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永远的情结 |
正文 | 我是一个纯纯的屯子人,又是一个很早就走出了屯子的人。1979年8月,我独身一人“杀”进了城,来到享有“明珠”“国宝”美誉的富拉尔基,从此开始了我第二故乡的创业生涯。截至到2004年我工作调整,这二十多年一直打拼在我钟爱的农业战线。经过风雨考验,我与乡村和百姓建立的那密切感情,不是我自信,谁想给剪断都难! 那时齐齐哈尔市和嫩江地区还没有合并,市辖区农业系统人员的编制、工资、调动等“三权”有的还由市主管部门管理。我的“三权”关系从学校直接转到了市农机局,当然工作就归市农机局分配了。至今仍清楚记得我去取毕业安排调令时市局领导跟我说的话:“这批学生全都充实到了基层,经研究把你分到富国公社农机站了。富拉尔基是独立的大区,富国公社就在城里,环境条件都很好。你年轻,到那里好好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干出成绩,不辜负希望!” 我这个人天生怕听好话,年轻火力又有点旺,领导简单这么一鼓励我的精神头立马就上来了。取出调令几乎一刻没停就往富拉尔基奔,到了富拉尔基我左打听右打听,都快下班了我才在一个叫“郊区党委”的大院里打听到了富国公社。接待我的是何文庭副主任,他还把机关干部召集到会议室,向大家做了介绍,“上级又给我们分来一个小伙子,是市农机局分给农机站的,添人进口是咱们公社的一件喜事,我们鼓掌欢迎!”我头一回经历这样热烈的场面。谢天谢地,最重要的是我的工作落实了。做梦都没梦到过,如今我也是一名小时候认为官位很大的公社干部了。 1979年富拉尔基的农口就已经是两个公社了,两个公社都在一栋砖瓦房里办公。他们以砖瓦房的中间大门为界,东侧是长青公社,西侧是富国公社,分别负责近郊蔬菜生产和远郊的粮食生产。有老同志告诉我原来都是一个公社,1978年才分开。我在想这大概跟一个家庭一样,哥俩在一起过久了,难免有利益冲突、难免有情绪。那就单过,各起各的炉灶,你好我也好,分家了那咱们也是亲哥们儿。 过去的农村在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体制下普遍都很穷,人民公社和总路线、大跃进被统称为三面红旗。很遗憾这面红旗并没有引领农民致富,它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严重挫伤了积极性。“大帮哄”、“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还有些“高草”和“屯大爷”不劳而获,还美其名曰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土地没人认真去种,种了没人精心去管,人人抱着混的思想。玉米是高产作物,平均亩产也只有一百多斤。产的粮食都不够人吃的,哪还有马喂的?富拉尔基区从事粮食生产的大队,多数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的日子。我查资料得知,197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6元。够穷的了吧?用土话说那真是嘎嘎穷、穷得叮当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个历史性转折就是改革开放。我敢下定论,我国对内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再具体点说是从家庭承包经营开始的。1982年——1984年,中央连续下发了三个“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红头一号文件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标签,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是那么深刻。我们农口干部都把它比做令箭、比做圣旨,最管用了,有了它定调才敢大胆往前走。所以我们年年都盼,每到年末年初就有人猜了:“今年的一号文件也不知道还是不是关于农业的……”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富拉尔基区于1983年在农村全面完成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以户为单位经营,存在了几十年的农村生产队寿终正寝,草草结束了生命。 政策的对路和长期稳定,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他们敢往土地上投入了,产出也就同步有了大幅度提高。逐渐逐渐摆脱了贫困,又逐渐逐渐走上富裕。粮食的连年丰收,多得粮库都装不下了。它还会影响人的生存安全吗?接着国家就取消了对它的统购统配。“这下好了,都一样了,今后用不着再羡慕那些吃供应粮的城里人了,也用不着再偷偷分粮了。”农民们无比喜悦地表达着感受! 跟随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的体制改革也纳入了日程。1984年,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富拉尔基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全部被撤销,正式换挂上了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牌子。领导们考虑达斡尔族人口比较多、且居住集中的特殊情况,在这次改革中就将原富国公社辖区被一分为二,新组建了杜尔门沁达斡尔族乡,这样农口就由两个公社变为了三个乡。 当时已到富拉尔基区农业科工作的我主动请缨,去了杜尔门沁乡。不久市农机局还给我下了任命令,任命我为农机站站长。虽然不算什么官儿,但我第一次在职务上有了“长”。为这点小事我夫人还挺欣喜若狂的,“这不,也挂上‘长’的头衔了,说不准谁有出息,我这辈子嫁你还真是嫁对了!” 在乡政府成立后的初期,正值农村的家庭经营快速起步阶段,赚了些钱的农民们纷纷抢购市场新推出的适合一家一户作业的小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农机热的出现,伴随而来的是农民迫切需要提供维修和油料、配件供应等服务。面对新形势,国家也决心要办好这件事并给予大力扶持。我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争取物资,跑农机局、跑财政局。东跑西跑,我舞舞咋咋地真的就把一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农机服务站建起来了。 这是我白手起家组建的富拉尔基区第一家农机服务站,服务面辐射到了周边的所有乡镇,我也由此成了纳入视线的人物。区农委杨茂义主任就找主管农业的副区长董学礼商量,“跟区委谈谈,还是把他调过来吧,让他来当区农机总站的站长。”我还破天荒地获得了全省农机战线先进工作者奖励,农机服务站也被授予全省甲级站、先进站的称号,我在市里绝对敢称是一面红彤彤的旗帜。1991年我戴着大红花光荣地参加了全区的劳模表彰大会,区级主要领导在红旗剧院门口列队欢迎。我以前的主管区长刘忠宝还单独和我握了手,握了好一会,说了好几声祝贺祝贺。上上下下都承认我是个干事的,我开玩笑说:“事业对我来讲肯定没有我孩子重要,但肯定比我老婆重要。”尽管是玩笑,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我的人生价值观! 第一轮承包到期后,1997年富拉尔基区也接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那年我在长青乡是分工抓农业生产,乡里就把指挥打这场硬仗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你命好赶上了,就得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农村刚刚推行家庭承包经营时,农民对土地的意识还不是很强,并没有把它看得十分珍贵,第一轮承包进行得也极为平静。随着农业的升温,第二轮承包矛盾就大了,打人、伤人、上访、闹事的时有发生。我和几位同志曾被后水村民当人质扣押了好几天,几十村民白天晚上轮流看守我们。最后矛盾成功化解了,区里乡里派来了一大队人马。我见到他们,有种飞鸟出笼的感觉,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富拉尔基区的机械化生产以及长青乡的蔬菜生产、二轮土地承包、98年抗洪有我付出的心血。尤其忘不了我带队到前库勒村的那次抗洪,更忘不了抗洪时出现的插曲。由于有人错告,纪委还派专人到现场查了我。他们这一查竟查出了一个好干部,查完不久我就被提拔了。常言道:脚正,走的路就正,谁还怕鞋歪? 我在富国乡和农业局工作期间,又经历了“撤并自然村、发展中心村”,取消农业税费等重大改革。2000年富国乡被撤销,合并到长青乡。2001年的并村改革将全区23个村合并成14个村,2003年又合并成10个村。2004年在全面免除农业税和村提留、乡统筹的同时国家又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现金补贴。这一并一免一补农民又多得不少的实惠,平均每人也得上百元。据年末统计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近4000元水平,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 富拉尔基不仅有一流的工业,还有一流的农业。并在齐齐哈尔创造出第一个大棚村、第一个把黄瓜嫁接技术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第一个冬季靠日光生产蔬菜的节能温室小区、第一个新特菜生产基地、第一个品牌大米——齐而特牌温水大米、第一个在大田播种生产采用机械化滤水技术等多个“第一”。 我自豪,想当年我在农业战线战斗过,也为打造这些第一奋斗过。只因后来工作需要,我去了一个新部门。我的老领导董学礼还专门给我写了一首藏头诗:“延生睿智腹中藏,生来正直不畏强。勤奋工作施韬略,政绩显著不张扬。为民不避累和苦,人前背后诚为刚。坦荡处事令人敬,诚恳待友人脉旺!”无疑,我最喜欢这首诗了!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这一代就如同落后的生产队,退出了社会的大舞台,再也不用上台表演了。我只能怀着那份不变的情结,在台下默默祝福,祝福富拉尔基这片沃土永远充满生机,祝福农村经济、全区经济不断登新台阶,在迈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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