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在那遥远的地方 |
正文 | 东山老杨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莽莽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贫穷的小山村,在解放前没有公路,只在山村背后的山谷中,有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从石块被人们用脚板磨得光滑的程度可以看出,小路的存在已是地老天荒了。文革前一二年才修了一条公路,当时缺少炸药,开山炸石太难,挖土方容易,所以路才修从我们村子里过。前几年,又重新修了一条宽敞的公路。现在国家有钱投资了,不在乎开山炸石的艰难,只考虑路的平坦和安全,所以新的公路又改走原来的那条古老的小路,不再过我们村子,这让我那可爱的小山村今后的发展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我们村无论从哪一条路出行,都是下坡,村里的人总是在精力旺盛的时候空手出行,走下坡路,很轻松。等到劳累了一天,尤其是背负着重担回来,人已累得精疲力尽,又是饿得饥肠辘辘,还要爬坡,路难走极了,条条路都洒满了我家乡父老的咸涩的汗水,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是的,绿竹从不抱怨岁月为何不给自己添彩,依旧永秉素节;红梅从不抱怨严冬为何不给自己温暖,依旧怒放迎春;苍松从不抱怨风雪为何不给自己减负,依旧傲立苍穹。对于人来说,任何因素都可以促其成长,人与人能否成长的区别,仅在能否用好这些因素而已。 我们苗家在这个近三十户人家的村里,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开始时仅一家,后来幺叔家分家出去了,才变成两家。其他的,汉族和布依族都分别有十多家人。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父母亲干革命工作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我们不应该是农业人口,但直到后来参加高考得到录取通知书后卖掉了剩余的口粮,进入高校读书,我才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然而,在往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身那重重的农村生活气息,总是没有真正除去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共和国初建时期党和国家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曾经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成员,到北京参观学习。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有一个勋章,比山核桃稍大些。还有几张略略泛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穿中山装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单人留念,时间是“一九五三年”。小时候,父亲还常把我们抱在怀里,打开那已被卷得全是细裂纹的又厚又硬很难打开的窄长的黑白照片,告诉我们,他前面隔一排侧边的第三位就是朱总司令,另一边的第几位就是郭沫若。我们只多少知道一点点朱总司令,看起来是一位很忠厚而又很慈祥的老人;至于郭沫若,就不知是何许人了。大哥读书后,还带了那枚勋章到学校去,老师知道我们家有这些东西,就对大哥说,把这些东西给老师,老师可以多教大哥认字。毫不更事的大哥,为了多认字,竟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了老师。现在想看一眼,都无从寻找,这是多么的遗憾啊! 母亲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公社里当时干部中唯一的女性。分片负责工作时,路最难走工作最难做的地方,总是轮到母亲去,后来知道已成规律,每当分配工作,母亲就先提出到这种地方去。母亲的人缘特别好,所到之处,都得到父老乡亲的鼎力相助,工作都能顺利地完成,哪怕最难记的数据,母亲都能听一遍就牢记于心,回到公社,一五一十地汇报清楚,几十年从来没有失误。我真无法想象,母亲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最近才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得知,我们县的苗族,据说都是亚鲁王的后裔。亚鲁王是蚩尤的一个部落,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亚鲁王带着他的部族逃到了大西南的莽莽崇山峻岭中,在崇山、在密林、在洞穴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世代繁衍,历数千年而未能被消灭,他们的生存史,没有文字记载,只有口头传承的史诗般的民歌,这其间,该有某种永不泯灭的支撑吧。 父母在外奔波无暇顾及我们,就让我们兄弟姊妹在村里参加分口粮,我们也从小就参加干活,从用小板凳垫着爬到灶上学煮饭、吊在磨担钩把子上“推磨”开始,看牛、割草、砍柴、打猪菜,直到种地锄草、犁牛打耙、插秧收庄稼,凡是农村有的活儿,都干。 正是在这样的小山村,我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知识,更学会了做人。生活在群山之中,长年在山中摸爬滚打,也渐渐感受到了山的伟大:雷霆万钧之下,岿然不动;暴雨冲击之后,棱角分明;狂风横扫之中,毫发无损。 我是山的儿子,山养我长大,山育我成人;山练我以筋骨,赋我以情操,铸我以灵魂。我远离家乡,每当回想起家乡的那些生活,心里总是无法平静,但仿佛又写不出什么令人感动的文字,仅以此,奉献给那些我梦萦魂绕的莽莽崇山峻岭,奉献给我那遥远的小山村,奉献给抚育我成长的父老乡亲。 结庐在深山,已闻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偏地不远。 耕耘田野中,满目皆青山。 山气朝夕佳,人畜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容当慢慢言。 2010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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