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话论法家思想——读《韩非子》有感 |
| 正文 | 郭沫若曾说过“韩非文章，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从司马迁到近代，现代众多学者，对韩非子的理论也都是贬多褒少。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韩非子》为何还留传于世呢？ 带着一丝疑惑，我翻开了《韩非子》。 初读《韩非子》，只觉得内心烦躁，一个个事例，无不显现出官场的勾心斗角，暗自同情一国之君的苦恼与劳累。 经过多次阅读，感觉似乎郭沫若与许多人对于韩非的观点都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春秋战国，一片喧嚣的厮杀声中，百家争鸣，在思想的碰撞中，人们受到了不同观念的影响。最后，韩非子融诸子百家为一体，集法家学说之大成，成为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最高峰，同时，为秦王统一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一位站在理论最高峰的巨人，却被如此误解，着实让人费解与觉得可惜。 或许有人会说“历朝历代‘罢黜百家，独遵儒术’却从未听说哪个朝代尊崇韩非思想的。”但仔细思考后再对比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所谓儒家，只是君主表面所推崇的，仅仅是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君主都希望百姓能臣服于自己，而不是整日造反。实际上，身为一国之君，历代君主所采用的施政方法无一不是法家。可以说，中国古代君主所推崇的应该是“外儒内法”。明太祖朱元璋虽声称“行先圣之道”，大量引用儒生，但其行事，则以“重典治国”颂布了大量苛刻的法令，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韩非子》中的种种寓言和事例，都会使人有所收获。有的是强调团结，有的是要对身边的人保持警惕，虽然有些直接，但却是做人，做君王所必须做到的。 人们常说韩非所谓的法治是针对君王的，实际上就是人治。韩非所谓的法，固然在适用对象上存在局限，设有包括君主在内，但他事实上已把君主的权势限定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上中，因为君主，只能“抱法处势”，“任法而弗躬”，国君的言行，不能离开法而肆意妄为，如果君主不能明法守法，就会“与危亡为邻”，如果实行“君断”“舍法而心裁”，国势就会削弱，如果国君随意修改法律，“以私害法”使“法无度数”，则国家必乱。而且，在执行上，也是主张以法权代替君权，这样，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君主的话，就是法律的权力运行方法。由此看来《韩非子》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法治书籍。 此外，即使在当代，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也还具有很大的影响。据说蒋介石也十分喜爱《韩非子》，张学良深知蒋介石的阅读习惯，说蒋介石“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早在西安事变前，就曾批评过他读书范围太窄，思想太旧。但是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确深得韩非思想之真谛，无论是对自身权势的把握，对权贵的控制，对部下的使用，对对手的打击，对异已的防范等等，无不充满了阴谋与诡计。 毛泽东主席对韩非的思想也情有独钟，他曾说：“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甚至认为“其教孔孟者，其法必早、韩”。他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同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他还在《读〈封建论〉赠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如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可见毛泽东尊守反儒的学术倾向与政治立场。 可以知道韩非子的理论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作用，无论是学生或是成人都可以自身出发在《韩非子》中找到方向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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