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钱的困惑 |
| 正文 | 没钱的时候，钱真的是好东西。小时候我九岁就没了父亲，母亲带着我，娘儿俩靠母亲在街道生产组打工挣的每月30元钱过日子。偏赶上1960年“度荒”时我因营养不良得了湿疹，头顶生疮，脚上流脓，一副面黄肌瘦的可怜相。母亲给我求医问药吃营养，把父亲去世时厂里给的800多元抚恤金全部花光，总算保住了我的一条命。记得大概是61年吧，母亲所在的生产组停工，没了收入。眼看快过年了，当时的街道人民公社领导念我母亲多年担任居委会主任，送来15元的救济费，我二姨妈又从北京给我们寄来10元钱，才算让我在过年时穿上了蓝布新衣服，吃上了炖肉。 63年夏天，我刚上完初一，母亲又没了工作。父亲厂里的老同事看我家可怜，帮我们从父亲厂里拉来废旧棉纱，让母亲用火碱水漂洗干净，再返回厂里，按分量给加工费。看着母亲在大热天里蹲在大盆旁洗油腻腻的棉纱，手被火碱烧得发白起泡，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上到初二，我跟母亲提出不想上学了，求妈妈跟父亲厂里领导说说，让我去上班。父亲厂里的党委书记就住在我们胡同，是一位参加过抗日的老革命，听了我们的要求，劝我母亲说：“孩子学习挺好的，别耽误了，有什么困难组织上帮助解决，还是别退学吧。”我所在的中学那年免了我的杂费，还补助了我两块钱。两块钱在今天的孩子可能不算什么，不够买支冰激凌的，可那时是我在学校食堂吃一个月午饭的菜钱啊！就这样，我没有退学，坚持上到高中。虽然后来的“文革”没能让我直接上大学，但我下乡后被选调上学，以后留校工作，又上了研究生，出国留学，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今天我能当教授，著书立说，实在要感谢当年在我们娘儿俩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们！ 苦日子教会了我爱钱、惜钱、想法挣钱。72年选调上大学之后，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每月有19块5的生活费，我和班上几个同学搭伙办“会”，每人每月交2块钱，凑起来给一个人用。一年12个月就是24块。我拿我那24块钱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家自父亲在世时买的老电子管收音机坏掉后，买的第一台“家用电器”，母亲一直用它听了十多年。工作以后，最初几年还是在“文革”后期，极“左”思想泛滥，不允许个人创收。那时就是想法省钱、攒钱，地震的时候从学校往家里运床板、竹竿，冬天买大白菜，我都是用自行车自己推。从我所在的学校到我家，大约十几公里路程，现在我自己都想不出，当时是怎样用一辆自行车把一张双人床屉鼓捣回去的。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们大学教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给电大、夜大、自学考试辅导班上课，我才算有了“外快”。经济上逐渐宽松了，但仍达不到随心所欲花钱的地步。孩子入托、看病、上学，一家人吃饭穿衣，买家用电器、换新家具等等，最后到90年代开始考虑买房子。反正工薪族挣的总赶不上花的多，钱总觉得不够，于是就总想着要多挣一点钱。“大款”、“万元户”，在与我同龄的一代人中间，永远是令人羡慕的字眼。 总算盼到孩子大了，上班挣钱了。自己和老伴托共产党的福，职称混到高级，工资连续上涨，能达到衣食无忧了。老家侄子中的一个借改革东风发了财，慷慨解囊，送我一辆小轿车，还帮我买了一套大房子。我起码在天津，在我的同事中，成了令人羡慕的“有钱人”。花钱不再缩手缩脚的了，进菜市场，可以做到想吃啥就买啥。应该知足了，享上老来福了！ 但此时我才感到，有钱并不等于有幸福。 先说我那老家的侄子，他的爸爸、也就是我哥哥，就在他发第一笔大财的2000年，突然脑中风落下四肢瘫痪、口不能言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床上受煎熬。侄子斥资400多万为他老爸老妈在老家村里盖了四层楼的豪华别墅，里边装修考究，大小20多个房间。但我那可怜的老哥只能住在一层的保姆室里，雇了个保姆陪伴他，任你华屋广厦，对他都是白搭。侄子还有个弟弟，我的小侄，看哥哥发了财，也想效法。但哥儿俩早年因做生意失和，哥哥不帮他，他自己胡搞，搞到与乡里一帮赌徒恶棍为伍，因为炒期货欠了人家一大笔钱。被逼无奈，还是他哥哥念在一奶同胞，最终出手救他，为他付了一百万左右的赌债，又把他押送到外地躲避那伙恶人。现在已背井离乡两年多，抛妻舍子，也不能侍奉爹娘。我侄子的内弟，他老婆家里唯一的男孩，早年曾在北方上大学，还入了党，是个很有希望、很上进的青年。毕业回老家后，也曾找到一份很适合他的工作。但有这个阔姐夫的榜样，辞职经商，至今也没混出个名堂，经常靠他姐姐接济，实际上也成了我侄子的负担。 至于我那侄子本人，虽说近几年财运亨通，身家估计已上亿。但有钱又怎样呢？他文化水平只是中专，自己家没有官场背景，本人也没有太大的雄心，不想、也不敢做什么大事业。于是整天喝酒、打牌。他曾经花一年十万的会费参加什么打猎队，去山区打野猪。有一年他的一个玩友，是个发了财的“官二代”，有钱有势有人脉，在深圳搞房地产，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不想乐极生悲，打猎时被流弹击中，死于非命。吓得侄子把枪收起，洗手不干了。听说喝普洱茶好，侄子到香港，一下子就买了10万块钱的茶饼。光储存茶饼的大缸，就买了十好几个，摆得屋里屋外哪儿都是。最近又迷上了喝红酒，到澳大利亚看中一种名牌，一下子买了1000瓶，海运批发回国，又不知花了多少钱。有一次侄媳妇生日，他夫妇俩请几个朋友带上我老两口去歌厅开派对，一番唱歌跳舞、酒酣耳热之际，他们竟用订来的大蛋糕互相抛掷打逗。我忍不住指责他们浪费，他们竟振振有词地说：“这种高糖高脂的东西，谁稀罕吃它，我们就是用来玩的！” 我不禁愕然，眼前突然闪过当年“文革”刚结束时我回老家，看到哥哥家里家徒四壁的情景。那时的侄子、侄女，大冷天还光着脚丫，放学回来挑水、喂鹅，忙个不停。哥哥嫂子为招待我，蒸鱼煮肉、烹鹅炖鸡，垫上芋头、豆角，粗磁大碗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三个孩子围着桌子，吃得那个香甜，大概一两个月没见肉腥了。那时要是有蛋糕，会拿来投掷着玩吗？ 没钱的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钱的时候，钱也会成为累赘和负担。我忽然想起古希腊一位哲人的名言：“愚昧比贫穷更可怕。”看过了许多名人富豪身故之后，妻儿亲友争遗产、闹纠纷，不惜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人间闹剧，我不禁对钱的属性产生了困惑。它究竟是善还是恶？是福还是祸？是钱不好，还是有钱的人不好？我不知如何解答，也不知如果我自己有了钱，还能不能自持，能不能驾驭，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唱高调？我不敢去想，也深知没有想的必要，因为我一介书生、年逾花甲，想发财，财也不会找我了。只好像那吃不着葡萄便说葡萄酸的狐狸，讪讪地写一篇酸文，给自己找点心理安慰，也给现在没钱、但幻想发财的人们，提个醒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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