻子）都能够将就，就是这红粑粑将就不得，搞不好我的饭瓢子都将就掉了咧。” 听陈算盘这么一说，父亲完全没有了主意，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陈算盘，脸上满是汗水，脖子伸得老长，巨大的喉结如玛瑙石在上下滚动，喉咙里好像是在使劲吞咽着什么。 陈算盘又点燃一支烟，劝父亲：“走吧，赶紧把猪赶回去，天不早啦，明天盖了大队的红粑粑再来。”他说着，把桌上的小闹钟转过来给父亲看：“都五点多咧。” 我拉了父亲一下，小声说：“走。” 我们离开收购站，赶着猪往回走，父亲步履沉重，表情木然。 我们还没走出公社小镇，收购站的人就下班了，我看见陈算盘和胡黑子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飘然而过。父亲突然“嗨”了一声，我以为他要骂胡黑子几句呢，但他没有。父亲只是仰头望天，叫了声：“天老爷哟！” 我看见父亲的眼里盈满了浑浊的泪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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