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诗兄刘斌》 |
| 正文 | 诗兄刘斌 张县伦 2012年的冬日，没有下过一场雪，几次凄厉的风后，严寒还是早早的降临在了关中大地。多阴晴少的天气里，冷，成了人们普遍的感觉。而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寒意愈浓。 12月27日，农历十一月十五，还没有起床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边朋友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刘哥不行了，已经送医院急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惊，急忙抓起衣服胡乱穿在身上，牙未刷、脸未洗便冲出了家门。 赶到人民医院，找遍了急救室也没有见到刘哥极其家人，一种不祥的感觉顿时涌上了心头。打电话问先到的朋友，才知道刘哥“已经走了。”闻听此言，我愣住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看到刘哥遗体时，一向不喜欢流泪的我，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泪水，望着静静地躺在冰棺里的刘哥，一种难以言楚的痛感顿时漫上心头，遍布全身。 此后的三天时间，我和卫江、文博、吕琳、刘娟等几个朋友轮流守候在刘哥的身边，陪伴着这位不到50岁就不幸病逝的兄长······直到最后送走他。 刘哥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以及和一帮和他“臭气相投”的兄弟。刘哥走了，十多天来我的思绪始终走不出一个阴影。恍恍惚惚，如在梦中。连续几个夜晚，枕泪难眠，他的影子、他的音容笑貌不时的在眼前闪现。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刘哥就这样走了。匆忙，太匆忙了。匆忙得让人无法面对这个事实，这个铁的、已定的事实！命运就这么无情，这么残酷。 刘哥走了，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无尽的思恋。 人的一生注定要遇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是擦肩的过客，有的是因为某种机缘的短暂交往；有的虽认识多年，却始终停留在“认识”这个层面上。真正能够走进彼此心里，留下记忆、值得眷念的并不多。 在我的朋友圈里，刘哥属于这“并不多”中的一个。 刘哥，名斌，一个融诗歌于生命的人，一个“诗意地栖居”的人。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宇宙、万物、生命这些浩渺而深邃的存在，我们唯有谦卑。因为谦卑而生敬畏，因为敬畏而生神圣，因为神圣而‘诗意的栖居’。感念于大野离离的野草，自然成为终极的归宿；崇尚于透析大地的江河，诗歌便是最好的精神家园。”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小城，不大的文学圈子里，刘斌是值得尊重的一位兄长。对他的尊重，更多的缘于他对诗歌的认知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文学上他是一位真正的隐者、一位纯粹的诗人。 和刘哥的相识、相交、相知，也是因为诗歌，因为已经被这个时代冷落了的诗歌。记不清我们初识于哪一年了，印象中认识后即有相见恨晚之感，自然而然便走近了许多。应该说，这是一种情感交融，心灵谐和的必然。此后的日子，我们或和弟兄们一起驱车同游，享受沿途的风景和朋友相处的乐趣；或者坐在家里，谈拜伦、惠特曼，谈海子、骆一禾，谈文学的发展、诗歌的走向······ 刘哥是一个个性鲜明，极有原则的人。无论是待人处事，还是读书写诗，他都坚持着自己。不媚俗，也不张扬，有着严格的“自我”意识。生活简单，且规律，工作之余就呆在家里读书、写作、听音乐。作为一个从事创作近30年的诗人，他既不加入任何协会之类的组织，也不参加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诗歌王国里，自足自乐。在社会上，除了和几个有共同爱好的他的“兄弟们”来往外，不喜欢和“闲人”交往及参与一些饭局之类的应酬。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相聚时，就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茶聊天。遇他有新作写出，他便会轻声朗诵，谈他的理解、他的思路。陶醉其间，完全一种忘我的境界。其情、其趣、其乐，非置身其中难以体会得到。 和刘哥交流更多的在于诗歌，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诗歌创作，30年来始终以虔诚的心态阅读和写作诗歌，如他自己在一段自白中所言：“行吟、歌唱、抑或哭泣，这些世间最纯粹的语言源自于内心最深处的响动；简朴、象征、抑或隐喻这些最经典的表达方式则出于对缪斯和大师神往”。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报刊和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无病呻吟或“批量生产”的诗歌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称之为假诗、伪诗。每每谈到这些作品，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啥嘛？糟蹋诗呢。”可见他对诗歌的钟情和看重到了什么程度。而他的自得自足，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不负人生的态度。 刘哥是个唯美主义者，这一点在他对诗歌的要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他的诗纯粹是写给自己的，从不拿出去发表。为此，我持不同意见。大约五六年前，我曾经建议他要把作品拿出去发表，“只有发表了，才能体现价值”（尽管这个价值微乎其微，几近丧失）。在我的鼓动下，他交给我一组诗让我处理。作品在一家刊物发表后，由于校对的问题，出现了两处小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的错误。当我送样刊给他时，他一眼就看了出来，指出给了我，说“杂志社怎么这样粗心”、“大煞风景”。 2012年5月，我想在市作协会刊《兴平文学》上给刘哥一个专版，把他的诗推出一部分，让本土的读者了解一下他这位“隐居在民间的诗人”的作品的风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开玩笑说：“哥都老了，兴平写诗的人多，用年轻人的吧”。我明白他的心理，他是不愿意“浮出水面”、想依自己的活法默默的写、自我欣赏的。在我的坚持下，一个星期后他精心选择了20首诗作交给了我。我了解刘哥的性格和他对作品的要求。因此，在排版过程中，包括限于版面稿子的在选择，每一处的变动、调整等我都和他保持着沟通。清样出来后，我反复校对了多次，拿去给他看，希望他最后再把把关。他大概看了一下，对我说：“哥眼睛不行了，看着费力，你弄好就行了。” 报纸出版后我专门给他送去了几份样报，第二天下午他即打电话让我有时间去他那一趟。放下电话，我估计到某个方面可能有了点问题。不出我所料，见到他时，他便说有一行诗句没有排列好。没有等我答话，他接着说：“也不怪你，你反复校对了好几遍，连续在版面上盯着，‘视力疲劳’，没有发现也正常，理解。”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从他的语态、他的神情上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不满意和对我的批评。是的，校对不细导致出现问题，的确是我的失误，这不仅仅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不够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我当反思，当自责。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刘哥的“唯美”，对作品要求的严谨，对作品的态度。这一点，恰恰是我所缺失的，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 2008年8月30日，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出去游玩。那一天，刘哥十分高兴，说东扯西，谈文学、谈诗歌，一路上欢声不断，笑语连连。兴致勃勃，一身运动装的刘哥登昭陵时，突然打了个趔趄停了下来。稍稍停留后说：“弟兄们上吧，我在这歇一歇。”由于刘哥平时注意锻炼，体质不错。当时我们都没有在意，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大家继续登陵，留下刘哥一个人在陵脚下“守候”。 谁都没有，也不会想到，礼泉之行竟是刘哥和我们的最后一次出游。 从那个时候起，刘哥腿部的变化逐渐明显了起来，走路不稳，上楼无力，而且每况愈下，发展到根本不能独立行走。几年来虽多次去西安、北京等各大医院检查、治疗，然效果并不如意。近三年，他基本出不了门，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椅子上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一只困兽。”无奈之心，悲凉之情溢于不难思知。每次前去看望，交谈，望着表面上依旧谈笑风生的刘哥，我想象得到在这种境况下他那颗炽烈心其实是怎样的苦痛，想象得到他深沉而孤傲的灵魂是其实何等的煎熬！ ······ 如今，斯人已去，唯影像留存。 回忆起和刘哥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情，最伤痛和惋惜的是他过早的走了。他走了，再也看不到他熟悉的表情、笑貌，再也听不到他充满个性的声音和语调了。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悲伤和绵绵的思念。 客观地说，刘哥在文学上并没有显赫的声名和过高的威望，甚至没有公开发表过多少作品。以世俗论，亦无成就可言。但他坚持着自己，秉持着自己的信念在思考，在写作，在走着自己的朝圣之路。他的这种写作，仅仅只是有着个人心灵或灵魂宣泄的意义吗？不是。我认为，他对文学，尤其对诗歌的认识和态度，恰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写作者深思的。甚至，足以烛照我们，让我们自惭形秽。 刘哥如此，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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