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怀念父亲（1） |
| 正文 | 怀念父亲 作者：陈元华 许多同父亲一起工作过或者了解父亲的老同志，都劝我把父亲过去的经历和他为克旗林业建设与林业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写一写。说实在的，父亲虽然在克旗的林业战线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工作了一生，做了一些有利于克旗林业资源开发和林业事业发展的工作，也只是做了一名普通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并没有什麽可以炫耀的。现在根据自己的记忆，把父亲生前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以表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同时也表示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一点谢意。 痴情林业事业终身无悔 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一九五二年春天响应国家号召，从老家首都北京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后，被分配到内蒙古林业厅工作，同年十一月，因为开发克什克腾旗林业资源，又被内蒙林业厅派往克什克腾旗，负责组建大局子林业抚育总站的技术工作。本来父亲是来负责组建抚育站的技术工作的，建站后可以回到林业厅工作，但因当时克旗旗委政府领导的多次挽留，才留在了克旗。 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见到父亲正常地休息过，越到节假日他显得越忙碌，更很少在家过星期日。在大局子抚育总站建站初期，他几乎每天都伏在我们家住的马架子窝棚里临时搭起的木板案子上，在小煤油灯的陪伴下，不停的做着设计文件；绘制着建设图纸；计算着工程预算：起草着工作计划、报告等文件。有了办公室以后，他除了公出开会和上山实地勘测、规划测量外，每天都扎在办公室里，不分昼夜地工作，尤其到了防火期，他就更是废寝忘食了，几乎每顿饭都要母亲送到办公室去吃。每次有了火情，他都带领着扑火队伍，日夜坚守在扑火第一线，同扑火人员一起扑打大火。明火扑灭后还要仔细检查火灾现场，防止和消除火灾隐患。直到火被全部扑灭，他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 林业科成立以后，由于又要组建几个林场，他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不但没有汽车，而且新建林场都没有通车的路。他就骑着马到各个林场去指导建场工作。由于同时组建几个林场，工作任务非常大，有时他刚从一个林场回来，褥套还没从马背上解下，听到另一处林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又收拾东西，骑马奔向另一个林场。许多时半夜接到有情况的报告后，他都会连夜赶到现场解决问题，因为工作太忙，他有时一个多月也不能回一次家，有时路过家门也不能回家看看。 五、六十年代，克旗地区的森林火灾发生的比较频繁，所以，每到春秋季的防火期，父亲总是昼夜守护在防火办公室，不断询问各林场的防火情况。一旦有了火情，不但及时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情况，还积极组织力量扑救，每次都亲自随同扑火队，到扑火现场进行指挥扑火。由于他每次都在扑火最前线指挥，有两次因为火势凶猛，把衣服帽子烧坏了，一次由于被大火包围，他同其他四名同志，用自己的尿浸湿了毛巾捂住鼻子和嘴后，冒着生命危险才冲出了火场，冲出后他们在地上翻滚或利用互相扑打的办法才将身上的火扑灭，结果有的手被烧伤，有的脸被烧伤，有的连眉毛都燎得没有了。 那时，开辟防火道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和繁重的劳动，又是一项有效和唯一的防火措施，所以每年各林场打防火道时，父亲都要亲自到现场进行规划和指挥，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野外，在茫茫的原野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享受大自然中的酸甜苦辣。 父亲不公出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深夜，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夜。通宵达旦的工作是父亲多年的工作习惯，白天很多时候忘记了吃饭，待到办公室去找他时，才想起了吃饭，特别忙的时候，母亲只好把饭送到办公室，他就在办公室囫囵吞枣地吃上几口。 有一次父亲去医院看望一个患肺结核病的工人，由于当时那个工人的肺结核病正在开放传染期，父亲在看望时又没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所以被传染了肺结核病。当时由于工作忙，没有在意，后来病情被发现，又由于工作忙，没有彻底治疗，几次发病后住院治疗，都因为需要父亲公出开会或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等原因，而匆匆出院，使治疗半途而废。由于父亲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和大量的吸烟，病情也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两侧肺叶全部空洞了，所以父亲在得病后的近二十年中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父亲在林业战线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到各个林场，他走遍了克旗境内所有分布着林木的区域。由于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以对每片森林的生长状况、林木面积和需要更新采伐等情况都了如指掌。每当向上级汇报克旗林业资源分布和林业建设情况时，他就会如数家珍地把每片森林的所在区域，林木面积，生长情况等详细进行汇报。并胸有成竹地提出克旗林业的发展规划、建设计划和采伐抚育、植树造林的实施意见。他当时提出的“适度采伐、合理间伐、植树造林、永续发展”的林业工作方针，指导了当时克旗的林业工作，使克旗的林业资源既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又得到了建设性的长足发展。 五十年代末，克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病虫害，为了防治林木病虫害，父亲同其他几名技术人员，为消灭病虫害而没日没夜的奔波在各个林场。特别是白音敖包林场的云杉林发生的病虫害尤为严重，而且一般的杀虫药剂对云杉树害虫又无济于事。为了消灭云杉树的害虫，必须配制新的杀虫药剂，在配制药剂和药剂试验的过程中，父亲都首当其冲，因此也有两次被新配制的药剂熏的中毒晕倒。经过他们多次试验和不懈的努力，历经近三个多月的时间，不但彻底根治了云杉树林的病虫害，而且使克旗境内的森林病虫害都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当父亲完成虫害防治工作回到家时，他人变的又黑又瘦，两眼布满了血丝，好象生过一场大病似的。通过这次森林病虫害的治理，不但有效地防治了当时克旗经内森林病虫害，也积累了丰富的防治森林病虫害的经验，父亲把这些成功的经验总结成了专门的材料，指导了后来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六十年代初，为了落实旗政府提出的绿化经棚镇区的号召，父亲大胆地提出了在经棚镇南面的字山山坡栽植松树的建议。当时，许多技术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对这个建议提出了异议，认为松树移植在当时既无先例、又无经验的情况下不可能移植成功，但当父亲查阅了大量的松树生长特点和习性的有关书籍后，认为只要在能保证松树生长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移植成功的，所以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建议。当这个建议得到旗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同意后，他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到松树的起苗、苗木包装、运输、栽植定位、培土、灌水等各项作业。在各个环节的作业中，他都一丝不苟地严格把好质量关，身体力行地进行示范操作，反复地讲解和强调正确的操作方法和质量要求，穿梭在工地进行指导和检查，有时大伙都收工了，他还在工地上忙活。松树栽完成后，他每隔两三天就要到山上去一次，观察移植松树的生长情况，并根据情况随时制定加强管理的措施。由于移植方法正确，管理得当，当年移植的松树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又经过以后两年的补植，形成了松树林。现在，当年的小树已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四季长青的松树林不但覆盖了字山的整个山坡，还环抱着《革命烈士纪念塔》和烈士陵园，这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已成为经棚镇区一道靓丽的风景，成为了人们休闲散步、锻炼身体、感受森林风光、踏青游玩和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文革后期，父亲刚刚被恢复工作，正赶上进行全国次生林普查，他自告奋勇地参加并负责了这项工作。那时，父亲由于在文革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不但使肺结核病反复发作，而且又增加了腰伤和脑震荡后遗症，身体非常虚弱，不但腰部不能直立，而且常常咳嗽不止。母亲和许多同志都劝父亲不要参加普查工作，父亲确说：“我被夺权后，已经好几年没有为克旗的林业做工作了，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多做些工作，为我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再出些力，另外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各林场看看了，我也很想念我工作过的地方和那里的同志和朋友们。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到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再好好看一看，和同志及朋友们再好好聚一聚。” 在黄岗梁林场普查时，他听说同兴大牛其大队的大西沟梁上有近二百亩的落叶松树，由于连续几年遭受病虫害侵蚀，严重影响了树木的生长，也造成不少的树木死亡。为了查清病虫害的情况，他坚持要到实地去，由于树林在山顶上，山又高又陡，骑马只能到半山坡，上山顶就得徒步而蹬了。父亲当时由于肺结核病所致，已经有一叶肺空洞，走路都上喘，上大山就更费劲了，没走上几步就气喘吁吁了，同去的人都劝他不要再上了，但他稍加休息后，“命令”同去的两个年轻人架着他两只胳膊，继续向上攀登。经过三步一喘两步一歇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山顶的树林。父亲在松树林中对林木的生长情况和虫害的树木进行了反复查看，并取样害虫和虫卵进行了认真研究，查出了林木虫害的程度和害虫的种类及害虫的生活习性，确定了防治方法和配置了使用的杀虫药剂，由于用药合理防治的当，使林木的病虫害得到了彻底的治理，几百亩的松树林又枝繁叶茂的生长了起来。 当森林普查到桦木沟林场时，父亲由于劳累过度而犯了肺结核病，夜间不停的咳嗽，很难入睡。同志们都劝他在场部休息，不要再上山了。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仍然带病每天随大伙一起上山，实地对普查的林木进行勘测、量验、观察和记录林木的生长情况。虽然在森林普查期间父亲的身体状况日益具下，但他还是一直坚持到森林普查工作结束才休息。 父亲不但是一个疯狂的工作者，而且是一个严格和严厉的管理者，他不但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而且严格要求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决不允许在工作中出现差错和纰漏。对于那些由于工作经验不足或缺乏实践而造成的过错，他不但亲自指导并帮助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把其中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认真地传授给他人。但对有些因为对工作不负责而造成的差错，无论是谁，他都会严厉地进行批评教育，有时因为生气还会大发脾气，甚至骂人。由于父亲的严厉当时在林业系统是出了名的，所以许多人对父亲敬而远之，有些受过父亲严厉批评的人，也对父亲产生了怨恨，这可能也是后来在文革中父亲遭受“造反派”残酷折磨和严刑拷打的主要原因。 父亲在最后病休的几年里，还念念不忘工作，病情稍好时，他就拄着拐杖到机关，询问工作上的事，并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上的疑难问题。每当有同志到家里来探望他时，特别是有林场来的同志时，他都会详细地询问各林场的发展和当前的工作情况，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交谈中更对因文革而给林业事业的发展造成的损失和延误表示深深的感叹和遗憾。 父亲一生专注林业事业，酷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克旗凡是有林业工作的地方和每一片森林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对克旗林业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让他感到最遗憾和懊悔的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保存的许多林业方面用于指导工作的专业书籍和由他编写的克旗地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经验；松树的移植技术；沙地造林经验；山地水土保持的造林方法；云杉树的管理技术等专业性的材料和讲义都被造反派搜去并没收，没有了去向，文革后经多方面查找，也没有找回，这不但使父亲的心血和劳动付诸东流，也造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 父亲在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和大胆使用专业技术人才。他为了发展克旗的林业事业，利用在扎兰屯林业学院讲授专业课的机会，挑选出优秀的毕业生带回到克旗，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工作，并经常同他们一起学习、钻研林业专业知识，共同研究讨论克旗林业的发展大计。这些专业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许多人担任了林场场长等领导职务，在当时克旗林业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父亲也因此同这些同志成了工作中的真诚伙伴，生活中的知心朋友。所以在文革中，当父亲听到有一位担任林场场长的专业人才被迫害致死时，捶胸跺足，痛哭流涕，为失去一名优秀的林业专业人才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伤。为了为克旗的林业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一九六五年在他的建议和协调下，同内蒙扎兰屯林业学院采取联合办学的办法在热水国营林场开办了林业中学。但学校成立不到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把父亲主张开办的林业中学建议，诬陷为父亲搞资产阶级学术垄断，学校也因此而被解散，一所培养林业专业人才的学校也因此而夭折了。 父亲的一生都倾注于林业事业的发展中，他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智慧和汗水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克什克腾旗的林 业事业。所以父亲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白之冤和残酷的折磨，一直想不通，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有一次，当他在遭到造反派们十四昼夜的严刑逼供和残酷折磨，直到被打得口吐鲜血，晕倒在逼供现场，被送往医院治疗，三天后清醒时，他拉着母亲的手沮声泪下地说；“我自从来到克旗以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林业事业的发展，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他们为什么说我是坏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当时我和母亲听后，也感到一片茫然。父亲虽然在文革中被停止工作，并遭受了许多冤屈，不但使原有的肺结核病加重，造成肺部空洞，而且由于遭受造反派们的逼供信、折磨和红卫兵的踢打，还造成了腰椎错位和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但他痴情林业工作的精神和热情始终没有改变，当他被恢复工作后，依然一如既往地进行工作，直至因病不能再坚持工作，才离开了工作岗位。 父亲对克旗林业事业的痴情，不但表现在他生前忘我的工作精神上，在他临终前，还再三嘱咐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说：“他死后一定要火化，不能大操大办丧失丧事，火化后只要把他的骨灰一半撒在他最初工作的大局子林场的森林里，一半撒在经棚南字山坡上的松树林里就可以了。” 大公无私善良简朴 父亲大公无私的品质是他人生的一大亮点，也是当时林业系统有口皆碑的。他虽然在林业系统工作了三十年，但从没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更没有占用过公共财产。我在农村结婚安家时，父亲从白音敖包林场给我定做了一对衣箱，做好后，林场领导决定不收钱了，但父亲执意不同意，最终还是按当时的价格交了八十元钱后，才把衣箱拉回。记得，父亲病休时，因为家里没有椅子，父亲坐矮板凳憋气，所以母亲从机关借来了一把木头椅子，给父亲坐，父亲临去世还告戒母亲，“一定要把机关的椅子送还给机关，因为那是国家财产。”父亲从来不给机关添麻烦，在他病休期间，每次到医院看病，都让家人扶着去，就在不能走动时，也是让我们用手推车或自行车推着去医院，从不向机关要车。那时，有找父亲办事的人，给父亲买的点心和烟，父亲是坚决不会收的，有时见到来人拿着东西，他就会立刻翻脸，使得来人非常尴尬。有一次，他不在家，来人将二斤点心放在了家里，父亲知道后，对母亲大发雷霆，并让母亲一定把东西给送回去，母亲费了很大周折，才将东西还给了人家。文革时，有一次父亲同当时旗委、政府的走资派到各个林场去游斗。因为许多老同志、老工人都知道父亲当时好吸前门烟，所以每到一个林场都有些老工人偷偷送给父亲几盒前门烟。游斗回来时，父亲带回来二、三十盒前门烟，他还让母亲一一记下了都是谁给的烟，并告诉母亲一定要想办法把烟钱还给人家。 父亲的无私还表现在他从来不利用权利徇私情，他从来不利用职权无原则地为家人和亲朋办私事。如我下乡插队期间，父亲平反恢复工作的后，我回来找过父亲，想让他想办法，给我办理回城。但父亲听后，不但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而且还反复给我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并嘱咐我一定要在农村好好干，要很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精神。是父亲的坚持原则的精神和耐心教诲感染了我，才使我在农村坚持了十一年，直到落实知识青年政策，我才回城。招工后，我又被分配到养路段道班，当了一名养路工人，因为当时养路工人社会地位很低，劳动强度大，加之有许多一同招工的人都纷纷调往其他单位。我回家后，也向父亲说出了我不想在道班干想法，想让父亲凭着老面子给我找个好单位。父亲听我说完后，面带愠色的说：“想让我给你办调动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滥用人民给我的权利。”父亲见我一脸迷惑的样子，接着又说：“你招工当了工人已经很不错了，既然分配到道班工作了，就要安心在那里好好干，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即使想调动工作，也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需要，绝不能凭关系走后门。”父亲的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不但打消了我调动工作的念头，也坚定了我在基层好好干的决心。直到父亲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因工作需要从基层道班调回到公路段工作。 父亲虽然有他严厉的一面，但他关心同志，热爱工人，热心帮助群众的作风，当时在林业系统也是人人称赞的。在林场工作期间，无论哪个工人遇到困难，他都主动帮助解决，有时有的工人患病需要药品，他到经棚来开会或办事时，就自己花钱给大伙买回药。那时林场在防火期，都要派人到望火楼去了望火情。因为望火楼都建在最高的山顶，远离人烟，又不能生火做饭，有时还会受到野兽的袭击，所以生活非常艰苦，每当这时父亲最关心的就是在望火楼工作的人，他每隔几天，就会从家里拿上炒面、干粮、咸菜等食品到望火楼去看望在那里负责了望火情的工人。到林业局工作后，他仍然经常给林场的老工人买药，给生活困难的工人买衣物。一有林场的工人到旗里来治病的，他都要买上罐头、红糖等食品到医院去探望，有时还为他们垫付医药费。有一次，听说在大局子林场时在我们家当过保姆的老董太太有病，因为老董大爷家没有儿女，我父母就主动把董家老两口从林场接来，给老两口检查了身体，并把董老太太的病治好，才把二位老人送了回去。我家在河西三街住时，街坊有一个专门靠给邻里们挑水而维持生活的老汉，老汉家中有六个子女，而且老伴病逝，家中生活很难维持。得知老汉家的情况后，我父母每月都有意多付给他挑水工钱，还经常接济给他家些衣物。有一年过春节，听说他家一点肉也没买，父母主动把我家的黄羊肉等给他家送去，他家的孩子们说：“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多肉。” 父亲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他待人是十分和气的，无论见到工作中的同志或者街坊邻居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特别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年纪小的同志，都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或孩子一样看待，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有时自己花钱给他们买日用品或把穿旧的衣服送给他们穿。父亲十分讲究公共卫生，文革前，父亲节假日有空在家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拿着大扫帚把我们住的家属院的过道和大门外的街道打扫的干干净净。 一九六五年，林业局从河西迁到了河东，我家就住在买菜农的三间土房里，后来林业局几次新建家属房，每次分房也都有父亲的。但每次父亲都把新分的住房让给了新分配来的同志或家庭人口多的人，就连我家住的房也几次让给没房住的同志来同我们家住对面屋。我们家住的土房又小又矮，同新建的家属房比起来显得更破旧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因为断了三根檩子无法住了，才翻盖了房盖，盖上了水泥瓦，换了玻璃窗。父亲去世前一直住在这土房里。 父子情深 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父亲虽是一个严厉的长者，更是一个慈祥的爸爸。我是家中的长子，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父母对我更是特别的呵护，现在想起父亲对我成长付出的辛劳，有些事情还历历在目。记得小时候，我时常有大便干燥的毛病，有时便不出疼得直哭，有几次父亲为了给我减轻痛苦，就用手把我肛门里干硬的粪便抠出。 我因为从小就患先天性心脏病，体质虚弱，父亲为了治疗我的病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一九六二年，父亲带我到北京治病，当父亲从北大医院的教授那里得知我的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无法治愈，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就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也只有三年的生命期限了的病情介绍后，非常着急。从北京回来后，父亲就四处打听能治疗我这种病的大夫和药方，当打听到一名祖传老中医能治疗时，不惜花二百多元钱配一副药（当时二百多元钱相当于父亲五个多月的工资）为我治病。因为当时配制的几味中药都很紧缺的，父亲就托人到外地打听购买，自己又亲自跑到农村老中医家去讨买，药买齐后又亲自压药、配药。通过中药的治疗，才使我的病情稳定，没有发展严重。父亲对没有给我彻底治好病，心里总觉得愧疚，在他病逝前的迷离之季，还嘱咐母亲说：“等到医疗条件好了，一定要想办法给元华治好病。” 记得五十年代末，经棚街在河西建起了第一个大礼堂，也是当时的电影院。当时看一场电影的票价虽说只有五分钱，但我们这些孩子看电影也是很大的奢望。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就集聚在电影院门外，有时乘收票时人多就钻空子挤进去。当然，乘虚而入时不太多。进不去时，我们就集聚在电影院门外起哄、挤门、敲窗户，有时一直闹到电影散场，严重的影响了电影院的秩序。这件事后来被父亲知道了，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街上玩，忽然母亲叫我，并非常严肃的说：“你晚上到电影院乱闹，你爸爸知道后正在生气，要教训你呢。”我听到后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直打鼓，依照父亲的脾气，我这样胡闹，他是不会轻饶我的。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屋时，看到父亲正在写材料，当父亲发现我进来时，抬起头说：“电影院是公共场所，以后不许再到那里捣乱，想看电影回家要钱自己买票。”并从衣兜里找出两角五分钱递到我手上。我当时悬着的心虽然落了下来，但接着父亲递过来的钱，看着父亲严肃而慈爱的表情，我还是哭了。并切把父亲的话深深的记在了心上，从那以后再也没敢到电影院去闹。 文革中，在父亲被造反派严刑逼供和拷打，吐血昏迷，住院治疗时，母亲因为到五七干校去学习了，不能在父亲身边照顾，我就在医院给父亲陪床。当父亲醒来时，看到我在陪床，非常着急的说：“你赶快离开这里，我现在正是肺结核开放时期，血痰中都带有结核病菌，你在这里一定会感染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开父亲，所以也没有听父亲的话，在父亲脱离危险后，又多次撵我，怕我感染上结核病，因为当时父亲病情很重，不能没人照顾，所以我还是在医院留了下来。虽然当时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但我下乡后还是被检查出患有肺门结核，父亲知道后非常着急和后悔。当时治疗结核病的药奇缺，父亲就写信让我五叔从北京、兰州等地给买了雷米封、链霉素注射液等药。但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在本村无法注射，我就把链霉素注射液也当口服药吃了。也许是农村广阔天地的空气新鲜，也许是苍天照应，我在吃药的同时，既没有休息，也没有改善饮食，更没有采取其他治疗方法。几个月后经检查发现结核已经钙化了，病也痊愈了。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父亲到立新苗圃工作时，抽空到我下乡的村子去看望我的情景。记得那天天空不时飘着蒙蒙细雨，我正在机器房里加工小麦，看到村口有一个骑马的老人慢悠悠的向村里走来，当老人在下马向种菜的老园头打听时，我认出了来人是我父亲。我急忙跑向父亲，从父亲手中接过马缰绳，因为天下着蒙蒙雨，所以父亲的帽子和衣服都有些潮湿了。但父亲见到我的瞬间好象很兴奋，干瘦的脸上带着微笑，两只眼睛也非常明亮。父亲同我一起走向了我住宿的生产队会计室，父亲在屋里坐下后，从衣兜里掏出两个苹果递给了我，父亲给我苹果时虽然什么话也没说，但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牵挂和关爱。。父亲又让我带他到青年点看了看，因为当时青年点的大部分知青都招工回城了，点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而且另外两人被抽调到宣传队去了，青年点已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从青年点出来，父亲又让我带他到了生产队长家，父亲在队长家的炕上同队长一边唠家常，一边询问我在生产队的情况，一再感谢多年来生产队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听说我父亲来了，许多乡亲都陆续来到了队长家，父亲同乡亲们一一打过招呼后，又真心地向乡亲们表示了感谢。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天渐渐的晴了，父亲说下午还有许多工作，还要赶回苗圃去，虽然队长和乡亲们再三真情地挽留，但父亲还是谢绝了大家的盛情，坚持要走，当乡亲们把父亲送到村口时，父亲再次双手抱拳向乡亲们表示了感谢。我牵着马同父亲一起走出村口后，父亲说：“看到你同乡亲们相处的很好，生产队又非常信任你，我就放心了，你也不能辜负乡亲们对你的希望，要好好干。”当我点头表示记下了父亲的话后，父亲又接着说：“其实干什麽工作都一样，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也是很有作为的，你既然来到了这里，就应该以这里为自己的家乡，好好地建设它。”也是父亲的这翻话激励了我，使我从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农村的基层干部，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建设贡献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走了一段路后，父亲执意不让我再送了，当父亲接过马缰绳骑马离去时，我再次看到父亲刻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和瘦弱佝偻的背影，眼泪不由的模糊了双眼。我在心底里深深感受到父亲经过身心的辛勤劳作，真的变老了，和我小时候骑在马背上，在前边牵着马一溜小跑的父亲已经判若两人。父亲虽然这次只同我在一起呆了两个多小时，交流也不过几十句话，但让我再一次更深刻地感到了父爱。 送走父亲后，我回到宿舍，又看到了父亲给我的那两个苹果。后来听母亲说是因为父亲当时夜间咳嗽很厉害，下乡工作时为了夜间压咳嗽而带了三个苹果。父亲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苹果，更重要的是他对我的父爱和牵挂。 七十年代在农村吃到个苹果，是很奢望的事了，所以父亲带给我的两个苹果，我留了好几天也没舍得自己吃，后来还是把其中的一个苹果送给了村里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老孟大爷，一个苹果送给了老贫协五岁的小孙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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