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冬天的别离 |
正文 | 在这个冬天遭遇的最冷的清晨,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击碎的梦的残片里,我还是在第二次的、重复的电话里听清了:张子亮伯伯永远的离开了。 是在1月7日20时03分,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我敬爱的张伯伯,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1月8日,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无比的苍白。这一天,像一百年的漫长。我永远失去他了。 1月9日的黎明,我无眠的暗夜依旧在继续,没有星斗也没有朝阳的曙光。漫天的迷雾里,我向着他最后短暂停留的方向走着。兖州、曲阜、泰安,这些印遍了他的履痕、嵌满了他的音容笑貌的故土,在无语的天籁中,依旧沉浸在苍茫雾色的梦寐。安谧与悲怆,竟由一扇车窗隔出生死两茫茫。这片故土,永远失去他了。 在北风骤起的泉城,赶来送别的人们低语轻声。这是最简朴的送别,没有花圈,没有哀乐。伯伯家的客厅里,一簇淡黄的菊花丛中,安放着老人的遗像;人们在这里鞠躬,静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简朴的灵堂拍照、合影,在这里伫立着,徘徊着;追忆,在这时光里停留…… 所有被他关心、爱护和帮助过的人,所有当年在他身边成长的孩子,都不会忘却他的慈祥,他的和蔼可亲与平易近人。 张伯伯是山东莱芜人,十九岁参加革命队伍,二十一岁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九庄联防大队长、八路军四支队扩军新兵连连长,乡军事委员、乡分队长、区中队长、淄川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兼武工队长、泰山区武工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莱芜县新兵营营长,淄川独立营副营长、营长,第三野战军22团参谋处主任兼一营营长。战争年代,张伯伯参加过禹王山、青龙山等战斗和莱芜、淄川、济南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先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淄博特区武装部参谋处主任、解放军南京高级步校学员、淄博兵役局作战科科长、济宁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滕县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济宁军分区副参谋长、济宁地区生产指挥部代总指挥、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 在我很年幼时,就知道这位张伯伯。济宁一带的人都叫他参谋长,或张参谋长。每次去他家里,都会见到很多的人;他总是很忙,对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亲切、热情;即便走在街上,都有许多人包括孩子们和他打招呼。他和所有的人也包括孩子握手问好,谈得兴高采烈。他特别喜欢孩子,见了总要问长问短,从不敷衍。这让我觉得,去他的家里或在任何地方见到他,都是快乐的事情。但如今,他却永远的走了,带着他的喜怒哀乐。 那时我只有几岁,在分区院子里有三个最熟悉的地方,除了三天两头进去看电影的礼堂,一年到头总离不开的卫生科,最常去和最无拘无束的,就是张伯伯家。在这里,张伯伯、王阿姨和几位大哥哥、大姐姐,都像自家人一样。我爸爸因公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我那时六岁;再去张伯伯家时,他们的眼里除了热情以外,多了一份爱怜。张伯伯总是拿出我喜欢吃的东西,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也从这时起,他开始和我单独谈论一些事,一个烈士遗孤和一位副师职首长的情谊,也从这里开始了。张伯伯、王阿姨常抽出时间来家里看我,生活、学习都要仔细过问。每当我遇到了困难,即便孩子的困惑,都会在任何时间找他;甚至找他串门,倾诉孩子的开心与不快。临走,他会在我的衣兜里塞满孩子的食品,带上给我留的烟盒。那烟盒,我一直珍藏着,直到今天成了烟盒的收藏者。那个时代,人们太热爱解放军了,街上流行抢军帽。爸爸留给我的两个军帽,都因我的弱小被抢走了;我找张伯伯告状,他上下打量我,朗声大笑着,又送了一个给我。但这顶军帽,还是被抢了,我没好意思再去告状。在张伯伯心中,人,没有高低贵贱贫富,即便孩子,也被赋予独立的人格。他讲的革命道理、人生理想,都暖暖的包容在声声问讯和无语的关怀。 直至一九七八年他离职赴泰安、济南军干所休养,我们的交往才变成了写信。二十几年我五次搬家,他写来的信依然珍藏了几十封。最后一次的信,是请人当面送的。济宁有人去看望他,回来时他让捎来了信和两袋软包装的羊汤。他在晚年,一直牵挂着济宁和济宁的人们;每次信中都嘱托问候上至老战友、老同志,下至布衣之交。他不止一次对儿女们说:“我就是一个济宁的老人”。隔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张伯伯会打电话来责问:“你这么忙啊,连个电话也没有!”而今,他竟与我们诀别,我再没有他的音讯了。但我今生不忘,在那个艰难岁月一位老人给我的关爱,不忘他那博大的胸怀对这块热土的深深眷顾。 张伯伯,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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