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原创】散文知青怀念 |
| 正文 | 散文 知青怀念 双峰/游延年 已是中秋时节了，天气依然那么热，最高温度还徘徊在35℃左右。周末我只好把自己裹在空调的氛围里，在家中整理起旧时的照片。一张“革命友谊”的黑白照，立时吸引住了我的眼球。知青生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景，随即在脑海中一幕一幕地浮现了出来…… 一、插队落户 1975年4月5日，高中毕业才三个多月的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揣着县知青办颁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挑着木箱和被窝，走进了那个被叫做广阔天地的农村。这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个清明节，它祭奠的是我的青涩岁月。 我那年还没满18岁，1米6的个头，体重不到50公斤。妈妈不忍心让我随单位集体下放到边远山区，便在表姑的那个大队帮我办好了插队落户的手续。 那个大队叫塔山，离县城有6公里，但被资江隔成了两岸。它与县城北郊的宝塔隔水相望，所以就有了“塔山”这个名儿。妈妈说，要是没有这条河，我完全是可以早去晚归的。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自己宁愿去做田间地头的小草也不愿意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顺着河堤朝宝塔的方向走去，前面是一望无边的田垄。绿色遍野，满透着盎然的春意。资水湛蓝，白云潜在水中被洗得洁净如玉。河面上不时有小帆船飘过，青葱的丘壑在微波中轻轻起舞，荡漾着我的心儿沉浸到了山清水秀之间。 七层宝塔是以方位命的名叫“北塔”，独立在资水河畔已经有160多年了。相传，它始建于清代嘉庆十二年，由于财力和人力紧张，建建停停耗时20多年才完工。建塔的目的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一句台词：“宝塔镇河妖”。但是，时任知县林联桂书写的楹联，却丝毫没有言及这些，而是将它视为了高升向上的象征。正门匾额题“北门锁匙”，出联是“正欲凭栏舒远目”，对联为“ 直须循级上高头”。 青砖砌成的塔身，经历着年复一年的春风夏日秋雨冬雪的侵蚀，已经有了沧桑感。破“四旧”时，有人想拆了这座宝塔。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只打烂了台阶前的一对石狮，就再也没有人前来破除了。如今塔门紧闭，底层的外壁上被石灰水涂刷着“打倒封资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凸显出了革命时代的鲜明特点。 北塔码头就在宝塔的下边，河滩上有一条窄长的散乱在草丛里的青石路顺延到水畔。岸边停靠着一只木板船，当地人叫它为“划子”。 艄公是一个50开外的瘦老头，上身光着，皮肤黑黝黝的，缕缕排骨清晰可数，扎腰裤缠在身上好像随时要掉下来似的，尤其是那膝盖上的两个大补疤特别地显眼。 船上稀稀落落地坐了五、六个人，等得不耐烦的就催喊着：“何老四，开船算啦。”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性急。“还没有十个人呢，你就坐着等吧！”说完，蹲在船头掏出一根尺来长的竹烟杆，将一小撮土黑色的旱烟装在烟锅里，用火柴点燃烟丝“叭叭”地吸了起来。浓浓的烟雾迅速弥漫在船舱里，呛得人的眼泪直流。 好不容易又上来了几个人，何老四把烟头在鞋底上敲了几下，打着“哈哈”钻进了船舱，边伸着手边吆喝着：“来来来，每人五分，一分不少。”有人只出了三分钱，他脸色一耷拉：“不要欺负老倌子啊！”硬是逼着那人交足了钱，才拔出竹篙挪动了船只。 河面很宽，水流有点急。何老四的竹篙撑不着底了，便用浆架在橹上划了起来。每摇一下浆，就发出一声“吱”的音响来。 塔山大队的码头气派多了，清一色的青石板垒成100多个台阶，仰头看去俨然一条拾级而上的街道。这里是一生产队的居住地，也是全大队最富有的生产队，因为人们除了种田耕地之外，还能靠撑船、捕鱼等副业来增加一些收入。 街道两边排列着高矮不齐的土砖屋，偶尔有木板房参插其中，标志着这户人家是有人在外面赚钱的。顶端是一个小卖部，来往的行人都要在这儿歇一歇，或买一些东西，或讨一碗水喝。售货员是一位30多岁的胖女人，姓曹。听说全大队只有两个人吃国家粮的，一个是她，另一个就是小学的校长。她其实也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因为嫁给了在县供销社当股长的男人，才将“农”转成了“非农”。 胖女人满脸笑嘻嘻的，一边卖着货儿，一边主动地与妈妈搭讪着。当知道我是下乡知青时，就一口一个“小兄弟”地叫着，还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只管去找她。她摇起摇把子电话，打通了大队部。然后又给我们端来茶水，说：“你们等一下子，大队部离这儿有四五里地呢，刘支书就过来接你们。”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门外传来了叫唤声：“老姐姐，急什么急哦，城里人下乡做做样子就行啦！”来人中气很足，腿还没有迈过门槛声音就进了屋内。 妈妈连忙起身，拉着我站了过去：“快叫刘支书。”50多岁的刘支书一脸横肉，右嘴角上还有一道伤疤，谁见了他都会有几分害怕。我弱弱地叫了一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的豪情壮志被他的这副模样威逼得荡然无存。 “刘支书”三个字早就听说了，但一直没有见过面。他看了看我，怜惜地说：“人还没有锄头把子高就要下放农村，这是何苦咯。”一颗火热的心仿佛在被冷水泼着，我真想要反驳几句，但看到他那脸横肉却又把话音缩了回去。 他将扁担塞给了我，左手拎着被窝，右手提着木箱，对妈妈说：“老姐姐，走！先去我家吃中饭，下午再带你的小孩去园艺场报到。” 胖女人追了出来，亲热地叫着：“支书大哥，就在这儿吃啊，我这就去杀鸡。” “不啦，我上城里经常麻烦老姐姐，还是去我家吃吧。”刘支书脚步不停，头也没回地答应着。 我和妈妈空着手紧追快赶，跑得气喘吁吁的，可还是追不上他。妈妈边走边叮咛着我：“到了这里，就要听刘支书的话。他这个人看着象一块铁板，其实心地里是一个糍粑呢。把你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我没有做声，腑腔内有一股压抑感在回旋着，窜来窜去的却又总找不到出气的地方。 二、欢迎牙祭 园艺场的场部在张家山的山脚下，是一栋凹字形的红砖平房。紧挨着的是一个礼堂，大队的大会议以及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后右角处，摆着三部揉茶机，社员们摘来的茶叶都是在这里加工制成青茶的。 大队部的办公地点，在园艺场部的左边。前间是接待室，也是李文书的办公室。黑板上写着“安民告示”：今晚全体社员打牙祭开大会，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靠在窗前的办公桌上有一台摇把子电话，两筒大电池捆绑在桌腿上，电话机被木盒子锁了起来。里间的房子稍大一些，是刘支书办公的地方。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光线比较暗，白天都要扯亮白炽灯。两间办公室的用具差不多，一个双开门文件柜，一张办公桌，一只靠背椅，四条长板凳。 平房的中间是一个大厅，摆了六个八仙桌。里面靠墙砌着两个烧柴火的大土灶，锅盆碗筷都放在灶台上。左墙角有一间六平米左右的土砖房，袁奶奶住在那儿。她是一个孤寡老人，不太爱说话，年纪还没到60岁，脸上几乎没有血色而且还刻满了皱纹。看到我的时候，她的眼光像萤火虫似的亮了一下，然后又飞走了。 我知道，刘支书没有分配我去生产队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照顾我。一是场里每月能发12元的工资，二是袁奶奶可以给我煮饭做菜。袁奶奶告诉我，社员们一般只在这儿吃早餐，红薯粉丝一毛钱一碗，可以用工分来抵伙食费。她平时也就扫扫地烧烧水，只有每个月打牙祭时事情才会多一点。 我住在右边前头的房子，屋内有一个书桌和一张简易木床。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妈妈替我铺叠着被窝，东扯扯西弄弄，又总觉得哪儿没有做到位。“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话音里明显带着哭意，然后又对刘支书、李文书和袁奶奶左一声拜托右一声麻烦。 刘支书说话还是那样地粗声粗气：“老姐姐，你就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在肚子里。谁敢动你儿子一根汗毛，你就找我算账！”一边说着，一边还挽起了袖子。瘦高的李文书戴着黑圆圈眼镜，要笑不笑地看着我们，既不多嘴也不帮手，但始终不离刘支书左右，并时不时地点头应付着，那做派让我想起了《白毛女》里的管家穆仁智。表姑也劝慰着妈妈，说我懂事着呢完全不要担心。妈妈长长地唉了一声，无奈地走上了码头。刘支书留她打了牙祭再走，她说一家人还等着她回家做饭吃呢。 天落黑的时候，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大厅，寂静的园艺场部顿时充满了活跃的气氛。男男女女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从各个生产队里选调上来的。 李文书站在灶台上，拿了一个铁皮制的喇叭筒，大声嚷着：“请大家肃静。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条最高指示，我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听说要读毛主席语录，社员们立即安静了下来，脸色也显得十分地虔诚。 大厅里，一读一学地响起了整齐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李文书脸露媚笑，尖细的语音从喇叭筒里传了出来：“下面，请刘支书给我们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热烈的掌声，饱含着社员们对这位支书的敬畏。 刘支书抬起双手上下摆动着把掌声压了下去，李文书将喇叭筒递给他，但被他推开：“我说话像打雷呢，不需要这玩意儿。”然后，提高嗓门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只有一句话：延年是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样地对待他。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以后要是有谁欺负他，那就是在我的脸上打耳巴子。我的话讲完了，开始打牙祭！” 大家正“哦哦”地找着座位，不知谁又冒出了一句：“知识青年没露脸我们都不认识哦。”社员们立刻“是啊，是啊”地附和着。李文书看着刘支书，见他点了点头，于是又拉起了尖细的声音：“下面，请新来的知识青年延年同志表决心！” 我是被他们推到前面去的。刘支书一边把我抱到灶台上，一边替我鼓劲打气：“说两句，说两句，乡里人见到城里人就是稀奇呢。” 我给大家鞠了一躬，端起喇叭筒庄重地说：“尊敬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我是来接受你们的再教育的。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一定要学习你们的劳动本色，触及灵魂改造思想。我的决心是，坚决听从党的话，广阔天地炼红心。请大家今后多批评我多指导我，谢谢大家！” 刘支书接过话头：“城里人就是不一样，一开口都是大道理。你们说，他说的好不好？”社员们应和着：“好！”刘支书：“好就鼓掌啊！”大家的掌声，十分地热烈。 “这就对了嘛，上菜咯——”刘书记一声吆喝，桌面上立即热气腾腾了起来。主菜有麸子肉、韭菜蛋、烧全鱼，我把它们概括为“两多两少一整盘”：即麸子多肉少、韭菜多蛋少、鱼是园艺场自己放养的所以有一整条；另外是红汤粉丝、清炒芹菜、手撕苞菜、水煮萝卜丝、钵蒸老南瓜。但在当时，这已经是很丰盛的了。 最让男人们刺激的，还是那红薯酿成的白酒。他们用饭碗盛着，一喝就是一大口，个个被灌成了红脸关公。有的干脆解开衣扣，裸出前胸划起了酒拳，羞得几个黄花闺女红着脸儿端起碗躲到了屋外。 我不会喝酒，匆匆地扒了一碗饭，吃了刘支书夹来的几块麸子肉，就看着他们热闹着。 这时，过来两个年轻人，提着酒瓶子要敬我的酒。刘支书介绍着他们：“这个虚胖子叫陈建华，是我们大队的高中生，我去公社开会的材料他比李文书写得还多。这个黑不溜秋的叫李进军，是场里的机械手，拖拉机和揉茶机都由他操作，以后回家就可以坐他的拖拉机。” “建哥”、“进哥”，我礼貌地招呼着他们，然后小声地支吾着：“我是滴酒不沾的呢。” “其他人的酒可以不喝，他俩的酒你必须喝，因为以后就由他们带着你。”刘支书说道，又转上他俩：“我做个主，他敬你们每人一口，你们一碗都喝完。” 他们像接了圣旨似的，见我酌饮了两小口，就咕隆咕隆地喝了个碗底朝天。之后，又嚷着找别人喝酒去了。 我偷偷地溜进自己的房间，栓好门，衣服没解，鞋也没脱，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掉进了醉梦里。 茶园农话 “延年，起床啦——”沉睡中，我被袁奶奶的敲门声叫醒。看了一眼书桌上的闹钟，已经是九点多钟了。 我起床洗漱着，头还有点儿疼。袁奶奶端来一碗红薯粉丝，上面还盖着一个荷包蛋。她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脸儿笑得犹如绽放的菊花。 “吃好了吗？要是没吃饱，我再给你做一碗。”那情形就像奶奶在关心着孙子。 我擦了擦嘴巴，要付钱给她。她不要，一边抹着桌子一边说：“看到你心里就暖暖的，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说着，眼睛湿润了起来。 我最见不得人哭，但又不想要老人家破费，于是说：“要不从我工分里扣好吗？” “你在家里吃饭要付钱吗？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叫我奶奶吧！” 话语像她的人一样既简单又朴实，我心里一热，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奶奶!” “哎——，哎——”袁奶奶响应得十分爽快：“他们都上山采茶去了，你换一件旧衣服，茶园就在山上的那边。本来康场长已经交代随你睡的，既然醒来了就去干活吧，免得别人说闲话。” 爬到张家山顶，一片茶园展现在眼前。清明的太阳开始暖和，薄雾氤氲里含着湿气，浑身黏黏的有些闷人。 社员们拇指食指成夹子状,快速地在茶树尖上啄着，有的还能左右开弓。隐隐间，传来了山歌：“哥在山上打鸟仔哦/妹在茶园采茶忙嗳/哥若有意摘朵花呀/戴到妹的头发间/哦嗬......” 康场长走了过来，问我摘过茶吗？我摇了摇头。 “那就帮招弟去过秤记数吧。”他把我领到了一位姑娘的身边，交代了几句，又忙着采茶去了。 “记分员每天定一人，平时都是轮流当的。但我正在干好事，所以这几天都是我来当。”招弟说，社员们是靠采茶多少定工分的。他们每人每天要采五斤才能记十分，不然就要扣工分了。 “你在干什么好事？”我不懂地问道。 “你怎么问这个啊？就是女人常来的那种事嘛。”招弟有些羞涩地答道，见我仍然迷惑着，接着说：“就是那个，那个......” 可是“那个”了好久，也没有那出个下文来。“不和你说了。”她嗔怨了一声，不再理我，但见她的脸蛋霎时变成了一个西红柿。 没人陪我说话，觉得有些孤寂。“还是学着摘茶去哦。”我从田塍上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窜到了康场长的身边。他向我介绍着，清明茶是一年中的头茶，属茶叶中的精品，但数量少，所以一般都是自家人留着喝。 站在康场长旁边的是他的老婆，叫张三妹。 “多大了？”张三妹问我。 “十七岁出头。”我答。 “哦，我妹比你大三岁。” “你妹是谁？” “就是刚才和你在一起的招弟啊。”她诡谲地说：“女大三抱金砖，干脆要她做你的老婆算了。” “你......”我的脸烧了起来，支开了话题：“她在生气呢。” “你欺负她啦？” “没有啊，我就问她什么是干好事？” “你不知道？” “嗯。” “就是来月经啊。” “哦，她每个月还念经的啊。” “念经？哈哈——，哈哈——”张三妹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来，连泪水都流了出来，她一边擦着一边说：“你嘴上还没有长毛，怪不得不知道呢。”接着，用手指了指裤裆下面，继续说：“就是......” “闭上你的臭嘴！人家是读书人，哪像你这么粗俗。”康场长插了进来，把老婆的话匣子关上了。他说，她这张嘴说起话来噼里啪啦的，社员们都喊她是“快嘴婆”呢。 我一边学着采茶，一边和康场长闲谈着，知道了招弟家里的一些情况。她爹是村里的老支书，60岁那年又新添了她，家里就是“五女拜寿”了。虽未遂人愿，但老支书仍然掩饰不住老来得女的喜悦。他不再按“妹”字排序给老幺叫“五妹”，而是取了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旺号——“招弟”。然而，最终还是没有招来小弟。因为招弟妈产后不久，就被“月子病”夺去了生命。 “哎哟——”我的手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很快红肿了一大块，火辣辣的又痛又痒。 康场长看了一下，说：“这是刺毛辣虫刺的，绿色的身子藏在茶叶下很难发现。它背上有好多的刺针，虽然有毒，但只要涂上万金油就会好。”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5分硬币大的红皮盒来，用指甲从中刮了一点黄油，抹在了我的伤处，立时有一种清凉的感觉渗进了皮肤，灼痛感也随之减轻了许多。 “哥在山上打鸟仔哦/妹在茶园采茶忙嗳/哥若有意摘朵花呀/戴到妹的头发间/哦嗬......”张三妹绷着嗓子又喉起了山歌。 这声这调虽然不像当时流行的样板戏那样地有板有眼，却充满了乡土的气息，让人觉得格外的亲近和温馨。当然在我的心里，留下的更是那乡村乡亲乡情的无穷回味。 四、光头老师 九月初，是秋季开学的日子。塔山大队在园艺场侧面的丘陵山岗上，盖起了一个新学堂，学校也因此由小学建制而升格为初中建制。 大队原来有一所小学在张家祠堂里，乡亲们戏称为“五三四”，即五个年级三间教室四个老师。李进军曾经带我去过，他妹妹是在那里教书的。最有印象的，就是那打课铃了。校区走廊的横梁上，吊着一个缺了一片的铁锅盖。上下课的时候由值日老师敲它，每一次连续打十遍。“当，当当”，是上课；“当，当，当”，是下课。 校长由公社调派，一般不任课，要么就是上副课或者代课。其他三名都是民办教师，既当班主任，又教班级课程。一、二、三年级合占一间教室，只有一名老师，教一个年级的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或者上体育课。因为老师都是女的，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来这“女子学校”玩过。 新学堂与我的窗户相对，远远看去，有点像独居山间的庙堂。可是没过多久，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那天，刘支书领着学校的校长，来找陈建华和我谈话。 女校长自报家门是“袁素云”，说是受公社学区领导的委派，对拟任初中民办教师来进行调查和政审的。形式虽然是一问一答，但都被刘支书抢答了，我和建哥只有点头或者摇头的份儿。谈话程序完毕后，袁校长要刘支书开一个大队推荐证明，然后告诉我们等待通知。 一个星期后，我就从园艺场搬到了学校。陈建华是本地人，没有安排宿舍。临走时，袁奶奶做了几个好菜为我送行，还嘱咐着我要常去看看她。我把进哥和建哥邀了拢来，买了两斤红薯酒，喝得他们又是关羽斗起张飞来。那张“革命友谊”的黑白照片，就是在喝完这场酒之后照的。 走进袁校长的办公室，她打着官腔：“你虽然是城里人，但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要不是刘支书极力推荐，我在公社学区领导面前给你讲好话，这个民办教师的指标就不一定是你的。所以，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报答领导的关心和重用。” 我默默听着，心里却在反抗着：“若不是看在刘支书的份上，我还不想来呢。”当然，有一句话我还是听了进去。她说：“你看你这头发，留那么长干嘛？这里是农村，艰苦朴素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下午就去把头发理了，当老师就要有当老师的样子。” 以前我都是每个月回家时，理了发才过来的。现在要回县城理发，肯定是来不及了。我便问建哥，哪儿有理发店？他带我到张家祠堂，说张师傅经常给婴儿剃胎毛的，应该可以。但他又说，他没有在这儿理过。 坐下来后，张师傅用一块黑布围住了我的脖子，布面上散发着时浓时淡的霉湿味和油腻味。他又从内室拿出一把推剪，边往刀片上涂煤油边说：“好久没用这家伙了哦。” 张师傅的剪子在我的头上每推几下，我就要喊一声“哎哟”。他便停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连连鼓励：“没事，没事。”这样反反复复了二十来多分钟，他擦了擦满头的汗珠说：“差不多了！”端来镜子一看，只见头上到处坑坑洼洼，我们三人都忍不住地笑了。张师傅不好意思地说：“我只会剃胎毛呢。”无奈之中，我只好要他像剃胎毛一样干脆也给我来了一个一扫光。 我担任初中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和初中部的语文老师。第一节课，校长和老师都来观摩。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仿佛都是被我的光头照亮了似的。那目光里，有惊讶，有嬉笑，有新奇，也有非议。 读高中时经常主持班会，这种场面见多了，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怯场。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亮开嗓子说起开场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今天理成光头来和大家见面，就是要以崭新的面貌，抛掉一切的包袱，来向大家学习的。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多帮助我，我一定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请在座的各位同学和我一起共同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话音落定，不知是我的光头还在光彩夺目，还是我的讲话让他们耳目一新，教室里三十秒钟鸦雀无声。我正要打开教案准备上课，一位高大的学生忽然喊出话来：“好，好，说得好！我们还没有见过水平这么高的老师呢，大家鼓掌欢迎啊！” 校长站了起来带头鼓起掌，从此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每次见到刘支书就说，感谢他为学校推荐了一位好老师。那个喊话的叫李新民，比我大四岁，因为年龄大块头大，同学们都听他的。而他又很佩服我，所以同学们也就爱屋及乌了。 情窦初开 袁奶奶隔三差五地会来到学校，或者是给我送点好菜，或者是来换洗我的衣服。但是，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她的过去。 她的一切，我是从陈建华嘴里知道的。 袁奶奶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姓金名大同，是一个驾毛板船的，经常漂流在县城至汉口的水路上。生下小梦桐的那一年是个秋天，她盼望着老公快些回来，一起分享着喜得儿子的幸福和欢乐。可是，直到中秋节也没有见到丈夫的人影。托人一打听，才得知金大同被国民党部队抓夫去了台湾。她便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梦桐，寓意着要儿子永远记住远在他乡的父亲。 小梦桐在妈妈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也许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的缘由吧，性情却是十分地孤僻。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对象。为了筹集结婚费用，他不愿意东挪西借地看别人的白眼，而在深夜偷偷地跑到大队部撬开办公室的门，剪掉电话线拆下大电池做成打鱼机，将导线伸进了园艺场的鱼塘里。最后是人财两空，老婆没到手，自己却挂上“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坏分子”的牌子挨了群众的批斗，并且还被判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 这件事，把袁奶奶气得死去活来。大队干部见她可怜，便将其留在园艺场作为五保户养了起来。 曾经读过高尔基的《母亲》，他这样描写着：“她很关切地想着尼古拉的一举一动，感到有一种愿望，要尽自己最大可能来照顾他，使他在生活里感到亲切、温暖。”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位“母亲”就是袁奶奶，那个“尼古拉”就是我。因为我感受到了袁奶奶对我的爱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这种爱，犹如死去的灵魂在炼狱中得到了复活，释放出来的感情净化得没有丝毫的杂念和私欲。这种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爱！ 不知不觉地，我在这大爱里度过了两年半。深秋的一天，来送换洗衣服的是招弟，她十分焦急地说：“袁奶奶病了，住进了卫生所呢！”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了急诊室，袁奶奶昏迷着躺在床上。黄色的液体顺着管道一滴一滴地滴进她的血管，又好像是一滴一滴地滴在我的心上，然后又化成了泪水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 康场长安慰着我：“应该没事，刘医生说是急性肾炎，打点针吃点药就会好的。” 我擦着泪水点了点头。康场长又对我说：“我岳父托我问你一件事，今天正好跟你交个底，你想好了再给我一个回复。”原来老支书想把招弟许配给我，只要我答应，就可以培养我入党和保送我上工农兵大学。然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交换是对我人格的亵渎。 没过多久，园艺场的后山上多了一个新坟，那是袁奶奶的，省城医院确诊的结论是她患的是晚期尿毒症。 我的心为此冰冷了很久，直到学校里来了一位代课老师，才渐渐地有了暖和。她叫曾艺华，是区里武装部长的女儿，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来的，那一闪一闪的钢丝轮子转得我这个城里人也有了羡慕的眼光。 可能是她的身份不同，除了上课之外，一般只跟校长和我打交道。她教小学语文，时不时地总爱拿教案来要我指点，还用她的自行车教我骑。 “双手握住把手要不紧不松，眼睛要看前方不要看轮子。你放心地踩踏板，我在后面扶着呢。”我按照她的说法，跌跌撞撞地学着。“趴——”地一声，我摔了下来，慌乱之中她把我抱在怀里，她的脸上飞起了红彩霞，我的心里摇起了货郎鼓。 我心灵的那片土壤里，从这一刻起就种下了一颗叫“初恋”的种子，渐渐地萌生出了“几多欢喜几多愁”的枝枝蔓蔓。尽管它只开花不结果，但芳香却永远地留在了心园。 我合上有点发旧的相册，思绪随之回到了现实的空间。四年知青生活犹如这相册一般，记录下了许许多多的回忆和念想，并且是那样地刻骨铭心那样地令人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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