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岁月堪回首 |
| 正文 | 岁月总是在人们的咀嚼中更富意味，在遗忘中愈显寡淡。它仿佛一把无形的刀，不断地以它自己的方式雕塑出不同时代的特质。尽管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会使人忘乎所以，或多或少淡薄了他所生活过的时代中的某些体验，但他所具备的那个时代的特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消亡的，因而回首往事，总能够找回一点自我一点本色。 虽说物质的困乏能使人很无奈的断了好吃、贪吃的欲念，但是，一旦有那么一点点触动的因子，便会使濒于消亡的欲望萌生。小时候对于赶集（俗称赶闹子）总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渴求，尽管身无分文，就算是徒步行走十几里甚至数十里的路程去赶集（那时很少有车坐），也绝然感觉不到辛苦和劳累，哪怕赶到集市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钱买，空在市场里转悠数十个来回，似乎也是心满意足的。 总觉得当时买点吃的或玩的都好难抉择，因为要了吃的就没了玩的，要了玩的就没了吃的。那时期做孩子难而做父母的更难，尽管省吃俭用，可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零碎子。孩子多的家庭往往入不敷出，能有口饭吃亦是不易，哪还拿得出钱来像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大手大脚的要这要那呢！因而赶集的权力在悄然中被劳苦又无奈的父母剥夺了。因为他们不忍心见到自己的孩子来到市场，面对那些稀缺又诱人的商品垂涎三尺而赖着不肯走的情行。认为带孩子赶集，简直就是在用刀剜心，所以赶集对那时的孩子来说就只能是一种奢望。 父母赶集也并非如现在的人，是因呆在家里心烦或无聊了要出去瞧瞧热闹散散心。他们却是为了养家糊口，去用自家生产或豢养出来的蔬果或禽畜这些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农副产品换取一家子老小赖以生存的粮食和日用品。当然，运气好买卖顺，他们也不忘多带些纸包糖（那时称卫生糖）或“小人书”什么的给孩子们“接包”。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是能省的还得狠心的省，所以每到赶集那天挨饿或吃上一个他们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红薯算是中餐，那是经常的事。对这些，我们做孩子的自然还不甚理解，最重要的是，知道父母要赶闹子了，或许运气好，就能有糖吃了。因而，赶集的头天晚上整宿也睡不安稳，老睁着两只眼睛，兴奋地盼天快亮。第二天一大早，也随着父母早早起床，陪着他们做完赶集的准备事项。然后，草草吃了那顿不太像样的早餐，便目送着父母走出村口，接下来的时光就是等待。那种等待，现在想来简直就是折磨，既焦虑又满怀期盼，在村口一直很有耐心地等待父母的归来。一旦等久了等急了，每遇其他赶集回来的人，总会不失时机探问一番父母的情况。如果问到父母的买卖比较顺时，心中自是高兴不已，起码这长久的等待终算有了一个甜美的结果；如果问到的情况不太妙时，心中除了懊丧便是失望，当然还心存幻想，也因此还要等下去，直等到看见父母远远归来的身影。无论怎样，照样是欢呼雀跃地迎上去。而父母无论买卖顺或是不顺，总会从手中的竹篮或跨包里拿出些许糖果什么的，心中有数地分配给孩子们。那年月尽管穷，可父母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想把生活中太多的失望留给孩子，要苦就苦自己。而孩子们自然还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拿着自己那份子，欢天喜地地奔回家，若路遇别家的孩子，也不忘在他们的面前显摆显摆，说：“我有糖吃哟，我爹妈给我买的！”那份满足又得意的劲，现在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艰难，叫人不堪回首，然而，那时的人极容易获得满足。吃肉很是不易，一月中能有一顿肉吃，就已是很不错了，而且还得凭国家按计划发放下来且少得可怜的肉票。所以一年中最开心最热闹的一天便是年终生产队杀猪，按工分分肉的那一天。这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聚集在村中的大堂屋，热望着几十面大案桌上分摆好的百十份猪肉，等待队长点名捻阄取肉。那年月的人，根本不管自己分来的那份肉质的好坏，只要份量足就行。孩子们穿梭十数面大案桌间，企望能从案桌下捡到点大人们不慎剁掉在地的肉丁和骨渣。运气好又灵活的孩子总能捡上二、三两，然后得意又兴奋地跑回家，用冷水稍稍冲洗一下，连肉带骨剁成末，和着数十倍的水，再搭上一大捆蔬菜煮熟，便又是一家人难得的一顿。席间父母除了说一大堆褒扬的话外，还特意给这个孩子多盛点肉末以示奖励。如此这般，其他孩子也绝没有一丝不公的感觉，因为这一顿毕竟是他的功劳呀，不然哪能打上这么好的牙祭呢？ 如今的孩子连鸡腿都不愿吃了，吃腻了，吃怕了。可那时除了过年或是什么重大节日能够吃上鸡肉外，其它时日里只能是跟着鸡的屁股后面跑——看一眼。有时杀了鸡，尽管鸡只有两条腿，但是慈爱的父母总会像变戏法似的把鸡砍出四只腿肉来。而孩子们却另有一番安排，最初是舍不得吃，总想留着后一天或是更后一天才吃。因为一下吃完了，心里就没有念头了。所以那时的孩子吃鸡腿不仅仅是为了饱口福，很多时候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满足，至于口味如何绝不是要考虑的问题。虽说物质生活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精神状态，然而，在当时，物质的极度匮乏似乎对人的精神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只要能吃饱，一顿红薯跟一顿米饭的效力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吃饱了，脸上洋溢着的同样是满足，干起事来照样劲头十足，可以说，那时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个“饱”字。 现代社会里，我们向来把温饱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挂在人们嘴上的唯有一个“饱”字，“温”字似乎被忽略了，只要不使身躯大面积裸露，稍能抵御严寒或遮遮羞就行。什么款式，什么品牌，在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一点意识，在穿着打扮上是土得不能再土了。人们穿着最具时代特色的几乎都是用纯“四色”即黄色、蓝色、黑色和红色布料做成的仿军装或仿中山装，谁要是有所标新立异，不是招致艳羡并是引来非议。发型也很单一，男的短平头，女的扎辫子或是刘海或是齐耳根的“妹妹头”。尤其不能打扮得稍有花俏，否则便无处藏身。还记得那时有一个很时兴的词叫“水老官”，就是针对那些装扮比较花俏的男人（当然怎么花俏都不及现代人的百分之一）而言的，而女人们却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感召下，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婆”。在那样的年代，大多数人是一两套单衣物加一双千层底布鞋惯度日月。夏天不论男女，衬衣的款式、布料花色大抵相同，冬天一条单薄的裤子被呼啸的北风吹得吧嗒吧嗒作响，能否御寒可想而知了。家庭条件稍好的，还有可能有那么一两件用蓝色或黑色咔叽布夹着自家产的棉花缝制的棉衣。而且大部分家庭往往是把千方百计缝制好的衣物相袭传递：先是老大穿，老大穿不了了就老二穿，以此相传直至谁都穿不了或是不能穿了，方才把它大卸八块留作它用，或做帽或作肚兜或作鞋袜，到头来一点也不浪费。因为穿惯了破旧打满补丁的衣物，所以一旦谁穿了一件新缝制的衣物，那是很引人瞩目颇费他人口舌的。如此这般反被弄得浑身不自在，仿佛是偷来似的，小偷一般逃回家换上那些补丁衣物方才轻松起来。当然，出现这样的情行还另有一个原因，当初整个社会很注重出身成分，谁要是被界定为地主富农什么的，那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因而，人人都不想沾上这些成分，都以做贫农或贫下中农为荣，而成分的界定依据就是看家庭条件的优劣。如果吃得的穿的比大多数家的好，注定不能做贫农了，做不了贫农就会受人蔑视，别人就对其近而远之。如此这般还有谁愿意冒这个风险？也因此闹出不少把新制的衣物用剪刀弄破后才穿的笑话，那是不足为怪的。 岁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驱动下，缓缓前行，善良的人们似乎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尽管饱受饥饿与寒冷的啮噬，但却永远保持着一种积极奋进的精神，怀揣着一颗闪亮的感恩之心顽强地生活着。是非公私异常分明，人人都本分做人，没有现代人这无限度的私欲贪心。那时的人对知识对文化的渴求无论大人小孩都到了痴念的地步。子女多的家庭对此很是难以作出决定，让谁放弃读书都不忍心，可又不能全数送到学堂，无奈之下只能痛苦地进行筛选，谁平时表现最出色就送谁读书。有时被选送的是哥哥或姐姐，为了分担家庭负担照顾弟妹，只好忍痛割爱让给弟妹。当然未被选送的，似乎也没有多少怨言，因为他们都懂得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做父母的苦心和艰难。既然肩负了读书的使命，那就是一家人的希望，于是在心里暗下决心，读书就读出个样来，决不辜负所有人的期望，给家人挣个面子。也因此，谁家考了个高中，谁家上了个大学，在全公社是会引起关注和轰动的。有时为了激励本村的孩子更多的考上大学，不少村队想尽法子从公家的收入或出产中拿出一定的粮物赠送给有孩子考上大学的家庭，并想方设法筹资请一年中都难见一面的电影放映队来到村上，在孩子上大学离村的头一天晚上热热闹闹放映一整宿电影以表欢送。如今想来，那确实是一种无上光荣的事，这个家庭也从此备受敬重，远近有名。 今天目睹见识那么多的孩子都不愿意上学，害怕读书，放弃学业，沉迷网吧，空虚无聊，乖戾自私，冲动无知，心中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真不知是不是富足的生活、宽松的环境把他们本应有的良好品质掏空洗尽了。所以在生活条件如此优越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想想以前走过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对今天的孩子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同时对我们自己也不失一种自我调适。如果一味忘记过去，遗忘苦难，人终究会失掉自我，到头来我们除了钱以外，将什么都没有了，这跟行尸走肉能有多大区别，人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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