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退伍军人路在何方 |
| 正文 | 14年前，一位知己提醒过我：“医院有人要搞你名堂的，你要注意哩！”我当时并不在意。殊不知，这终久成了现实——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大专文化，1955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庭，从事基层医疗工作近40个春秋。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作为一名回乡知青，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在村里当上了“赤脚医生”。紧接着经过一年的医学培训后，参了军，任连队卫生员，代理过营部医助。1979年2月，我主动申请上了前线，愿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亲爱的祖国！在那个充满战斗激情的青春岁月，我干得火红，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树为全团医务员标兵。曾在上级医疗机构诊断有误的情况下，我成功地报告出一例属当地罕见的流行性出血热，挽救了一个战士的生命。只因我无兄无弟，家中母亲多病，多少次她是死去活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被迫谢绝了部队的再三挽留和上医校深造的机会，于1980年退伍还乡。 我捧着部队的“安置介绍信”来到当地安置办公室，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规定，将我安置在自己原先所在的湖北省某市的一个村医疗室。从此，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无限坎坷、曲折和艰难的乡医路啊！ 不久，我被选进村民委员会领导班子，而依旧按村民的要求背起红药箱，走家串户地继续为他们防病治病。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正被上级组织公开指定为乡镇干部的招考对象时，1986年元月，我被招进了当地镇卫生院，担负司药兼防疫员和医院统计(后来自己的村里没有乡村医生，还得亲自完成这个村的防疫保健和计划生育的服务工作)。不巧的是，那位院长很快调走了。接着来的新院长，他看我守规矩、人正直，已经提出让我帮他管理财务，又不巧，他也被调走了。就这样，在最初的那段时光，我简直是过着受人歧视、寄人篱下的日子。在这个不大的乡镇医院里，我扫过厕所，掏过大粪，什么粗活、重活、苦活全都落在了我的身上。即便如此，我却毫无怨言。在配合全镇的一次绝育手术中，我一人连续在药房工作了十五个日日夜夜，也没要求院方补助一分钱。我是司药，可是院里来了急救病人我总是主动上。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从河对岸的云梦县清明河乡送来了一位口服农药中毒的中年妇女。由于患者鼻孔小，血管细，加上院里停电，始终无法进行洗胃和静脉注射，医生和护士只好征得家人同意，放弃了抢救。正当他们欲离开时，“让我试试！”我说着，跑进护理室拿起吸满药液的注射器，将针头准确地扎进了病人的血管里，药液迅速透过她的全身，她活了过来。正是我这种对工作十分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动着每一位后来的院领导和全体职工，连续三次被评为市卫生系统劳动模范，又多次获得镇党委授予的“优秀党员”称号。一时间，我成了卫生院首曲一指的“大红人”。 在那个金钱刚抬头、人们主要还在讲究思想的年代，1988年，为响应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作为独子又是农村纯女户的我，在与父母和妻子反复做工作而难以说通的情况下，偷着去城里做了绝育手术（孝感日报有过报道）。接着回到医院上班，晕倒在药房。妻子知道后，好几天茶水不沾。事隔整整一年，我的父母终于知道了，父亲怄得胃里大出血，差点命丧黄泉。 我有一种业余爱好，就是写作。终于一种才华被发挥出来。我讴歌当地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市委、市卫生局及镇领导的高度赞赏，尢其是通讯《永不消逝的烛光》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谁不为之感动落泪？ 1992年，经镇委研究决定，开始启用我为通讯干事。当我从湖北日报学习回来，正踌躇满志要为家乡的宣传报道干一番事业的时侯，卫生院领导以“转正”名义将我私下要了回去，结果一场空。翌年镇里到卫生院要人，仍然不肯松放。说实在的，我是多想转为国家正式工啊！当我增加了收入便可孝尽父母，让他们少种地，安享晚年，以实现做儿的多年的夙愿。 难怪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忽然觉察到，自己重新回到医院后，一些人开始对我冷漠起来，这种冷漠已逐渐形成了对我的嫉妒、排斥和敌视，甚至连卫生院的领导也开始对我产生了抵触情绪。昔日的“大红人”已经一去不复返！我扪心自问，真无愧于这个医院！我在这个医院里吃过苦，流过汗，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还使得该院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服务形象。只是——本人在管理药房期间，无论是院里的干部、职工包括我自己吃药都得照价付款。可是，又不知何缘，和我一起工作的职工基本上都转为全民合同工，而我的两次合同工表交出后不知去向，也许是嫌我的礼品送得轻薄了？可当时两百元钱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呀！由于我负担沉重，家境贫寒，两个大女儿上到初中还是穿着好心人施舍的旧衣。因此，我拿什么去送礼呢？几年后，我那被“痰活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可年的老母亲终于累倒在田间，她用血汗浇灌成尚未尝一口的秋谷低垂着头，仿佛在为死去的种禾人在深深哀悼！ 1995年，有人向检察院反映卫生院领导的财产与经济问题，事后却把主要矛头指向我这个平日里爱写写画画的“笔杆子”头上。一些人公然对我进行了围攻、打击、报复，甚至辱骂不堪，闹得我简直无法藏身下去。在那个天天难熬的日子里，我受到了屈侮，食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这种情形下，我蓦然意思到：卫生院已经不属于我所呆的地方了，乡医终归是乡医！出于被迫无奈，我只好请求镇委与院领导协商同意后，于1996年7月，饱含着苦涩的泪水回到了故里，又开始了乡村医生生涯。 我所在的村就座落在两个县市交汇的一块僻土静壤上，约1700人口，居住疏散，村头至村尾三公里开外。虽然当时的村中已铺设了一条碳渣道，但交通条件依然不便，如果遇上雨天，一些农民赶集还是走着祖祖辈辈的黄泥巴路。我亲眼看到了生活在这一边缘村落的乡亲们，确实需要药，需要医，需要有人能给这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带来便利和福音。这十多年来，我为着一方百姓做好事，成功地抢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患者，挽救了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而成为幸福的家。 本村农民付火元，夜间下地干活被毒蛇咬伤，全身一阵抽搐后即出现休克，我边抢救边叫救护车。当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尚未赶到时，他已安然脱险。 本村农民李东海，插秧收工回家不慎触电，心跳呼吸骤停。他的妻儿哭天喊地，经我近一个小时的人工呼吸和心脏胸外按压，终于活了过来。如今他的儿子正在大学读研。 本村农民李建元，婚后不久患上严重肝炎，在鄂城市某医院医治二十天无效，回到家中一周粒粮未沾，哪怕是喝口水也呕血不止，已经命悬一线。其本人的父亲和二哥先后因癌症去世，家中已负债累累，老母无力再为儿治疗。看到这种悲观情景，我先主动找到病人的亲属商量，又拿着病人的化验单四处问医。医生看后都劝我：“这样的病人你最好不要插手，免得出麻烦。”我说：“我并不打算赚他的钱，只想救一家人。”于是，我垫付现金，专为李建元购回了药品，每治疗三天便亲自送他到城里作肝功能检查，结果一次比一次明显好转。半个月来，我一直为病人精心治疗，没赚一分钱。李建元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要不是你好心相救，哪有我儿子的性命啊！” 本村农民吴腊香，在水田里劳作时被硬物扎破小腿，大量流血不止，晕倒在路边。我接到电话后连忙骑自行车过去，还未来得及查看清楚，血液就从她的伤口中往外直喷射到我的身上、脸上和眼睛里，我的双眼睁不开了。危急时刻，我只好在别人的配合下，用手一边死劲地压住伤口，一边摸索着快速缝合，就这样，血给止住了，吴腊香脱离了生命危险。 以上只是随便举出几例。在农村那段艰苦的年代，和在人们发生重大疾病有时非常突然的情况下，我从死神那里夺回的生命又何止是这些？! 然而，我回家的日子并非安宁。三合卫生院曾经和我有过“隔阂”的人还在耿耿于怀，总是串通一气，寻找借口，不是三天来吵，便是四天一闹，曾一度逼得我不得不抛下正在病中的父亲去甘肃打工…… 记得在1998年，卫生院来人向我私下出售国家的救灾药品，我只按需要买了一部分便说成是不服从管理；同年11月，我不愿向本村儿童接种当月过期流脑菌苗亦被说成是不服从管理，要我停业。之后，他们又在对我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入我村小学，将原本一次可打300人份的防疫针存心打乱套，随后依旧不透半点风声，叫我领回疫苗按规定时间统一接种，给我的防保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2006年，村内的一条硬化主路（我发动亲友带头捐资）建成了，从此给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患者到本村医疗室就医带来了不少便利。到了2007年，我和所有的农村人们一样盼来了新的合作医疗。而这一年，正值我的家人生病处在高峰期——两个小外孙轮流着发热咳嗽，妻子“老慢支”，父亲的两腿肿得像水桶，叔父严重高血压（11年去世），婶母脑中风偏瘫在床，就连我本人也是弱不禁风了。可在这个时侯 ，卫生院却故意要我丢下村里的老弱患者和我的家人不管，到一个离村（最远约5公里）较远、距卫生院较近而且当时是一条坑坑洼洼沟沟坎坎的泥土路通往的村里去行医。我向院领导如实反映自己的难处，结果同样说成是不服从管理。此后，卫生院就在我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和《医疗执业许可证》两证齐全并按规定交给院方“统一保管”的情况下，仍然以“无证行医”为由取消了我的行医资格和村卫生室。7月10日，院长和一位防保副院长带领卫生局执法人员多人直接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家，勒令我立即关门停业，还进行了现场拍照。在我与卫生院保管员当场对质承认有证之后，他们还相互进行了埋怨，并且对我说：一村不能够办卫生室，属非法行医。我本想申辩，执法人员却说：这是先来后到，一村一室都要取缔。 可就在当天，本村有位八旬老人眩晕症复发，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当时有一邻居用电话接我，而我正值“非法行医”的打击对象。于是，我只好告诉说：去其它地方找医生吧！结果请不动。我放心不下，便去请示卫生院领导，院长说：“你可以不管！”为此，村党支部书记多次到卫生院申办卫生室，但最终未果。是年11月，我的父亲终因心衰依依不舍地离我而去了。临走时，父亲还是把我当作小孩那样牵挂着，说我身体太瘦弱，要是没了手艺，将来怎么生活呀！我的眼里闪着泪花，后悔当初就不该退伍的！ 回想起1978年10月的一天，在长春市郊外的连队驻地，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将军，他就是十六军副军长。午餐时，我捧着一小碗白米饭轻巧地搁在了将军的桌边。将军十分高兴，“这是个好人才呀！”我看着满头华发的将军，一种敬畏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正欲走开，将军微笑着，“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将军。将军又问我“多大了”，“报告首长，我今年二十三岁！”将军点了点头，然后对着陪同他的干部们说；“这小鬼是个人才，一定要好好培养啊！”只可惜，我已错过了好时光！ 眼看着“饭碗”失去 ，我的心里阵阵难受。可是，当他们需要我在村里开展预防接种工作时，又给予默许和认可，然后翻脸不认人。 我的最末一次医疗许可证换证费是2005年3月31日交纳了2000元，效期三年。2007年底，我向院方多次提出过换证申请，一直不予答复，防保副院长却叫我直接到省卫生厅办理，顾意刁难。而且，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是2009年10月到期，在此之前，我数次如回地到卫生院申请参加上面统一组织的新证考试，屡遭拒绝。院长先隐瞒真相，讲没有此事，后来“基医股”负责人叫把我的名额报上去时，他又说，“考不考都是一回事，没考上的不是照样可以行医？”将我敷衍出门。 为了《两证》一事，我一直找院领导解决，几乎跑断了双腿，花费了全部精力，都无济于事。直到2009年腊月25日，院长才让我把“申请”直接送到卫生局，却被说成是越级打报告，不予受理。我恳求道：“我在部队动过手术，如今身体又不好。”他说：“那你去找民政局吧！”26日，我又回头去找院长，院长说：“你搞你的，我又不要你一分钱。”将我打发了之…… 尽管自己遇到了人生困苦，前进的道路有多艰辛，在2010年4月，当我得知青海玉树发生了强烈地震，赶紧汇去了一百元钱，把爱心送给灾区人民！ 就在去年的前些日子，我积极配合卫生院完成了对本村居民健康调查，之后又多次去过该院，申请这次的乡村医生登记，想纳入农村基础用药统一管理的行列。有关负责人开口便说，未参加09年的乡医考试，不够格。在我提到，这究竟怪谁呢？他当然会说，要怪，就去怪他们好了！然而，那两位正副院长在一年前已经调走，在这种情形下，我该找谁去？难道真像那个人所说的那样，“如今是这个社会，得花两三万元钱”么？！ 直至目前，我村的周围皆有一村一个卫生室挂牌行医，小的村只有几百人，或多或少地给了乡村医生生存的空间。可是，我的村卫生室没有了，手中的行医证已过期失效。我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在过去的岁月，自己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年华与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卫生院，为着这个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回家后，我依然不折不扣地完成卫生院布置的防疫任务，缴纳管理费从不差一分钱，可是到头来，却落到了一个连乡村医生都不如的田地。一个足踏实地在农村底层苦干一辈子，热心地为着一方百姓服务的卫生老兵的劳动权利被取消。我作为一名党员、退伍战士，愿在国家的政策范围内进行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究竟错在何处？而且，我已年近六旬，改行何易？本人曾到当地人才市场进行了咨询，都认为年岁已高，不可受用。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多数退休了，可我在医院工作期间，一分钱的社会保险也未曾为我交过，离开时，也没有给过任何补偿，就连在医院最后半年的基本奖金也被通通抹掉。为了此事，我曾经找过一些院领导，寻求适当解决，他们总是一推再推，甚致把责任推卸到了早已退休的几位老院长身上。 如今，我已面临着失业，无不叫人心酸忧愁：日后的生活怎么办，又能怎么办？老来的着落该找谁，又能找谁呢？这时侯的我，只觉得前途一片渺渺茫茫，迈出的腿脚沉甸甸的，退伍军人，路在何方？ <国务院部署今年医改工作,陈竺强调,各地要集中力量解决几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巩固农村基层网底,切实落实对乡村医生的补偿政策,……> 写于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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