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地主狗崽子的心酸史 |
| 正文 | 王振武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人人都有坎坷的经历，不幸的遭遇。而那些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遭遇，恰似漫长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驿站，往往布满了一个人艰辛攀爬的深深足印，洒落了一个人跨越重重难关时点点滴滴的汗水和零零星星的心酸泪。很值得人们去细细地品位，认真地总结，反复地思考。 我出生在祁连山脚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由于王姓是大户，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王家庄子。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爷爷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她们往往是在平时干最脏最苦的活，在开群众大会时是被立在主席台上遭人们批斗唾骂的对象。而她们的子子孙孙，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地主狗崽子。正因如此，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犹如一顶极度沉重的难以卸下的铁纱帽一样，牢牢地扣在你的头上。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如何奋斗，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它给你带来的沉重灾难，无法改变你任人欺侮、任人咒骂、任人驱使的不公正的命运。 我爷爷是清末廪生，地道的读书人。民国时和他的父亲捐出家里多年集聚的钱粮物资折合资金三万圆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学校——-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当时的民乐县政府县长张声伟为这一善举专门树立了一块“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建修纪念碑”以褒扬起功德。他先后在金山书院（洪水小学）、五圣宫等学校教过书，担任过民乐建县以来的第一任督学。但就是这样一位十足的教书先生在解放后土改时也给戴上了一顶地主分子的铁纱帽。从此后，本来是培养过高足的教书匠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更不用说执教、传道、授业、解惑了。他本来写得一手好书法，但由于铁纱帽的缘故，只好是老牛追兔子——-有劲使不上。不要说是展示多高的艺术才华，甚至就连给自家门上写对联的自由和权力也不得不废弃掉。记得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家大门上对联的横额写得是毛主席语录中的“提高警惕”四个字，当时就招致驻村工作组同志的责难和批判。他们牵强附会地说什么：“地主分子提高警惕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企图要反攻倒算？”无可奈何的爷爷只好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顿以表示悔改，并主动摘除了“提高警惕”的门额。解放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二十多年间，我爷爷所写的只好是一份接一份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检讨书和决心书写得工工整整，还要把不识字的小奶奶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代写得工工整整，以此来表明自己接受教育改造的诚恳态度。 一提起劳动改造来，那简直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平时劳动干最脏最累的活本也算不上什么艰辛。就是老天下雨下雪，过年头节日，冬季农闲时，广大贫下中农家庭们都在睡大头觉、谝闲传、玩牛九牌，唯有地主分子们在马不停蹄地使东不敢往西地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事。爷爷奶奶们不但要把庄户大院里的院落打扫干净，把垃圾和积雪清理掉，还要冒着严寒带上工具到大队办公场地去把大队办公室及院落里的垃圾和积雪清理干净。大队里所有抹煤块、掏厕所、春种秋收等一应俱全的农活脏活都是地主分子们任劳任怨地尽义务完成的。更有甚者，就连义务劳动时遭受的工伤事故也是无人过问，无人关心，无人救治，更谈不上公家给报销几个医药费医治伤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要迁新址，我爷爷六十多岁了照例是做义务工的挑重担的劳动力。有一天，他在推架子车时，冷不防让闪劲过猛的车辕条捣在了胸膛上，霎时就口土鲜血，体力难支。实在无法支撑了才请假到医院检查治疗，医生检查的结果是肺子破裂，急需住院治疗，才逃脱了暂时的劳动改造。治疗费花了一大堆，也只好有亲戚帮忙来解决，公家不但没给一分钱，就连起码的关心和问候都没有恩赐过。同样是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学校要迁新址，我们的小奶奶已是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了。有一天就在义务给学校埋头刮椽子时，数十条檩条和椽子倒下来无情地压在了他瘦弱的身躯上，疼得哀号不止。等一块儿干活的“分子”们把压在她身上的木材移动开时，她已经浑身哆嗦成一堆了，大队领导只好安排“分子”们用架子车送到了家徒四壁的穷窝里，算是有了个交待。后经医生检查，她已是腰椎砸断下肢瘫痪的废人了。家里穷得无法医治，大队学校又不给一分钱，只好忍着剧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艰难地度过了极其寒伧极其可怜的五六年，抱憾终生地郁闷而谢世了。她在临死前虽然看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给地主分子们带来的新的曙光，但她却终生都没有运气安享过一天清福。 按照常理来说，一个人身体上遭受一定的劳累和病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能够接受和容忍的。而扭曲的社会历史给地主分子们及其徒子徒孙们在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打击以及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待遇所带来的心灵上的伤痛，却是难以熨平、难以抹去的。尤其是将一颗善良真挚之心掏给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攻击和诽谤，这样的折磨既令人尴尬无奈，又令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就在那年月，我爷爷的一个远房堂弟是大队里的贫协主席，家里穷得的确是叮当响。他自身没文化，较愚钝，缺乏主见，闲暇时便会到我爷爷家里喧谎聊天，自然少不了要在我爷爷家里抽烟吃饭。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贫协主席的乌纱帽不明不白地自行不了了之。也许是受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教唆的缘故吧，就在我爷爷被立在主席台上过堂挨斗时，这个掉了贫协主席乌纱帽的堂弟打得最狠斗得最凶，说什么由于受了我爷爷的拉拢腐蚀才使他丢了贫协主席的乌纱帽。面对这样的愚人所做的如此的愚事，你就是头上长有千张嘴也是无法辩解得清楚的。作为一名拿出家产三万圆为村上建修了学校并亲自执过教鞭的我爷爷，理应受到庄户人的尊敬和崇拜的。但就在那年月，爷爷却遭受到了他学生的殴打和唾骂。据人们说，在我爷爷每次挨批斗时，一位姓张的学生除了给我爷爷戴高帽子，打斗外，还往爷爷身上抹糨子，吐唾液，打斗得最狠毒，辱骂得最厉害。他给我爷爷心理上造成的创伤，就在我爷爷临死时都没有忘却过，不肯原谅过。当时的生产队大力号召积肥运动，每到冬季农闲时，家家户户都要把平时起早贪黑捡拾到的牲畜粪便用岌岌筐运到肥料场地交纳，论斤数多少挣到应得的劳动工分。由于是滴水成冰的季节，部分贫农家庭所交纳的积肥大都是冰块多粪便少，但负责收集的生产队长丝毫不敢说一句抱怨的话。而我爷爷所交纳的肥料几乎是纯正干净的，很少有冻结成块的。尽管如此，仍然会招致生产队长无中生有的责难，说什么泼了水了，冻成冰块了。无论你干上多好，他们总要找一些借口挑一点毛病来数落你，责难你。 爷爷们遭受的磨难是如此,我的父辈们和年岁大一些的哥们同样遭受过那些不公正的待遇。一个伯父本来是民乐县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最早在民乐一中教书,文革时由于成分不好被划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昭雪,重新走上杏坛执教,干到了光荣退休,算是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一个叔父大学毕业后由于成分不好而没有敢回老家,只好远走玉门教书,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书法艺术才能,在玉门都是顶呱呱的。但就因成分不好,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叔父照样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曾经教过的一名学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给他,但最终遭到她父母棒打鸳鸯的不幸,我父叔年龄混得老大不小了还成不了家。直到跨越不惑之年了,才与一个死了丈夫的小学教师成家过日月。由于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时遭受过的不公正的折磨,就在其桃李满天下,书法艺术如日中天的英年,身患肝硬化而过早地谢世了。一位叔父天生性格倔强,不愿忍受过多的责难,动辄就与调工的生产队长顶牛,隔三岔五便招致队长的诅咒和臭骂。悲愤和郁闷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感觉到自身的前程暗淡无光之后,便大着胆子犯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案发后便被公安局逮捕法办,遣送到一个石膏矿接受劳动改造。值得庆幸的是,他自身有文化,新技术接受消化快,改造时间不长便成了矿上的挖掘机操作能手,赢得了管教部门的厚爱和重用。因立功而减刑,刑满释放后就被矿管委留下录用为正式的技术工人,才算是自己苦难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岁数老大不小了还找了一位年轻有文化的姑娘成家过日月,并在工作岗位上享受到了副科级待遇,直至光荣退休。如此幸运的结局,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说实在话,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假如没有这一个灰暗的不同寻常的小插曲,那么他滞留在不成体统的极其贫穷的地主家庭中,他只能是光棍一条,枉活一世,哪有什么顺心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可言？因为和他年龄差不多一直生活在农村地主家庭里的其他两位一辈子打光棍的叔父的不幸命运，就是活生生的见证。由于是地主狗崽子,我的年龄相仿的两个叔父和两个兄长在学校里害怕因由嘴胡说而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就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务农。因为当时其中的一位兄长胡说什么：“列宁的头像与本队郑老三的光头有点像。”就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话语,经好事的学生告到学校领导那里时，也没有逃脱学校师生的批斗。在这样不正常的环境氛围中,地主狗崽子还敢继续好好学习吗？刚过十四五岁的他们,便硬支撑着瘦弱的身体干着与壮劳力同等数量而不同酬的农活,长年远走他乡建修公路,兴修水库,平田整地,调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丝毫不敢违背调工队长的调遣。尽管如此,当生产队长调不动贫下中农的劳动力时,动辄也要骂上几声“地主家的这伙坏蛋”才能罢休。他们早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了,许多农村姑娘大都看准了,但其家人就是嫌弃地主成分高而不愿意把自己的闺女许配过来,差一点都打了光棍。幸好政策好转了,他们才搭上了婚姻自由成家立业的末班车。 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就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我来说,同样饱尝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小时候,我原本就不清楚“地主“这个概念是咋回是？更搞不清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出生在了“地主”这个倒霉的破家？但随着岁月的流失,年龄的增长,加之地主狗崽子要时不时地遭受众人的嘲笑和谩骂,才深深感到“地主”一词降临到自己幼小的心灵深处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且老是感到自己就是实实在在地低人一等。转眼间已到了上学年龄,每当开校报到时,老师就要问自己的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将头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师。“地主”一词似乎是从自己的口中有气无力地挤出来,老师几乎听不清楚,甚至要问两三遍我才能将“地主”二字勉强说清楚。当时那个窘迫状,简直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到了第二学期开学报到时,我是多么希望老师不问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写在报到册上。但就这样可怜的一点希望也是很难得到实现,自己的窘迫状和难堪样与第一次报到时没有什么两样。而最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我爷爷和小奶奶在台上佝偻着身子挨批斗而我们学生在台下坐着受教育的那一种不光彩的场面。每当我的爷爷和小奶奶等“分子们”佝偻着腰耷拉着头被立在台上挨批斗时,全校学生的眼光几乎都聚焦在了我的脸上,而我童真般的镶着红太阳的脸蛋顿时就觉得暗淡无光了,狼狈得几乎要把头耷拉到两股之间,恨不得找一个老鼠洞一下子挤进去了事。而且这样难堪的场面每学年都要经受两三次。由于出身的不好,地位的不平等,熏陶得我在校期间是胆小如鼠,几乎不敢和其他同学吵口打架,即或是偶尔与人吵了打了,让老师评理十有八九是自己没理。偶尔不小心干上一点点坏事,老师批评时总忘不了要骂上一声“地主家的坏蛋”。记得三年级时,从上海插队来的一位女知青给我们上音乐课,有一天上课时,我游手好闲地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响,知青老师听到后便很气愤地走到我面前顺头将我打了两个巴掌,并立起来受训,弄得我当场含泪哽咽,面红耳赤。当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时,她训斥得更凶了,甚至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捣蛋,原来才是个地主娃。”在她看来,地主娃天生就是捣蛋鬼,小小就不是好东西。这一深刻的教训,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也许到了自己有朝一日魂不附体时也很难忘记吧。因着这“地主”二字，自己在学校加入红卫兵都要比其他同学迟几年,至于享受微薄的不到五圆的助学金也没有希望,只好失之交臂。由于幼小心灵上烙下的难以熨平的伤痕,自己加入共青团也是上了大学的事,甚至在共产党的大门前徘徊了十多年才鼓足勇气投入到了党的怀抱。追求人格上的平等,不啻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力量。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追求人格平等的机会与激情。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虽然运气不好,原本能上本科的我却上了个专科,但老师鼓励说“乌鸦飞得再低也比鸡儿飞得高。”也就只好认命了。关于这一情节,在《令我悲喜交集的高考》一文中另有交代。值得欣慰的是，在上大学时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自己不但拿到了奖学金，而且当上了三好学生。过去苦苦追求的荣誉和实惠，在上大学时都尾随而来，如愿以偿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人生苦短，往事如烟。弹指一挥间，自己已越过了不惑之年。每当回忆起昔日苦辣酸甜的艰难岁月，联想到社会时事的沧桑巨变和宦海沉浮的动荡不安，深深感到逝去的历史既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是多么地遵循人们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时易事移，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左右得了的。一味地责怪不正常的历史，只能显示自己的愚昧无知。责怪古人，更暴露了自身的极其渺小和微不足道。历史原本就是让人们任意打扮的女人，何是何非，在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怪就怪自己命运多桀生不逢时。尽管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之路却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做不了星星，就先做一盏蜡烛。长不成参天大树，就先当一棵生机勃勃的小草。在今天这个喧哗的世界中，自己虽然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来，但可以精心呵护心中的那块绿，那就少一点冷漠，少一点欲望，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关爱吧。因为心田的土壤始终是松软的，潮湿的。 作者：甘肃省作协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 地址：甘肃省民乐县文联 邮编：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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