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诗人之死---荆楚往事 |
正文 | 据说那条河很小,临近洞庭湖才听得见渔歌晚唱。可它的容量实在惊人,浅浅清流,容纳了一个绝大的身影,粼粼波纹,驻扎了一个不屈的灵魂,汨汨水声,传扬了一个泣血的故事。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怀沙沉水,渔民们获讯赶来营救,诗人已经不见踪影了。悲痛的人们一面继续打捞,一面撒下自己当做口粮的粽子,以免鱼虾损坏诗人的遗体。诗人死去,爱国主义从此滋生,潜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在屈原之前的几千年里,有没有爱国主义呢? 试想一下,千百个小国旋生即灭,叫人怎么去爱?小国寡民,说爱国,莫若说爱乡更确切。那时,只要天子发话,老弟,你带几个人到东海建一个国家,于是一个新国家就出现了。没有天子发话也行,只要你拉一个或者几个三姑四姨,去向天子进贡,你也有了一个国家。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和当地土著融合而成,与周天子没有血缘关系,其头领去镐京进贡了几把茅草,也得到五十里封地自成一国。小国灭亡更简单,一个武士就可以扬言,老大,给我一百人,我去灭了某国。于是某国就不存在了。晋献公担心虞国、虢国联合抗晋,假途灭虢,好玩一样就吃掉这两国。 幸而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还有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分封制才能大体无忧地延续下来。不过,这种优雅的贵族礼仪不可能时时奏效,国家利益总是排在天下利益的前面。一些大国,通常都是滚雪球滚大的,吞并小国不过是吃开胃小菜,大国争雄才是正餐。楚国灭随国,就是看中其境内的铜绿山,铜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打败随国,收其为附庸国还感到取铜不方便,不多久干脆划进楚国版图内。 那时的爱国主义在哪儿呢?除了战争中死人,没有人为灭亡的国家殉节。国君死社稷一说,属于贵族礼仪的范畴,是国君应有的担当。虽然有一个共拥的朝代,却虚化成了天下。在大家眼里,只有超越了列国的天下,才值得去爱,才值得去捍卫。这也属于礼仪的范畴。一旦游牧民族入侵,诸侯之间的战事就立刻停下,同仇敌忾,共同保卫华夏衣冠。当这个民族接受了华夏礼仪,再来侵犯,就成了诸夏的争霸之战。除了当事国,谁也不会操这个淡心了。 这是爱家乡,也是爱天下。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他有一只脚滑进了战国,所以他可以站在道义的高度,鸟瞰已经逝去的时代。这是人所站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视觉偏差。鸟瞰历史,会觉得众山矮小。如果是仰望历史,又会觉得乌云压顶。尊王攘夷的春秋之战被他视为不义,灭国如炒豆的战国兼并战争,在他眼里可能更为不堪。温文尔雅过时,丛林法则降临。可惜孟夫子看不到,更可惜的是屈原不仅看到,而且亲历这一段刀山血海的炼狱。最后难以忍受痛彻肺腑的折磨,提前离开了人世。 一种思想的诞生,首先要在先驱头脑里滋生,然后由知识阶层的推崇,最后才被大众所接受。古代的知识阶层叫做士,士人的觉悟才是民族觉悟的先声。 那时的士人在干什么呢? 在先秦,楚才晋用非常普遍。作为掌握思想武器的知识阶层,毕生都在寻找施展个人才华的平台,哪个国家能用他,他就骑着毛驴屁颠颠往那里赶去。一代兵圣孙武是齐国人,在吴国找到用武之地;另一个与孙武齐名的兵家吴起是卫国人,一生任职鲁、魏、楚三国。改革家商鞅也是卫国人,在秦国大显身手;谋略家伍子胥是楚国人,率领吴国军队差点灭了楚国。最著名的孔子,出生于鲁国,在鲁国政坛上不得志,就带着一众弟子去周游列国,说服各国君主,以推销自己的仁政学说。老子更出格,骑青牛出函关,跑到天下之外去寻道了。 不要以现代目光看待此事,他们的胸襟其实都很开阔。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是为一家一姓服务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天下和苍生。天下即文明开化之地,苍生指所有的华夏子民。他们的祖国,也不因他们曾经为敌国效劳而另眼相待。比如纵横家张仪,在秦国为相,破坏了魏国和其它五国合纵抗秦的方略,晚年回到家乡,魏国国君仍然请他担任国相。即使在苛刻的后人眼里,对此也没有大惊小怪,反而认同他们的观念。比如伍子胥,出生于楚国贵族之家,因受冤逃到吴国,带吴国军队攻打楚国,并且挖开楚平王陵墓鞭尸。如是行为,宛如后世的汉奸。司马迁也对此不满,却又认为伍子胥不拘小节,能忍受屈辱,最终为父兄报仇雪恨,是真正的英雄。 爱天下的士不爱国,因为国字是四面围墙,堵住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只有屈原是个另类,忧国忧民,最终却被自己深爱的祖国抛弃了。 鲁迅认为屈原是贾府的焦大,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鲁迅到了生命的晚年,在《从帮忙到扯淡》中又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这评论有点刻薄,对后世景仰的诗人不很公正,却道出了屈原爱国的苦情:即使受到再大的冤屈,也对生养自己的国家不弃不离。爱国主义不是在聊天室里高谈阔论,而是一种掏心挖肝的悲情剧目。如苏武,在冰天冻地的北海牧羊,十九年没有放下使节杖。如张自忠,顶着汉奸的骂名,依然冲杀在抗日的最前线。闻一多的诗揭示悲情更透彻:有句话说出就是祸,有句话说出点得着火......咱们的中国!哎,爱国,在很多时候是有罪的。 作为爱国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偏偏产生在屈原身上? 因为,他有作品。 因为,他的作品有思想。 因为,他的作品有忧国忧民的思想。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面目出现,并在作品里淋漓尽致表达出爱国情操的诗人,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损害楚国的利益,这是他难以忍受的。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出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字里行间,充满忠怨之情。最使他感到难受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国的机会。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时局糜烂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怎样的激怨。 然而,这还不是爱国主义产生的关键。 关键在于,是时代的需要。在屈原200年之后,发祥于楚地的汉帝国推出了屈原、推出了楚辞、推出了忠君爱国的思想。爱家乡、爱天下的传统转变成爱国主义,此时才有了合适的土壤。士大夫眼里的天下观虽然没有消失,但经过残酷的兼并战争以及汉朝取代秦朝,天下已经变为一家一姓的领地,皇帝也成了天下万民之主。知识阶层学成文武艺,不卖给他卖给谁,卖家很多,可买家只有一个。不卖他,难道卖给天下之外的戎狄蛮夷?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知识阶层的天下观,加上华夏一统的现实,相互激荡融合,才产生出以忠君为核心的爱国主义。 须知,屈原第一次出现在后人的记忆,不是在浩如烟海的先秦文献里,而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战国策》里有六个字“臣,郢之登徒也”,据说指的就是屈原,但至今未得确认。楚国是春秋战国时的大国,他任掌管王室芈姓屈、景、昭三氏的三闾大夫,先秦的文献将其遗漏,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是不是真有其人?按《说文解字》解释,吃粽子的习俗也与屈原无关,可以追溯到屈原的老祖宗楚武王时代,早于屈原400多年。 不过,历史还真经不起推敲。唐代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因新旧唐史均无记载,只有“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这一孤证,从而成为悬案。战国是汉代的近邻,只隔一个短命的秦王朝,司马迁时代距屈原时代还不到200年,相信有不少公室的文牍躲过战火留传下来。民间的典故和传说,偏离真相和事实也不会太远。汉帝国天下一统,又起源于楚地,需要更合乎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以加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除了在政治上独尊儒术,在文化上也大力推崇楚辞。忧国忧民的屈原应运而生,成为忠君爱国的代表,出现在司马迁的视野里,也就毫不奇怪了。 屈原担得起这个荣誉。 按《史记》记载,屈原出生于贵族之家,家世并不如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显赫。他祖上没有随楚王东迁到郢都,而是留在楚国故都丹阳,说明了这点。他从小生活在普通人中间,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由于他聪明好学,声名远播。楚怀王爱才,又是同宗,任其为左徒。此时,正是战国七雄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的时代。屈原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他的抱负得到一定程度的舒展。继吴起改革之后,他成为楚国又一位发愤图强的改革家。 史料缺乏,后人不能确知他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内容。作为一个文人从政,书生意气,可能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楚国民生也不一定作出什么实质性贡献。但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的后果。他不安于既得利益,坚持改革,振兴楚国,希望由楚国来统一华夏。改革难免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屈原与公子兰为首的旧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矛盾,因此,屈原屡遭公子兰等人诬陷,以致楚王疏远,多次被流放。流放途中,坎坷的命运与壮丽的山河相碰,迸发出来灿烂的思想火花。屈原用他的生命,写出了代表他艺术创作最高成就的诗篇《九歌》。 以祖先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与“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坚持理想的情怀。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占领了楚国的首都郢城。 噩耗辗转传到湘地,屈原陷入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状况里不能自拔。他真不该死,凭他的才华,学学当时的士们,随便投奔哪一国,都会以上卿相待。然而,这不是他的追求,他不会选择忍辱偷生。 他倒下了,爱国主义旗帜飘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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