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那遥远的地方 |
| 正文 | 东山老杨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莽莽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贫穷的小山村，在解放前没有公路，只在山村背后的山谷中，有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从石块被人们用脚板磨得光滑的程度可以看出，小路的存在已是地老天荒了。文革前一二年才修了一条公路，当时缺少炸药，开山炸石太难，挖土方容易，所以路才修从我们村子里过。前几年，又重新修了一条宽敞的公路。现在国家有钱投资了，不在乎开山炸石的艰难，只考虑路的平坦和安全，所以新的公路又改走原来的那条古老的小路，不再过我们村子，这让我那可爱的小山村今后的发展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我们村无论从哪一条路出行，都是下坡，村里的人总是在精力旺盛的时候空手出行，走下坡路，很轻松。等到劳累了一天，尤其是背负着重担回来，人已累得精疲力尽，又是饿得饥肠辘辘，还要爬坡，路难走极了，条条路都洒满了我家乡父老的咸涩的汗水，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是的，绿竹从不抱怨岁月为何不给自己添彩，依旧永秉素节；红梅从不抱怨严冬为何不给自己温暖，依旧怒放迎春；苍松从不抱怨风雪为何不给自己减负，依旧傲立苍穹。对于人来说，任何因素都可以促其成长，人与人能否成长的区别，仅在能否用好这些因素而已。 我们苗家在这个近三十户人家的村里，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开始时仅一家，后来幺叔家分家出去了，才变成两家。其他的，汉族和布依族都分别有十多家人。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父母亲干革命工作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我们不应该是农业人口，但直到后来参加高考得到录取通知书后卖掉了剩余的口粮，进入高校读书，我才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然而，在往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身那重重的农村生活气息，总是没有真正除去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共和国初建时期党和国家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曾经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成员，到北京参观学习。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有一个勋章，比山核桃稍大些。还有几张略略泛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穿中山装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单人留念，时间是“一九五三年”。小时候，父亲还常把我们抱在怀里，打开那已被卷得全是细裂纹的又厚又硬很难打开的窄长的黑白照片，告诉我们，他前面隔一排侧边的第三位就是朱总司令，另一边的第几位就是郭沫若。我们只多少知道一点点朱总司令，看起来是一位很忠厚而又很慈祥的老人；至于郭沫若，就不知是何许人了。大哥读书后，还带了那枚勋章到学校去，老师知道我们家有这些东西，就对大哥说，把这些东西给老师，老师可以多教大哥认字。毫不更事的大哥，为了多认字，竟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了老师。现在想看一眼，都无从寻找，这是多么的遗憾啊！ 母亲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公社里当时干部中唯一的女性。分片负责工作时，路最难走工作最难做的地方，总是轮到母亲去，后来知道已成规律，每当分配工作，母亲就先提出到这种地方去。母亲的人缘特别好，所到之处，都得到父老乡亲的鼎力相助，工作都能顺利地完成，哪怕最难记的数据，母亲都能听一遍就牢记于心，回到公社，一五一十地汇报清楚，几十年从来没有失误。我真无法想象，母亲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最近才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得知，我们县的苗族，据说都是亚鲁王的后裔。亚鲁王是蚩尤的一个部落，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亚鲁王带着他的部族逃到了大西南的莽莽崇山峻岭中，在崇山、在密林、在洞穴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世代繁衍，历数千年而未能被消灭，他们的生存史，没有文字记载，只有口头传承的史诗般的民歌，这其间，该有某种永不泯灭的支撑吧。 父母在外奔波无暇顾及我们，就让我们兄弟姊妹在村里参加分口粮，我们也从小就参加干活，从用小板凳垫着爬到灶上学煮饭、吊在磨担钩把子上“推磨”开始，看牛、割草、砍柴、打猪菜，直到种地锄草、犁牛打耙、插秧收庄稼，凡是农村有的活儿，都干。 正是在这样的小山村，我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知识，更学会了做人。生活在群山之中，长年在山中摸爬滚打，也渐渐感受到了山的伟大：雷霆万钧之下，岿然不动；暴雨冲击之后，棱角分明；狂风横扫之中，毫发无损。 我是山的儿子，山养我长大，山育我成人；山练我以筋骨，赋我以情操，铸我以灵魂。我远离家乡，每当回想起家乡的那些生活，心里总是无法平静，但仿佛又写不出什么令人感动的文字，仅以此，奉献给那些我梦萦魂绕的莽莽崇山峻岭，奉献给我那遥远的小山村，奉献给抚育我成长的父老乡亲。 结庐在深山，已闻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偏地不远。 耕耘田野中，满目皆青山。 山气朝夕佳，人畜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容当慢慢言。 2010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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