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李氏悲歌 |
| 正文 | 不知为什么，五千年文明史，每读到李广祖孙三代的悲壮遭遇，总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似乎大漠风尘中，两千多年来，总有一股不散的怨魂在游荡，在诉说，在撕扯着后人的神经。 初知李广，是读王昌龄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一个弯弓立马，勇敌万夫的飞将军形象常令我向往之。心想，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伟丈夫！ 后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常常为李将军悲壮的一生扼腕痛惜： “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仰的英雄啊！ 然而，将军一生实在是够背的，尽管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却始终未圆封侯之梦。倒霉的事几乎都让他摊上了。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他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定吴楚内乱，斩将搴旗，“显功名昌邑下”，本该封侯，可惜因为他私纳梁王将军印，失去了封侯的机会。 元朔八年（公元前121年），“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在这以一当十的惨烈搏杀中，李广智勇魄略超群绝伦，可惜因为没有打赢这一仗，只落得个“军功自如”，将功补过！面临九死一生的绝境，还有谁能比飞将军更胜一筹呢？汉庭也太寡恩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的绝命一战，他作为大将军卫青的前将军，本该率主力部队迎战匈奴单于，可惜卫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让他作为偏师“引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结果部队因无向导，迷失方向，延误了与主力合围的战机，导致单于遁走。面对即将而来的责罚，老将军“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将军城墙般倒下了，背后的大漠云天苍茫，残阳如血。将军大树般倒下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千载以降，为这段悲壮的历史，多少男儿洒下一掬英雄泪，多少骚人墨客留下千万悲愤章。 将军带着无尽的遗憾去了，此恨绵绵无绝期，他的子孙又演绎了更为沉痛的遗恨。 将军三子，长子当户、次子椒皆先父而死。三子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结果被卫青的外甥、汉武帝的男宠、骠骑将军霍去病射杀。而汉武帝仅以“鹿触杀之”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一个将军的生命在汉武帝眼里贱得如蝼蚁一般。 李氏衰微了，重振李家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长孙李陵的肩上。李陵也确实以振兴家族为己任，迫切希望一战博取功名，尽雪祖父遗恨。可他的命运比祖父更糟糕。 班固《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正当壮年的李陵，身怀倚天屠龙技，怎甘做一个运送粮草的配角。于是他向汉武帝请战：“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汉武帝说，我已发兵太多，没有骑兵给你了。李陵答：“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武帝“壮而许之”。于是李陵率五千荆楚勇士奇材剑客，描绘了一幅当时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画卷。 且看班固的描述： “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 这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撕杀，场面是何等的血腥！ “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兵来将挡，水来土堰。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勇武之师、智慧之师！ “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 可恶的是这时军中出了个叫管敢的叛徒，投降匈奴，出卖了汉军的机密。 于是单于“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当此时，虽然弹尽粮绝，官兵犹自斫开车轮当武器，与敌作最后的拼搏。这视死如归的惨烈壮举，千载以降，怎不令人敬仰与怀念！ “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生存，还是毁灭？”面对这个哈姆雷特式的生死抉择，李陵选择了求生。他这千古一念播下的是是非非，让后人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未能分出个青红皂白。 司马迁说：“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辛弃疾痛惜“将军一战声名裂”。然而，李陵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吗？我想未必。如果这样，他大可不必毛遂自荐独挡一面去敌单于，完全可以老老实实地当个后勤官，慢慢积累资历和年功。自幼生长在武将世家，他应该懂得沙场的血腥。我以为，他太渴望家族的振兴了。他奋勇请缨是为搏取功名，光耀李家；绝境求生也是企图东山再起，给李家留一线希望。他想的是，范蠡不殉会稽之耻，卒复勾践之仇；曹沫不死三败之辱，终报鲁国之羞。可悲的是，历史的车轮并未按照他所企盼的方向前行。 在他投降后，汉武帝龙颜大怒。除了司马迁仗义执言为他辩护外，满朝文武皆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非但没人为他说情，反而夸张他的过失。结果是司马迁惨宫刑，忍辱负重去完成他那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李陵却从此背负起千载骂名。 不久，汉武帝醒悟过来，“悔陵无救”，觉得对李陵的处置有些失当，不应让李陵独自承担战败投降的责任。于是派遣军队接应李陵回国。可惜汉武帝派出的将军却是与李家有着过节的公孙敖，他非但没能救回李陵，反而带回一个“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的假消息。汉武帝一气之下，把李陵全家都杀了。其实，那个为匈奴训兵的李将军并非李陵而是李绪。李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他归国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而在此时，“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李陵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汉武帝死后，执掌朝政的霍光、上官杰皆是李陵当年的好友，他们派使节去匈奴，打算相机迎李陵归汉。李陵的答复让人听来于今犹痛入骨髓：“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单于待李陵恩宠有加，此时如果再叛单于归汉，那李陵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了。他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局。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正史以及站在道德高地的士大夫们，对李陵的挞伐从未止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谁如果为叛徒开脱罪责，谁的道德操守就有问题。所以司马迁为李陵鸣不平，王夫之说“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难怪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而且从执政的需要看，哪朝哪代都不喜欢叛徒，都期盼忠臣。 不过，中国的社会又是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在李陵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投降或叛变的名人屡见不鲜。由于成功光环的辉映，他们投降的耻辱反而成为他们通向成功的基石。 管仲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他本来和召忽一起同是齐国公子纠的师傅。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召忽殉难，而管仲却投降了齐桓公，成了桓公的“仲父”。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却是这样回答的：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老百姓至今还享受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显然，标榜仁义道德的孔子也是认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 秦晋崤之战，秦军主帅孟明视等三人被晋军俘虏，后借机逃脱。归国后仍被秦穆公委以重任。孟明誓雪被俘之耻，与晋军屡败屡战，终于战胜晋军，助秦扩地千里，秦穆公遂成西戎霸主。 晋楚城邲之战，晋军惨败，智罃被俘。他在楚国做了九年的囚徒，晋楚双方交换战俘时才得以归国。归国后非但未受责罚，反而做了下军佐。后来一路升迁，做了三军主帅，辅佐晋悼公打败楚国，复兴霸业。 伍子胥的故事尽人皆知。为报父兄被杀之仇，他从楚国逃到吴国，辅佐吴王阖闾争霸，历经十余年苦心经营，终于攻破楚国都城，完成复仇计划。 这些名人，后人记起和怀念的是他们的功业，而不是当初的投降或叛变。 假如李陵没有遭遇灭族之痛，假如单于不是待李陵恩宠有加，假如历史给他一个反戈一击、将功补过的机会，凭他的才气，或许会建立如同智罃、孟明之流的功业也未可知。历史没有假如，因此，李陵也就被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李陵的遭遇还是博得了世世代代的同情，那具卷曲在大漠里的灵魂，时而也能听得南风吹来的几声沉重的叹息。 梁启超说：“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少年中国说》）当国家观与道德观被赋予新的内容时，当代人对李陵的同情似乎已不再那么羞羞答答。 我想，李陵之所以获得众多的同情，至少有这些原因： 他是一个很看重个人操守的人。司马迁说他是“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积蓄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班固的记述是：“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李陵传》） 李陵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在敌国的土地上，李陵五千步卒当匈奴八万多骑兵，弹尽粮绝前，以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杀敌万余。这样骄人的战绩，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 即使投降匈奴，终其一生，李陵也未有危害汉人的行为。王夫之举出李陵叛国最有杀伤力的唯一证据是《汉书?匈奴传》这一段：“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敌，杀伤虏甚众。”凭李陵的韬略，又是在他最熟悉的与匈奴最后决战之地，三万多以逸待劳的匈奴精锐之师，对兵员相当、劳师袭远、且主帅又非武将出身的汉军，最后匈奴却被汉军打得大败。后人的分析自有公论。 如果李陵与其他降将如李绪、卫律、李广利之流一样，乐天安命，甘愿为虏，他的内心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苦痛和矛盾。正因为他看重个人操守，所以他对自己的投降失节既悲怨，又自责。他把有国难归，无家可回的悲痛诉诸诗文，让后人从他的诗文中去洞悉他的内心世界，具有极为感人的艺术魅力。他与苏武的唱和诗，奠定了他在中国五言诗坛的鼻祖地位。尽管有人说他的那些诗文是后人伪造，我却宁愿赞同《古文观止》编纂者的观点，没有经历那般痛苦的煎熬，是写不出那样撕心裂肺的诗文的。 这个世界是多彩的，并非只有黑白二元色。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美国人并没有因为乔纳森?温莱特将军，当年在菲律宾的巴丹下令向日军投降而憎恶他、唾弃他，反而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挽救了失去抵抗能力的数万士兵的生命。我想，李陵至少应是一个悲剧英雄。这样的英雄虽然不像文天祥那样可敬，但也不像秦桧那样可恶，至少应是可怜的。 李氏的悲怨让人忍酸难禁，而当代的考古似乎又还李氏两座大好江山。据有人考证，李陵在匈奴有两房妻室，一个是鲜卑黠嘎氏，一个是鲜卑拓跋氏。拓跋氏的后代建立了中国北魏王朝。黠嘎氏的子孙则流落向中国西北，据传今吉尔吉斯坦人是黠嘎氏的后裔。十六国时西凉武昭王李暠，据说是李广的16代孙，而李暠的6代孙就是大唐的开国君主李渊。果真如此，李氏的悲怨也早已随荒漠风尘消散在长河落日的寒烟衰草之间。只不过那具屈辱的灵魂，却始终隐没于大漠深处，难见天日。 20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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