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退赔 |
| 正文 | 退 赔 1964年6月6日，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几名四清工作队员来到我家，除了宣布我妈被开除公职外，还让我妈“退赔”。我妈说：“你们看我家里啥值钱，你们就拿吧。”他们东瞅瞅，西看看，一个8平方米的破草房里，几乎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全部家当也不值几百元钱，最后把一床稍微新一点的被子抱走了。 母亲被原是安徽省颍上县新河公社卫生院的接生员，她的罪名是“多吃多占”。就是她到产妇家接生时，孩子生下来后，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要给接生员下一碗面叶，里面打四个鸡蛋，一是表示喜庆，二是对接生员的辛苦表示感谢。那时生孩子大都是到农民家里接生，特别是冬天。母亲接生时，常常忙到深更半夜，孩子生下来，一家人欢天喜地，就赶紧给母亲下一碗面叶，里面放几个鸡蛋，母亲又冷又饿，加之乡里乡亲的，就不客气地吃了。谁知到了“四清运动“时，这就成了罪状，把她近几年的接生数，乘以每家吃四个鸡蛋，算成800多元（当时我母亲每月工资只有20多元钱），相当于三四年的工资。 我妈当接生员始于1953年。那时候她和我爸已经离婚了，我才4岁。经常吃上顿无下顿。有个亲戚看我娘俩生活艰难，就找上门来，动员我妈到新庙集学习新法接生。我妈说：“我不识字，能学会吗？”那位亲戚说：“你年纪轻轻的，人又不笨，咋学不会。”妈妈就带着4岁的我去了。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回来就干起了接生这一行。 妈妈经常半夜里被人请去接生，我睡着了，她就把我反锁在屋里。天亮时，我趴在只有碗口大的窗口朝外张望，总不见妈妈回来，有时等到晌午，有时等到天黑，就像梁上的雏燕，张着黄嘴丫等着觅食归来的妈妈。等不着妈妈，就哇哇大哭，哭累了就睡着了，饿醒了，不见妈妈回来，接着哭。经常哭哑了嗓子妈妈才回来，妈妈心疼得搂着我泪流满面。 过了年把，我稍大点，妈妈不反锁门了，我饿了，就自己动手学着做饭。我把鸡蛋打在锅里，兑上水，然后坐在灶门前学着擦火柴点火，也不知道锅里的水开不开，鸡蛋煮熟了没有，烧一会儿，就掀开锅看看，看鸡蛋清变白了没有，变白了，鸡蛋就可以吃了。 我6岁时，有一天，妈妈又外出接生去了，家里没有鸡蛋，我就学着活面，斡面条。干面多了，活不动，就兑点水，水加多了，又加点面，这样几兑几不兑，把半小斗子面全活完了。盆里盆外，到处撒的都是面。我吓坏了，害怕妈妈回来打我。妈妈一进门，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妈妈吓了一跳，赶紧搂着我问：“孩子，咋啦？”“我把面都活完了。”妈妈看了我活的面，不仅没打我，反而高兴地连声说：“哎呀，俺闺女会活面了！”并且逢人就夸。说我6岁就会活面做饭。 旧法接生由于消毒不严，婴儿出生不久，常常因感染破伤风病毒而夭折。那时叫“三七风”“四六风”，就是孩子生下来三四天、六七天就病死了。而新法接生由于消毒严格，保证了新生儿的健康和安全。妈妈的接生经验越来越丰富，不少难产的妇女在她的帮助下顺利生产，母子平安。因此，她的名气越来越大，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常常忘记到井里打水。有时水缸里一滴水都没有。我就自己提着瓦罐到村前的水井里打水。水井有三丈多深，那时我才8岁。栓在打水罐上的绳子浸上水很滑，罐满了水的瓦罐很沉，我怎么也提不上来，我拽着沉在井里的罐子坐在井沿上艰难地哭起来，被路过的一位老人看见了，他帮我把瓦罐提上来，然后教我把绳子挽上一个个疙瘩，说：“这样提水，绳子就不会滑了。” 妈妈接生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生孩子的特别多，有时晚上妈妈刚躺下，就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夜能接两三家。特别是到了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妈妈趟着没膝深的大雪去接生，有几次掉进冰窟窿里，差点送了命。 妈妈心肠好，虽然自己并不富裕，但常常周济产妇。有的产妇生了孩子没东西吃，缺奶，她就把俺家的面送给人家擀面叶，有时还把胡椒、红糖、鸡蛋送给产妇吃，有的产妇就认她为“干妈”。 后来，成立了公社，妈妈进了公社卫生院，成了专职接生员。由于妈妈个性强，心直口快，得罪了个别人。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有些人就想借机整她。她本来就是一名普通职工，“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和她根本挨不上。可是工作队偏听偏信，一心要整她。有一天，在河东小学召开由老师、医生和社直机关干部参加的批斗会上，一个老师按照会前准备的调子，给俺妈算了一笔账：你接生一个孩子吃人家4个鸡蛋，这几年你接生了一千多个孩子，加在一起就是几千个鸡蛋，你是不是多吃多占？我妈不吭声。工作队长嘭嘭地拍着桌子，硬逼着妈妈承认这个“罪状”。妈妈越听越生气，她想起几十年来为接生吃的苦，受的罪，没人算；她给产妇送的米面油盐鸡蛋没人算；她在许多危急关头抢救产妇母子生命没人算；特别想到她经常外出接生，把我扔在家里，忍饥挨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没人算，吃了产妇家的几个鸡蛋就算“多吃多占”，顿时火冒三丈。她向工作队长招招手，说：“你过来，你过来，你到我跟前我就交待。”工作队长不知道我妈要干啥，满不在乎地朝她走去。当走到离我妈一步之遥时，妈妈拼尽全身力气，一头向工作队长撞去。队长毫无准备，被她撞得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全屋子人被我妈这一举动惊呆了，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不知道上前将工作队长扶起来。妈妈理直气壮地说：“我有啥问题，我天天做的都是救人的好事，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我走的正，坐的直，你们就看着办吧！”说罢，大步流星地走出会场，竟没人敢拦。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工作队长从地上爬起来，气急败坏地说：“我还没见过这么胆大妄为的女人，敢反对工作队，破坏四清。今天我宣布，把陈孝芬（我母亲的名字）开除，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妈妈失去了工作，全凭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口粮。我和妈妈在一间8平方米的草房里度过了十多年艰辛的日子，直到1979年，全国落实平反冤假错案政策，妈妈蒙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老伴江云长口述 闫振田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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