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哎，我的老父亲 |
| 正文 | 我的父亲去世近二十年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和父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我对父亲的感情也不咸不淡。从我记事起，他就很少呆在家里，一年四季大多时间都住在大队部。只有吃饭时他才回家。即使二十年前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我虽难过，但没有母亲去世时的哪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近几年我也到了爱回忆的年龄，偶尔写几篇怀乡忆旧的文章，尤其是关于母爱的话题，我总有抑制不住的冲动，好多时候我总是想起母亲，然而对于父亲，我觉得没有太多令人怀念的地方，有时忆及也觉得只是平常父亲的哪种爱，没有特别值得提起的。如果非让我说的话，多年前我对父亲多多少少有些怨气，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全家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看法。 我的父亲身材魁梧，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净，一生和土地打交道，却长得象个“城里人”，或许年轻的父亲可以用比较时尚的话说：长得很帅！但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亏了这幅好皮囊。据我母亲讲，年轻时候父亲是村大队书记，在大修梯田时做出过贡献，公社开大会让父亲介绍他的先进经验，父亲竟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时候的我听了都觉得窘得慌。人前连几句话都不会讲，还当什么干部。所以，从小，在我的心里，我有些“睢不起”我的父亲。 我是家里最小的，父亲年轻时候的事我是不会知道的，我只知道从我有了记忆起，父亲只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村干部。听母亲讲，年轻的时候父亲做过村书记、大队长、文书，到老了，也就是我刚能忆起父亲的时候，哪时他已经五十开外，只能退居二线。村上几次村干部调整，大队书记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一直没有挪窝，他只是不停地从大队书记到文书，一级级降级，最后做村里的保管，直到他去世。说的好听他是村干部，说的不好听，他其实就是村大队院看门的而已。本来村上几次村干部的调整，我的父亲早就是被调整的对象，然而我的父亲却没有丝毫的“自知之名”，一直没有主动退出之意，他本来在村里有些威望，再加上他年龄大了，就让他做村上的保管。我们村虽然一直是个几千人的大村，但经济上一直落后于邻村，村上年年赤贫，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保管，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大队部，就是现在戏台侧面的一个大院，里面有几间瓦房，东面的几间就是大队的办公室，西面就是大库房，西北角是厕所，厕所旁有两间平房，其中一间就是父亲的住房。那间房子父亲住了好多年，有时吃饭父亲还没回家，母亲就让我们去喊父亲，所以我们经常去，也算熟悉了。深刻的是我们村有一个大库房，里面最值钱的就是几大箱唱戏的戏袍，还有一些唱戏的道具，每年父亲都要翻晒几次，我小时候也跟着父亲，进去过几次，一进库房，一种阴阴的，潮潮的，还夹杂着一种霉味的强烈感觉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几间瓦房，哪间大库房，就是父亲保管的所有财产。然而父亲竟然将这样的活当作自己的工作来做，父亲竟然兢兢业业，从来一点都不马虎。父亲多好年一直住在大队院，偶尔有事晚上不能去，他就会让我哥去“顶他的班”。他不仅晚上住在大队院，白天大多时间也在大队院。其它村干部白天大多时间不在，只有农闲才在。而我的父亲却是全天“值班”。白天他和瓜牛牛一起分送全村人的信件，看守大队院子。最早没有工资一说，只给几分自留地当作全年的“俸禄”，后来我记得一月给5块或10块钱的工资。这些本来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一个当“保管的”，兢兢业业也算分内之事，这一切只是你自愿做而已，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去做的。只是我的父亲不知是认真，还是真傻，他把大队院的哪怕一根早一根柴都不让别人带出去，他的认真劲早过了头，这引起了好多人的不满，为此得罪了不少人。用母亲的话说：拿着鸡毛当令箭。为公家事，得罪别人，不是傻就是笨。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些琐事暂且不提。母亲一直埋怨父亲，不顾家。我们家大大小小十余口人的所有事都由母亲一个人来料理，父亲只是一个甩手掌柜。他很少过问家里的事。用母亲的话说：他没有为自家干一丁点的好事。最让人不可原谅和不可理解的有几件事。 记得六十年代末，哪时的大学生都是由村里推荐而上。我的二哥从上小学就是校大队长，品学兼优，到后来全村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因为我的二哥无论哪个条件都是最好的，再说当时我的父亲也是村书记，我们村最有实力的是两个人的竟争。我二哥当时认为他是十拿九稳的，当时只是想着只等公社最后的敲定。没想到的是，我的父亲不但没有为我哥哪怕争取一丝一毫，而且唯恐让我二哥走后，让别人说闲话而打压二哥，最后名额被另一个争取走了。我二哥知道后当时觉得晴天霹雳，打击失望可以想象。多少年后想起当年和他一起竟争的哪位同学已经是某大医院的院长，而我可怜的二哥一辈子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风吹日晒，饱受生活的煎熬。我二哥很少提及，或许是太过伤心，我也不知我二哥一辈子到底怨不怨恨我的父亲。然而我听到这些事之后，就一直怨着父亲。我们没希望父亲能够为二哥做一丁点违心的事，最起码应该让我二哥和竟争对手放在同一公平的环境之中，而我的父亲竟然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唯恐落个走后门之嫌而葬送了我二哥一辈子的前程。六十年代，能改变命运或跳龙门的或许就是上大学这件事了，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我都无法原谅父亲。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就是父亲还当村大队书记的时候，我大哥成家后，有了孩子，俗语说的好：家大要分家，树大要分衩，我们和大哥分家，母亲提出让父亲申请“宅基地”，先房盖后分家，可父亲根本不答应，说住房比我们困难多的都没有，我们怎能自己殉私。母亲一想也觉在理，那就把我们家的老院（我爷爷留给我们的老宅）从中间打起一堵墙隔开就算分了家。所以至今我们和大哥家的院子都很小。到二哥娶妻生子后，家里显得更是狭小，哪时我三哥马上面临结婚生子，家里总不能再到狭小的院子中打一堵墙分家吧。母亲再次让父亲申请宅基地，可父亲就是死活都不答应，还是那句老话“死爱面子”，唯恐落人口舌。我们全家都怨恨多次，可父亲就是不答应。就这样我们全家十余口就在哪么小的院子里生活了几年。直到几年后，哪时父亲已经从村书记退下来了，当时“工作组”的人下基层，就到社员家里派饭吃。有位公社干部正巧派到我家吃饭。吃饭期间和母亲聊天，母亲就说起此事，公社干部听后就很生气，说你们家这么困难，为何不申请宅基地，当时拍板此事由他来出面。就这样，在这位公社干部的帮助下顺利地批下了宅基地，给我二哥盖起了几间土瓦房后，就与二哥分了家。这也就是我们家有四个儿子却唯一批下的一处宅基地。 关于父亲类似这样的事件，也不是一件两件的，总之，只要是村里的好事肯定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就因为我有一位这样的父亲。还有后来我二姐来兰州当合同工的事，当年兰州招一批合同工，如果遇上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转正。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而我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对于子女众多的我们家实行消息封锁。最后我二姐的一位好朋友偷偷地告诉了我二姐，我二姐偷偷地报了名，到父亲知道时，事已定了下来，父亲也就没有追究。这或许就是唯一我们家沾上公家的好事之一。 象父亲这样的事例，比较多，我也就想不明白，父亲究竟一辈子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落个好名声？还是为了一年获得一张“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我也清楚地记得，只要评选优秀共产党员，父亲总会获得一张奖状，之外，有时还能获得一个奖品——瓷脸盆，个别年月还能奖一个暖瓶。难道父亲所做的一切就是每年领一张奖状，一个脸盆？小时候我不至一次地这么想。 关于父亲的回忆，我总觉得父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父亲的话本来不多，在我们儿女面前话更少。我们兄妹几乎没有和父亲谈心聊天，他对我们的管教也很少，每当我们兄妹做了令他不开心的事，他常常会用带着很浓厚的鼻音“哼！”来表示对我们的不满和训诫。 父亲在世时，我总感到他对我们做儿女的关爱不多。及到父亲去世后，忆及曾经发生的点点滴滴才知，我们一直误解着父亲。 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件事： 记得我刚毕业的哪年，来兰州打工。有次我想回家了，就写信告诉家里，只是回家的准确时间还没确定，我就只写了回家的大概时间。哪时电话很少，平日只能书信联系，等到我回家的时间确定下来，却来不及告诉家里了。怎么办？我心里纠结起来。九十年代初期社会风气不好，车站附近比较混乱，晚上经常发生打架抢劫事件，兰州到天水的慢车到我们新阳镇就到晚上九点多了，如果赶上晚点，经常就到十点多了，想想我就害怕。再说我信上又没有写具体回家的时间，家里人一定不会来接的，我一个人走五里的夜路，我还是有些害怕。最后我决定先到北道的大姐家，然后白天再倒车回新阳。到大姐家后大姐让我玩几天。回到家后，母亲一把抓住我说：你怎么才回家呀，我们都急死了，你大（我的老父亲）已经到车站整整接你七个晚上了。原来，我给家里发了一封信，由于没有写具体回家的时间，父母亲就想：有可能提前回家，于是就提前几天开始接我，接了我三四个晚上后，就觉得前几晚没来，这几晚肯定该回来了，就接着每晚去接。从我们村到火车站整整五里路呢。就这样我的老父亲就连着接我七个晚上。 听到这些我就既感动又愧疚。原来父亲一直都是爱着我们的，只是他不善于表达，他只是把这样感情藏在心里时间太久，以致我们都误会了他。这件事之后，我对父亲的误解慢慢消除了。然而我的老父亲就在我外地打工的第二年去世了。及到现在想起愧疚之极。 多年前我对父亲的种种不理解，直到近几年，我才慢慢地原谅并理解了父亲。或许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我所理解的“为了落个好名声”，他只是为了一个对得起墙上哪几张“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对得起他的良心，对得起他去世后乡政府送来的一幅花圈上的哪幅挽联：生为村里表率，卒为乡里楷模。他一生坦坦荡荡，光胆磊落，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优秀党员，虽然他对我们儿女照顾不多，但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如何做一个坦荡真正的人。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为父亲写一点文字。在此父亲节之际，以表达我对父亲的缅怀，更多的是愧疚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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