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良治上发声 |
| 正文 | 羑河纪事二九九 在良治上发声 文生 上回聊到治理理念要有新的说法评定，老文说寻找相关资料。 老文看到，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和政体，不同制度政体的治理理念是不同的。每一个治理理念，都是针对特定的社会制度产生的，都是与现实结合的产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没有放之四海的治理理念，每个治理理念在实践中都有良政劣政之别，在这其中有其道，即对所有制度的判定方法，是不是前进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治国实践与理念，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治理指导思想，这得益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呜。 “治”，本是一条古水的名字，它出自泰山，引申为从水的初始处、细小处开始，进一步引申为对河流整修、疏导；“理”，本义是石质物质的组织纹路，引申为将山上挖来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进一步引申为整理、整治。 战国时，“治”与“理”开始合为一词并用于国家管理。荀子说“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说“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司马谈父子的《论六家要指》认为，诸子学说“务为治者”凡六家：儒、法、道、墨、名、阴阳。阴阳学说属于哲学，是当时各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名家学说主要讨论逻辑问题。这样，产生于诸子时代的治国理念主要涉及墨、法、道、儒四家。其实《易经》也是各家学说的理论逻辑基础，兵家有不少涉及治国的认识，但都未论及。 墨家治国理念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十大主张。其一，墨家治国理念是道德主义的。所谓道德主义，从个人良好的道德出发治理国家，需要“人人以自苦为极。”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其二，墨家学说三位一体。道德主义治国理念，工程技术知识，古典逻辑体系。知识真理与道德政治、公平正义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工程技术在儒家看来，是奇技淫巧。其三，墨家政治学说具有平民主义特征。其四，墨家有着严密的组织。 在现实中，墨家的政治主张没有全面实施过，只能夹杂在其它各家中实现。 老文认为，原因是墨家主张敬神事鬼,不为早已树立人间神位的统治者所认同，同时，墨家是一个严密组织，也为统治者所忌讳，所以兴盛一时的墨家很快沉寂无名。 法家治国理念：一，功利主义是基石。所谓功利主义，从国家立场是把国家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从个人立场是把个人利益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二，以法、术、势为核心。慎到讲“势”，申不害讲“术”，商鞅讲“法”派，韩非综合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三，治理国家绝不能依靠道德进行说教，必须靠奖善罚恶来治理。在法家看来，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主张政事“一断于法”。 四，法家认为法规以社会信用为前提，但也需要强化规范的强制性，使其不可被违。有世俗主义性质。五，法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并非天下百姓公意。在夏商周时期“礼”与“法”还融为一体，“法”存于“礼”中；到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儒家讲礼，法家讲法。六，司马迁说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在《史记》中韩非与老子同传，依据是《韩非子》一书中有《解老》《喻老》二篇。韩非之学与老庄学说根本对立，如何认识认识两者的辩证关系？秦国奉行法家策略，国富兵强、统一中国，却在帝国建立后不到二十年间迅速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 老文想：秦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人们的认识一致：暴政、苛政。 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统治有两面：一以严，一以宽。宽了之后要严，所以说严归本于宽，也就是法家归本于黄老。后来是宽严皆用：“汉家霸王道杂之。” 道家治国，主要体现在西汉前期的黄老道家。司马谈将其概括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西汉早期黄老学说承袭战国黄老学说，黄帝具有帝王、神仙双重属性，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是黄帝。黄老道家的治国理念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是对秦帝国强力政治的反向操作。黄老道家与老庄道家有同有异。所同者，二者都关怀个体生命，都探索生命的终极归宿。所异者，老庄道学是一种出世的修道学说，具有反文明、反政治的性质；黄老道学则不然，它肯定文明，对政治作了多方面讨论，具有入世的性质。但“无为”政治学说并不能医治功利政治的弊病，更无力提出长治久安的方案，因而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学说。按司马谈的说法，黄老道家治国集阴阳、儒墨、名法之大成。但在现实中，也只能在西汉早期经过短暂繁荣之后迅速衰落。 老文想：这是因为执行黄老学说，要求最高统治者处于“无为”的地位，这很少有帝王能做到。文、景无为而治，还要想法削藩呢。 儒家治国理念，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仁政论。“仁”是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孟子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仁者爱人”。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减轻赋税。 二，礼治论。《左传》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法在西周之前礼制就形成了，体现为一些固定的仪式、程序和规范，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一定权威性。孔子一生为实现礼治而周游列国。 三，德治论。《尚书》中写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四，孝治论。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汉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都前掇“孝”。 五，人本论。孔子主仁政，孟子主王政，荀子主礼治，但都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是体现。 六，民本论。儒家重视民心，“取信于民”是立邦之根，“安民”是最终目标。核心理念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七，人性论。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表面看互为水火，实际上都重视培养人们的善性，压抑恶性，培养高尚人格。 八，治官论。儒家强调要规范、约束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孔子认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王朝均败于官吏腐败。 还有，教罚并重论。治民措施，以教为先，以罚为后。尚贤使能论。主张尚贤使能，崇尚圣人政治与贤人政治。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重义轻利论。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利己主义，倡导人们做正人君子。 儒家政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但根本特征是“中庸之道”，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不偏不倚，折中调和。 儒家治理理念，也包含墨家道德主义、法家依法治国的因素，兼容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儒家仁学，既爱别人又分亲疏远近；儒家礼制，肯定等级差别但又限制分裂程度；儒家施政方针，肯定教化又主张刑罚。讲道德，儒家不及墨家；讲利己，儒家不及法家。 为什么儒家治国理念在战国时代寸步难行，但在汉代重新复兴? 老文想，这是因为孔子时的儒学精粹在于礼治，那时各国处于战争中，这一套自然吃不开。汉代儒学重新复兴，实有赖于董仲舒对儒学的全面整理，使儒家学说系统化并兼容各家内容，适应了当时现实的需要且具有可操作性。 为什么秦汉社会转型经历了法家治国、黄老治国、儒学治国三个阶段? 老文想，秦用法家，用耕战改革迅速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才水平，得以横扫山东六国而一统江山，随后以暴政速亡。在秦亡过程中，六国贵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民众，轻摇薄赋可以化解，如何减少六国贵族的反抗呢？这就用到周朝对商遗民封国的手段。果然，汉初就是实行双轨制，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轻摇薄赋的无为政治，是战后修养生息的需要，也是中央与分封国争取民众的手段。但是双轨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央先用武力对待，高祖对异姓王，成功；文、景对同姓王，没完全成功：武帝双管齐下，用武力，更是用文质彬彬的“推恩令”，解决了问题，接下来武帝用儒家统一思想，是继书同文、行同轮、规同矩之后最重要的大一统之举。这样可以看出，国家在每一阶段的治理方式是不同的。 千百年来，实行的是秦汉制度。历史在循环，治理方式也在循环。法家、道家、儒家的治国理论前后应用，然后进入乱政，经过武力一统，国家治理方式又下一轮循环。 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构建了一个由“家”到“国”的框架。《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具体内容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问题是，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个人行为，但治国、平天下是集体行为，儒家没有就集体层面如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也就无法使儒家治国理论能规范君王的行为，反而成为推动君主专权的理论，形成了明儒暗法的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地广人稀，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制度更容易得到实施，于是夏商周实行“分封制”政治制度。“分封制”的特点是“逐级分封”，如果大家规规矩矩，安分守已，倒也理想。但问题是生存资源是有限的，大家互相争夺生存资源大打出手。对于诸侯来说，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土地，分封给他人，那怕是自己的儿子，也是稀释了自己的权力，稀释了国家的资源，这都降低了国力，导致在与他国竞争中落下风，因此，分封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各路诸侯对新获得的地区不再分封，而是设郡县，县的原义是悬，是悬在分封地之外新征服的地域，这样诸侯实现了中央对新开拓地方的垂直领导，“郡县制”最后成为各国主流，特别是秦国，率先彻底实行“郡县制”，继而完成了一统江山的大业，“郡县制”由此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一直沿用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在郡县制下，郡县的长官由国家任命。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官员不能世袭，而由国家“择优选拔”，保证了中央集权，维护了王朝的大一统。《史记》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制度，使人与社和土地紧密联接在一起，形成“人不动、户不动、地不动”的基本社会结构，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社会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秦汉以后，“皇权不下县”，礼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尤其在基层治理中，通过一系列礼法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治”。 传统中国治理模式是中央专制与民间自治的结合。 中国古代先哲几乎都怀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文化，背后是天下为公理想。在中国文化中，一旦某个官、某个团体、某位君主被广泛地认为是在谋私，不为公，那么在道义就没有了合法性。 中国的治理方式，是政道思维。政道，就是治理的“道”。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 不过，中国传统的政道论是分散的，还真的找不到一本谈如何系统治国理政方面的书,只是强调让大家通过史书去悟治国理政的道理。所以历代强调治国者要吃透史书，从中悟到治国理政方式。实际上就是防止在治理上死抱教条。 但不幸的是一些人死抱教条不放。历代遗老遗少不说。在当代，有些人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他们认为欧美因为政体好，所以才发达，忘记了同样采取同样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是大量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后实行多党制，一度有几百个党派，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但是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总统是凭枪杆子上台的。 西方创造了一个神话，是“只要制度好，选个傻瓜也没有关系”。其实在传统中国有很多儿皇帝，政体还是运行下来了。 丘吉尔有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其他已经尝试的制度更坏。”实际上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用中国谋士的话，就是“下策”，顶多是“中策”。 西方社会是个人优先组成的社会，即中国早已抛弃的杨朱式的社会。孟子说：“杨朱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之。” 西方认为国家治理在于民主,民主的要义在于选举，选举的根本在于程序。程序是必要的，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要有程序。但中国有句古话叫“法久弊生”，它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种教条。我们为什么总讲改革？改革其实是对利益格局的纠正。美国不是不想改革，是改不动，军工、金融等集团非常强大，又利用了民主选举的程序将它的利益固化。 西方称选举民主的优点是，可以改正领导人的错误。但中国改革成果表明，中国制度同样可以改正领导人的错误，并更有效率。 一个朝代，不改革，从良政走向劣政成为必然，没有例外，只有改革才能使之持续。 现在都在讲改革。要推进改革，需要能够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才能推动。西方“部分利益党”很难推动改革，很多改革方案在无休止的扯皮中。当然中国也存在互相扯皮的现象，但较之西方，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因为不涉及党争。西方政党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能力非常之弱。在形势好时，容易达成共识，形势不好时，党争就激烈起来了，达成共识就更难了。 现在世界是多种国体,都是与各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对其运行,看其是不是符合“道”,是不是良政,是不是搞活了经济，是不是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不是看是不是符合某种特殊运行模式。强行推行某种模式，这不符合政道。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选举，只能产生于以贸易为主的城邦生产方式中。 古罗马的任期制是个天才设计。 我们古代时，在科举制、选贤举能、异地任职之外，也有任期制，只是任期制限于县官。现在任期制应用于各级官员。 我们的程序民主以协商、民主集中、选举为特色，选人看你在工作干的啥样，是不是为大家认同？然后经过选举程序才能任职。人才是一步一步上来的，在不同岗位经过历练，不是一步登天上来的。 中国许多方面显现出中庸之道，对立的双方在同一块天下和谐共处。比如制度方面，一国两制；生产方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西方人总喜欢用“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范式，并借其推动颜色革命。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成功经验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善治、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合起来，是我们的民主模式。 “某某之治”是良治，但总是那么短暂，这时需要改革家出来改革。在传统中国，限于新的生产力没有出来，改革大都被传统势力扼杀了。现在是生产力不断提高，改革永无止境。 任何制度都存在良治与劣治。在当前话语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跟着人家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评价治理理念，我们要在良治上发声。这是老文准备与老歪聊天的话题。 羑河纪事均为原创 2022年7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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