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演艺生涯”（二） |
| 正文 | 到了1967年的春天，中国人好像都疯了，早请示晚汇报，活学活用，跳忠字舞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人们只知道需要这样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由于经常接“代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石头河子中心校成立了秧歌队，所有的宣传队队员都加入其中，我自然也不例外。这样，我们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除了排练节目，演出，再练习扭秧歌，一周也不上一节课，直到秋天，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我们才上一些具有革命内容的课。 那时的所谓的扭秧歌，舞姿简单易学，和现在的健身操相似，只是不如健身操好看。但那是一个没有舞蹈的年代，而且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所以不但没人敢说半个不好，且广受赞誉，人人争而跳之。每到接代表的时候，全校倾巢而出，秧歌队成员在路中间随着“铿锵铿锵一铿锵”的锣鼓点舞动，其他学生走在路两侧，手拿《毛主席语录》边挥动着边喊：向代表学习！向代表致敬！当代表们身披别满毛主席像章的红绶带出现在我们中间时，锣鼓声催促着舞者，扭秧歌的气氛就达到了高潮。但那时的我是怎么扭的，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1993年的正月十五，近40岁的我因故到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珲春，将近中午，我正走在大街上，忽听一阵锣鼓声由远及近，那韵律那节奏是那么的熟悉，熟悉的节奏如魔咒一般缠住了我的脚，我不由自主地踩着锣鼓点向前走，突然意识到：这不正常的步态会被路人笑话的。便努力让自己自如些，正常些，可是说来各位读者也许不信，我怎么也不会正常地走路了，起脚落脚都会不由自主地踩在锣鼓点上。没办法，我只好边自言自语地嘲笑自己边无奈地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一直等到听不见锣鼓声了，我才起身走人。 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这是做下病了，这是“文革”给我留下的后遗症。 除了接代表扭秧歌之外就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的使命。其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单位演出，有场地有舞台；二是在街上如同旧社会打场子卖艺一样几个人一组演出；三是走家串户到老百姓家里演，一个表演唱，一段快板书，有时背几段毛主席语录，主要目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演的节目好与坏。 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在小学生头脑中也崩得很紧，尤其是我们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老师明确告之：到哪里宣传要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既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又要保卫毛泽东思想，于是，我们这些胳臂上别着“红小兵”袖章的小屁孩，也担负了保卫老人家的神圣使命，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盛气凌人的架势。 这是夏天的一个下午大约两点多，我们5个人的演出小组来到我家所在的街道居民委，地方我熟悉，走街串户时当然由我带头。 我们走进姓边的人家，这家的男主人我既恨且怕，因为他外形肥胖表情凶悍，像个屠夫。他有两大爱好，一是喝酒，二是打老婆，他老婆有好几次浑身颤抖地跑进我家，以躲避他的追打。 当我们走进屋里时，男主人正头朝里躺在炕上睡觉，我们几个“红小兵”就对房间观察一番:炕上的炕席已经漏了几个大洞，几张写着字的红绿标语纸压在炕席的下面，才使炕面上的土不至于露出来。炕稍胡乱堆放着一些破被褥，地上靠东墙搭了一块一尺多宽的木板，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难以归类的东西，正中间“宝书台”上的毛主席塑像，已经从台上掉下来，伟大领袖爬在乌黑的木板上。这是对老人家的大不敬，在当时，这是可以说成比天还大的事，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的组长——一个姓魏的瘦高男生，用眼光示意我们注意这个“敌情”，然后他走到炕边，用力拍一下主人肮脏的脚，这男人忽的坐起来，大睁着双眼说：“啊，怎么了？”我们的组长严肃地问：“你姓边吗？”男人眨巴几下眼睛，似乎才从睡梦中回来，只见他肥大的手在脸上从上到下捋了一把，睁大眼睛问道：“我姓边，怎么了？” “怎么了？！你是什么成分？” “贫农，铁杆贫农。” “有你这样对待伟大领袖的贫农吗？！”组长指着爬在脏木板上的毛主席声音越发严厉。 男人悚然，一出溜下炕，站在我们面前，边连连鞠躬边不住嘴地说：“我错了，我错了，可是那不是有意的，真不是有意的，我是贫农，绝不是有意的，请小将们原谅，请原谅。”说完拿起白色的毛主席塑像。在胸前的破衣服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擦。 看到他的狼狈相，我打心眼里高兴，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打老婆时像个凶神恶煞的人如今诚惶诚恐地俯首帖耳。 “好吧，看你是个贫农，认错态度也不错，我们就不给你上报了。”组长说完率先走出房门，我们也紧随其后，刚走出大门，就听到一声摔碎了饭碗的声音，我们不约而同地紧走几步后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从此后，那句“不是有意的，真不是有意的，绝不是有意的。”就成了我们班许多人的口头禅。 又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姓张的人家，一进大门我们就发现了情况：大白天的，这家人竟然挂着窗帘，据我了解，这家的男人前些天被游过街，好像单位查出他是“逃亡地主”的后代。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长后，他面容严肃地说：“屋里一定有情况，估计要么在搞迷信活动，要么在搞反革命活动，刘文江，你在大门口等着，只要听到屋里有喊声，你就跑，边跑边喊，我带头我们一起闯进屋去。”他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心跳加快，俨然有一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赴汤蹈火在所不迟的激情。刘文江不情愿地站在大门旁，看着我。 组长带头，我第二，身后两个女生，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里屋，成一字横排排在门口。四个人八只眼睛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炕上躺着一个女人，衣服搂起在脖子下面，一个白而硕大的肚子傲慢地挺立着，她的脚下坐着一个老太婆，女人的裤子已经被她拉到脚踝，地上的高凳子上坐着她的丈夫——那个逃亡地主的后代。四个孩子的闯入，首先激怒了老太婆，只见她怒不可遏，指着我们骂道：哪来的混蛋王八羔子，生孩子也能看吗？地上的丈夫忙站起来，语气平和地说：“改日再来宣传吧，今天有点特殊情况。”说着半推半掩地把我们往出让。瞬间的惊呆之后，我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一个个拥挤着踉跄着往院外跑，大门口的刘文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跟在后面不住地问：“怎么了？屋里怎么了？”“别问了快走吧。”我说着拉起他一起走。懵懂的他似乎不甘心被蒙在鼓里，拉住一个女生大声问：“到底怎么了！”女孩子挣开他的拉扯，没好气地说：“问组长去！”这时组长停住脚步，面对刘文江说：“我们闯进人家的产房了。”刘文江先是一愣，继而大笑着说：“这真是敌情，他家又生一个小地主，哎，生没生出来呢？”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一个女生正色地喝道：“别笑了！人家挂了窗户帘子还往里闯，真不嫌磕碜！看明天不给你们告老师的。”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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