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作家 |
| 正文 | 作家 老张是一个作家，身高一米七零整，黑黑的，显的有点儿胖。 老张说他最不喜欢听臧天朔的《朋友》，至于为什么，老张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臧天朔没有得罪老张，老张也没有见过臧天朔，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张讨厌臧天朔，特别是他的那首《朋友》。 老张说，他去河南参加了一个文学活动，回来之后，他就不喜欢那首《朋友》了。 《朋友》是老张最擅长的一首歌，也是老张唯一拿得出的一首歌。每逢朋友聚会搞活动，老张都会喊上一嗓子《朋友》，大家掌声不断。老张唱的很卖力，唱完了，流出一身汗，然后痛快了喝下一杯啤酒。每当这个时候，老张总是忘乎所以。 老张突然不喜欢唱《朋友》了，这让老张的朋友们很吃惊，大家都说老张变了。老张说我没变，是这个世界变了，众人一脸愕然。 老张是个非常本分的作家，守规矩，不胡乱写东西。正如老张说的那样，要写就写有价值的东西。这让很多年轻作家佩服的五体投地。 老张也有缺点。 有一次分管宣传的领导在人群中盛气凌人地对老张说：“老张，你这几年怎么不写长篇小说了？就这么下去是不行的，你应该扎根在基层，深入到群众中体验生活，只有这样，你才能创作出令人赞口不绝的作品。” 老张一听就生气，他心里想你懂个球啊，没见那个作家是在你的指导下成就过一部好作品。作家在哪儿生活不是生活，不管在哪儿生活都得跟基层的人打交道。吃饭，买菜，坐车，哪一样能离的了基层人民群众。真是个只会说白话的土包子。老张看着和他说话的领导，真想把刚才想的讲出来，直觉告诉他，不能讲，坚决不能讲。就这样，老张张了两下嘴，咽了一口唾沫，一股怒火噎进了肚子里。他没有回答领导的问话，也没有继续待在现场，而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领导看着老张的后脑勺，一脸茫然。 领导说的不对你可以提意见呀，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呢……老张走了以后，大家纷纷批评老张。 过了两个月，老张应邀参加河南的文学研讨会，直到晚间休息的时候，他才知道由于主办者的疏忽忘了给自己订酒店。都是好朋友，老张说就不麻烦了，他自己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就行了，让朋友招待好其他人。 老张是个很节俭的人，平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在省城，从上班的地方到家要步行五十分钟，而坐公交刷卡只需要五毛钱，老张从来舍不得坐公交，上下班都是步行。女儿给老张买了一辆时尚自行车，要老爸上下班不要走路了，说骑车快一点儿，省时省力，轻松不累。 老张把女儿骂了一顿，说浪费钱，还不如拿钱给孩子多买几本书看看。女儿不依，说既然买来了，就要了吧，下不为例。老张答应了。几天后，老张把新自行车换成钱，买了一大叠学习用品给外孙送去，给女儿说自行车被人偷走了，以后再不用买了。女儿着急地问什么时候没的，报案了没有。老张说报了，公安说他们一定抓紧破案，让回去等消息…… 老张是个很会说谎的作家，也是很会省钱的作家。 为了省钱，那天老张在河南找了一家全中国最便宜的旅馆。 二十元钱一晚上，房间没有电视。反正老张不爱看电视，他只喜欢看小说，有没有电视无所谓，只要有一盏电灯就行。可是房间里面的灯是在太暗了，估计只有十几瓦，要是日光灯的话估计还能亮一点，只可惜不是。老张人老眼花，把书举在灯泡上，仰着头看了一个钟头，实在困得不行了，叹了口气，勉强躺了下来。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这张床差不多占满了整间屋子，老张如果躺在床上翻个身，保准儿会掉在地上。如果这张床上还要再睡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睡在老张的身上。 房间里的另一件摆设就是一个不能用的插座，但是漏电，老张刚进门时就被电了一下，麻溜溜的，像突然被针扎了一下。 房间的墙壁好像是用纸糊的，老张用两根手指背并拢敲了两下，厚度差不多是一公分。像老张这样的文弱作家，一拳出去砸个窟窿是不成问题的。 为了不给朋友添麻烦，为了省钱，老张晚上就睡在这间房子里。没有人说话的时候，他能听见隔壁另一个人的呼吸。 河南地处中原，夏日炎热。老张忙了一天，又站起来仰着头在昏暗的电灯下看了一个小时书。他躺下没过多久，整个人就像死过去了一样。 半夜里，老张被一阵喘着粗气的声音吵醒了。老张朦胧中拍了几巴掌墙壁，向隔壁的人喊道：“朋友，能不能小声点儿？我这边还要睡觉呢。”隔壁的声音果然小了许多。 老张睡不着了，闭着眼睛，等待天亮。他想早点儿离开这个鬼地方。 半个小时以后，隔壁的动静越来越大。老张抬起手，再次警醒对方：“朋友，你能不能小声一点？” “我办事管你什么事啊，不想住你找别处去啊！”隔壁传过来一阵抱怨。 老张没办法，只好听着隔壁不安定的声音。老张有点儿怒了，有一种莫名其妙被人侮辱的感觉。可是他又有没有办法解决。 为了转移注意力，老张轻声用力地唱着：“朋友啊朋友——朋友啊朋友——朋友啊朋友——”每次唱到后面一个友字的时候，隔壁的声音就明显大了起来。老张用力唱着，却一次次被打断，老张急的满头大汗。 真是个蠢货，老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这不是给人家伴奏吗？想到这里，老张又扇了一个嘴巴。 当老张想再扇自己一个嘴巴的时候，隔壁女的也开始叫了，她一会儿像猪叫，拼命地叫，扯开嗓子叫；一会儿又像是生孩子，疼的撕心裂肺地叫。 老张终于受不了了，他一骨碌爬起来，三下五除二地穿好衣服，顾不上系好腰带，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裤子，趿拉着鞋下楼退房结账。 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老张就在马路边的长条椅上醒着躺了两个小时。 河南夏天的早晨是凉快的，但老张的身上不停地冒汗。天上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似乎是同意老张流几滴汗。没有月亮，马路上的霓虹灯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射进几缕亮光，正好照着老张。老张屏住呼吸，他想让心跳慢点儿，让汗稍少流一点儿，可是他的心始终砰砰跳个不停，汗水一滴也没有少流。老张再次想到他拿手的《朋友》。这些年，《朋友》在大小场合没少为老张出力。它除了给老张赢得掌声之外，每逢喝酒的时候，不胜酒力的老张总能少喝几杯。 老张想一下子忘掉刚才旅馆里的事情，忘掉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老张想，唯有《朋友》。 老张努力的张开了嘴，刚吐出一个“朋”字，脑子里立刻又浮现出旅馆里刺耳的声音，他很快忘掉了朋字后面该唱什么字，嗓子顿时哑了。当他再次响起《朋友》该怎么唱的时候，一股莫名的耻辱感从心口出发，通过脖颈，直达脑门。 …… 上午的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编辑家、文学批评家、知名编剧、导演等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生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三个小时后，所有人都把文艺繁荣的重担委托给了作家。 大家认为如果作家的作品写好了，编辑家就有了好东西可以编辑，文学批评家就有了好东西可以唱谈，编剧就有了好作品进行改变，导演也可以有好作品用来拍片，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一定能够繁荣昌盛。 老张听着大家的发言，脑门上像天然气钻塔的顶端一样有一团火在不断地燃烧。轮到发言的时候，老张毫不客气地斥责现场的每一个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犀利的语言像一把把尖刀，直刺每个人的心灵。老张说文艺繁荣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任何人都脱不了干系，作家出不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责任，也是批评家的责任，编辑不只是排排版，校对一下错别字那么简单的混日子，编辑要不断地引导作家朝着某一个好的方向写作；文学批评家不要只顾讲好话，不给作家建议、不给作家压力的批评家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批评家…… 说完文学，老张紧接着将矛头指向前来参加研讨的影视界人士，他说一部好的影视作品是编剧、导演和演员共同完成的，编剧决定着作品的高度，导演决定着作品的深度，演员决定着作品的精度，三组人少了谁都不行，这和作家好不好并没有多大关系。 老张越说越火，他说文艺工作者是用作品影响人，用作品教育人，要想用作品影响人和教育人，首先要立正自己的身形，看看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拉风搞怪的有多少，偷情出轨的有多少，你们自己的人品差到这种程度，请问在座的诸位，你们拿什么弄出好作品…… 现场的有些人脸红听不下去了，拎着包儿偷偷溜走了。 老张讲完话的时候，现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研讨会很快结束了，老张顾不上吃饭就直奔回家的车站，一个搞电子书的老板追过来塞上十万元现金，说有一本小说还差两个章节，务必请老张半年内写出来，到时候他会登门拜访，另有重谢，写稿的要求都在这个本子里。老张说现金先拿走，等我完成稿子再给也不迟。老板说这怎么行啊，收了钱就代表你同意和我合作了。老张麻缠不过老板，只好将钱和书本一块儿接下。 西去的列车上，老张打开那本写稿要求，妈的，原来是要给写一本黄色小说。老张心里骂着自己，为什么不多留点神儿呢？现在收了人家的钱，这事情是办好呢还是不办好呢？ 老张的心里犹豫着，儿子今年春节结婚，买房的首付款还没有半点儿着落。有了这十万块，家里的事儿就简单多了。 写一本黄色小说对于老张来说并不是难事，况且这种事又没有合同，写完后一手拿钱，一手交货，神不知鬼不觉。 不，我不能这么做。老张想，这么做我的良心将从此不安，我也将没有胆量去教训和数落别人的不是了。儿子结不了婚还可以再找，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但是不合规的事儿做了，再怎么做都很难补救。 想着老板几个小时前那副丑恶的嘴脸，老张真想吐他几口唾沫。老张不再想了，他果断地将书本和钱放在一起装进垃圾袋。趁着车床的们还没有关上，趁着旁边没有人注意，十万块现金随着老张臂力的方向，穿过车窗，朝远处飞了去。 列车鸣了一次西去旅途上最亮的笛，然后加快了速度。老张望着窗外，露出了当天的第一次笑容。那笑，直刺奸商，像一把尖刀，又阴，又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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