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故乡的DNA |
| 正文 | 故乡的DNA 我写散文，很少用洋词儿。一是我洋词儿没学几个，二是怕人说我没念几天书，倒整成了假洋鬼子腔。今儿写的这篇东西，虽然用了洋词儿DNA，却是地道的土文章。 DNA是英文Deoxy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汉语翻译过来，是遗传基因的意思。说来惭愧，我曾是个“数典忘祖”的故乡“贰臣”，曾是“吃奶骂娘”的“忤逆”，也曾是发誓跳出农门、“前脚走出去，后脚就再也不想迈回来”的人。 我的“贰臣”，我的“忤逆”，同我的同龄人一样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家乡的贫穷和不公。这些，像烫画的烙铁在我大脑的马海沟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先说穷，这个“穷”字，曾经是我和我那个时代贫下中农子弟引以为荣的字眼：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可到头来还是穷，穷到光脚丫子上学，穷到买不起酱油蘸盐水，穷到没衬衣换一伸手就能摸出几只虱子，穷到说不起媳妇盖不起房。不公则是使我成为“忤逆”的主要原因。为了跳出农门，我们那茬人的首选是当兵。有顺口溜为证：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1965年春天，飞行学校到盖县二中招滑翔学员，我是经过几轮筛选剩下的最后两位之一。那时的我，甭提多兴奋了，“我爱祖国的兰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我望着天空唱啊唱的，最后的希望却像猪尿泡被猫叼去了一样破灭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我的姑父是现行反革命。有了这个坏姑父，我们叔伯兄弟七个一个也没当上兵。第二个不公是在盘锦油田选调还乡青年到油田当石油工人时，大队支书硬是把自己的亲侄子（他根本没上中学）顶替了我。第三个不公是县文化馆打电话通知大队让我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事，大队会计怕我耽误理发，硬是把这消息扣下了。为这事，我和大队会计吵翻了天。第四个不公是选民办教师。连只念过一年民中的大队长的小姨子也当上了民师，我却因“朝里无人”而被拒之校门之外。我是在那位女老师被学生欺负得教不了的情形下才顶替进去的。可好景不长，在“下放” 教师时，我又首当其冲了。后来，大队长小姨子远嫁安徽，才使我柳暗花明又回到学校。第五个不公是“一打三反”时，我成了“右派分子”的“吹捧和调”者，被撤销（校长）职务，留校查看。至于入团入党选调工农兵大学生什么的那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如此种种不公，对这个穷村子，我还能有什么留恋的呢？苍天有眼，1978年，我已是31岁的大龄青年了，通过高考上了大学。离村那天，我是不打算回头瞅的，嘴里咬牙念道：“拜拜，我的穷村子！拜拜，头顶生疮脚底冒脓的村官们！”可是，当我下意识地回头瞟一眼村庄时，心里却像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全有，眼里，早已大雨滂沱了。 毕业后，我进了城，总算喇叭匠跌跟头——喘了一口粗气。于是也总想装出城里人的模样。我先是做了一套化纤面料的西服。当穿西服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的心则怦怦跳个不停，好像满大街的人都在在把眼球当弹丸往我身上射，我觉得自己成了个怪物。最难受的是扎领带，我总想起给毛驴套套包子，自己这不成毛驴了吗？上课时，脖子给扎得溜严，捂得冒汗。干脆，脱了西服，撸下套包，轻装上课。打那儿，我再也不穿西服了，省得叫人说我土老农进城——光着膀子系领带。这时，我从骨子里认了：归根到底我还是农村人，我的体内早已印满了故乡的DEA。 ——故乡的DNA镌刻在乡音里。我教语文课，尽量用普通话教学。可是，我那生硬的普通话怎么也掩饰不住海蛎子味儿。有的翘舌字就是把舌头尖儿咬下来也读不准。这时，我才真切折服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是多么经典。那天我和妻逛农贸市场，看到卖水虾皮的。我问：“拉锅沿儿（水虾皮）多少钱一斤？”卖货的汉子直了直虾米般的腰身，眼睛一亮，反问道：“你是盖县的？”“对，我是熊岳镶红旗的。”“哎呀，我是鲅鱼圈镶白旗的，咱都是熊岳八大旗的，老乡，拿些吧！”我当然不能白拿人家的虾皮，就冲老乡的面子我也得多买些，那汉子给足了秤，又多抓了一些。后来，我和那汉子成了朋友，而这朋友的桥梁，仅仅是那海蛎子味儿的乡音。这海蛎子味儿，不正是故乡的DNA吗？后来，我和老伴又陆续结识了不少辽南的小贩：卖地瓜的，卖苹果的，卖海货的，有的虽然不知名不知姓，但谙熟他们的口音。有时买海鲜什么的钱不凑手，他们就不收钱，说什么时候给都行，不给也行。 ——故乡的DNA潜藏在梦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愈加怀恋起故土来。夜晚失眠时，会眼望天棚挨家挨户从村东头老佟家数到村西头老宫家，会不厌其烦地回忆儿时的种种趣事，会在脑海里反复播放碰海的欢乐和辛劳。想正月里跟屁虫一样跟着秧歌队走，想夏天夜晚那连台唱的驴皮影，想跟小伙伴们拉蛤蟆琴的欢乐。睡梦中，一次次回到故土，回到爹娘的怀里，回到我的剃头房，回到我曾站过的讲台。唐朝诗人顾况云：“故园此去千余里，春梦又能夜夜归。”是啊，想家的时候，你就做梦吧。 ——故乡的DNA缠绕在生活习惯中。进城30年了，我始终改不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吃不惯蛋糕牛奶，睡不得日头照腚。文友们最喜到我家聚餐，他们一致叫好的是我老伴卤的咸虾爬子，炸的蟹子酱，汆的鱼丸子和蛤蟆鱼炖花生米，还有小咸鱼大饼子。甚至年三十上坟，正月十五给先人送灯，过年供家谱的习惯我都坚守着，生怕有些许不恭。我曾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就有“我是混进城里的乡下人”的句子。 ——故乡的DNA融铸在乡情里。说来也怪，进城以后，我却时刻念起故乡的好处来。如果有人问我家乡如何，我总是介绍如何土地肥沃；如何依山傍海，冬暖夏凉；如何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如何民风淳厚，夜不闭户。用辽阳的话讲，就是净挑筐帽说。渐渐地，我的这些粉饰故乡的筐帽，竟然占领了我的记忆地盘，把那些对故乡的仇恨、偏见撵到马海沟的深处。而对家乡的事情有意无意地关心起来，看报听广播看电视都特别关注家乡的事，连天气预报都不放过。俗话说，好人护三屯，好狗护三邻。后来，村里陆续有人来找我办事，我是老爷庙横批——有求必应。有一回，大队会计（就是那位扣押电话通知的会计）的儿子二幺子拉一车鱼进城卖，天黑时找到了我，哭着说：“三叔，帮个忙吧，卖不了，明儿就全臭了。”我看着急得两眼猴腚红的二幺子，全忘记了他爹的坏，我二话没说，立马找到学校后勤主任，让食堂收下了。再后来，陆续有村里人来找我办事，看病的，探监的，借钱的，我总是不厌其烦，尽量叫来人满意而归。我先后三次给本家、邻居的孩子办了高三复读，而且吃住在我家，让他们如愿以偿。 ——故乡的DNA蓬勃在我的作品里。在我创作的散文、小说、小品、相声等作品中，自己认为满意的，都是写故乡题材的。散文《望儿山，那个古老的传说哟……》获熊岳望儿山母亲节征文一等奖；《清明蟹》获省金虎杯征文一等奖；散文集《村宴》获省作协丰收杯一等奖。我还为营口港撰写了征联出句：“营口鲅鱼圈仙人岛三口开航”（征上联），发表在《诗词月刊》上，这也算对家乡的一点贡献吧。2004年春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操着浓重的熊岳口音：“我是高福臣。你还记得镶红旗的二宽二臣吗？”我说：“记得记得，你爹叫高庆宽，我爹叫郑恩宽。他俩是小学同学，咱俩也是小学同学呀！”我问他是怎么想起我的，他说从《辽阳日报》上看到我写的老家的文章，就打电话问报社，终于和我联系上了。于是我们这两个10岁分别、56岁重逢的老乡又开始了交往。现在回头看看我出版的几本集子，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布满了故乡的DNA，可以说，没有故乡，就没有我的文学创作，就没有这几本集子。 2008年秋天，我回老家，村支书——我30几年前的学生于天灵宴请了我，并恳请我为村里写一部村志。而村志的总策划正是那位让他侄子顶替我进油田的老书记关二叔。二叔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德忱，当年，那件事二叔对不住你。”我望着苍老的关二叔，还能说什么呢？能在晚辈面前说出这句话，已实属不易了。“二叔哇，要不是你当书记一句话，当年我能当上校长吗？三侄是吃镶红旗高粱米，喝镶红旗盐碱水长大的，我有责任把村志写出来。”经过几个月的走访调查，查阅资料和整理、编撰，一部近二十万字的《镶红旗村志》问世了。当我在村委会的发布会上宣读《后记》时，全场鸦雀无声,个个注目倾听。 哇——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我的宣读声。关二叔走上前：“德忱，我代表镶红旗两千父老乡亲谢谢你啦！”二叔毕恭毕敬给我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和我紧紧拥抱，那浑浊的老泪倾泻而出，流进我的脖颈里，他的双手颤抖着拍打着我的后背，“你是镶红旗的好儿子，好儿子，好儿子呀！”是的，我在编撰村志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又和故土融合在一起了。这部村志，调动了我体内所有的故乡DNA，也印满了故乡的DNA。目前，镶红旗村已被仙人岛能源化工园区整体征用，也许，未来的镶红旗人只有从这部村志中的DNA去寻找镶红旗的蛛丝马迹，去寻找有着同样故乡DNA的乡亲。发布会结束时，我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的村妇女主任小榕站起来说：“为感谢郑老师的辛勤劳动，我把《我热恋的故乡》献给郑老师，献给大家，献给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 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 依恋在小村周围。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住了一年又一年， 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忙不完的黄土地， 喝不完的家乡水。 男人为你累弯了腰， 女人也要为你锁愁眉。 哦，哦，故乡，故乡， 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 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 地肥水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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