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四叔的日记 |
正文 | 李文旺 在我九岁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四叔在一个在农村的一个完全小学当校长,他得知教育战线将不再是那个交白卷的时代,精神为之一振。对于工作更加热心了,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学校读书,并且我家和四叔家里是邻居,我的房间和四叔的书房紧挨着,我常常看到四叔要忙到十一点多钟才睡觉。 那个时候不比现在,因为大部分人还在点着煤油灯,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在九点就睡觉了,在十一点休息的人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我醒来时,四叔书房里的灯还在亮着,我想四叔身为校长,也不会有那么多课要备吧?哪他又是在做什么呢?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窗台下,仔细往内一看,看见四叔在写日记。等我走近了的时候,四叔趴在桌子上,不知是想问题还是睡着了,我只管用眼睛盯着日记本看,因为靠得很近,所以四叔日记上的字句都看得清楚。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1973年10月26日,阴,今天,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大家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认识加深了认识,认为现在是教育的春天又一次回来了,学校涌现出了许多学习尖子,五年级有:张森林、杨海亮、邓三春……四年级有………”各个年级的优秀学生全在他的日记上写着,六百多学生的学校,竟然写着四十多个人的名字。过了两天,四叔说要看一看我的日记,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关心,我说:“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说:“这不行,你已经读三年级了,每天都要写一写日记,哪怕是五六十个字,再不行,哪怕是十几个字也好,不在于记下多少,关键是培养一种习惯。你看我就常常在晚上写日记,要知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都工作了十几年了,不是也要写日记吗?”在他的启发下,我开始写笔记,并且一记就是十多年。 1999年的一天,是四叔六十岁的生日,我去他家里喝酒,那时我已经在城里工作十二年了,在他面前再也不用拘束了,就问四叔到底写过多少年的日记。他说:“1972年到今年为止,我一共写了二十七年的日记。”说着,他把历年的日记一一摆在我的面前,像是欣赏一件件珍宝似地一一指给我看,并说这是哪一年哪一年的。我知道一般来说日记是不好随便看的,因为怕是有什么秘密不可对外,四叔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正好和有些人相反,写日记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就怕我的日记没有人看。”在他的鼓动下,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他的日记内容,嗬,记得还真详细。有写到文教局开会的,有写在文教站进行各学校评比的,有写学校的小菜园怎么管理的,有写如何平整学校的新操场的,一天一篇,每一篇都多达一两百字,累计达一百多万字。这二十多个岁月中,四叔在教育战线上花的心血从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有人以为四叔年轻时也许读过很多年书,其实,他从头到尾只读过四年书,可是却长期当着二十多个老师的领导。这些老师中大部分是中专毕业的,还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我难以想象,四叔是不可能驾驭这些部下的。四叔的知识从哪里来,全在他自学而来。一直到六十岁的时候,我几次回老家时,顺便去看望他,总是看见他捧着一本书在看。作为退休后的农村教师,他不是不会打麻将,也不是不会打扑克,可是他很少用这些东西来打发时间。他看的可不是那些粗俗的武打小说,而是很有文学水准的四大名著。连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也没有看完那些名著,四叔说他已经通读过一遍,有的是在读第二遍。 可以说,一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四叔为什么会有写不完的东西,为什么能够长期坚持写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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