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变局中的声音 |
| 正文 | 变局中的声音 一 与妻子去办事，顺路来到暨南大学。刚好曹景明先生有一个讲座，题目叫做《变局中的我们》。来得晚，站在学生的后面，听了一小段。 先生讲了台湾青年人现今的际遇。大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与社会水平相比，还不如十年前。学生创业和发展的机会也不如十年前。香港的情况比台湾好一点，但也面临着，前一代占用了社会资源，后一代发展受阻的情况。同时，先生分析了大陆大学毕业生的情况，认为总体上机会比港台多，市场大，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而且，大陆在教育上存在很大的缺憾。教育的情况大大地不如文革后的时期。先生在曾宪梓国际会议中心的报告厅里直言，如果现今的大学生不从学生阶段就全面地做好知识、能力和思想的准备，今后要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是很困难的。 先生在演讲中，还讲了自己求学的经历。说他作为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年学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用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拼着命学英语。找来原版的英文教材，翻着词典来读，并翻成书出版。先解决了读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说和写的问题。他告诫在场的学生，只学一个专业，只懂一个专业的人，很弱，不是一般的弱！ 有学生不甘心被讲成变局下的被动者，当场提问：到底是“我们”造了变局，还是变局造了“我们”？先生没有做过多的辩论，只说，就学生而言，目前，面对变局就是被动的。只能适应。 后天，曹先生还要到中山图书馆去作同题的演讲。我自然也有所期待。但先生的命题和观点已经十分鲜明，令我深思了。 二 时间：前文书写之时的后天。 一早，小弟弟说要来，但我还是抽空到了中山图书馆去听了一小段曹先生的讲座。 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不知是主办方为了好的秩序，还是大陆一贯对于涉港台澳的事都要这般严一格来处理，一号报告厅关得紧紧的。主办方让晚来的听众集中在大厅过道上看直播。 这时已经有好几十人。后面的人就只能站着。各个年龄层都有。有几个人在做笔记，其中有一个老者用活页记，记得很认真，字也很大，可能考虑到自己回去方便阅看。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一边不断地整理自己的东西，一边翻看一本封面写着《正觉》的佛教书，小巧身材，打扮很工整，衣服却有些旧而朴素，面容自在安然，不象来听讲座的人，却象个旁观者。一旁不时有一大一小的男女保安作动作不大的嬉闹，又不时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喝斥自己的小孩要安静听讲。小孩那里听得安静，就两相不快，怏怏地走开。间或有人拍照。 我则一边细听，一边看这人物风景，两相不误，真个有趣。 细听，曹先生还是给了很多信息量。 我忽然觉得新闻界的专家来讲社会问题最好。象个全科医生，又没有其他专家在专业上的顾虑和拘束，又有手头上的诸多实例和数据，语言也更接近民众。当然，曹先生不是一般的新闻工作者。先生家学渊源。曹先生的父亲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与鲁迅交往密切，更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氏父子的座上宾。自己又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更在社会科学院从事了近二十年的世界经济研究。1989年开始，以五十之身投入新闻行业，纸媒而电视，幕后而幕前，策划、评论、讲座、采编，全能，如今也看不出老态，话锋和思想更是锐利。 与前天在暨南大学的讲座相比，曹先生今天讲了更多的经济，却大大地减少了对大陆经济和机会的分析。不知是时间关系，还是一种技巧上的处理。 曹先生分析了现今变局中世界分工的机会和可能的变化。认为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人多、市场大，并开始走向全球化，而且是走出去的实质性全球化，而不是之前主要是人家走进来的全球化。曹先生认为，中国赖以发展的动力还远远没有用完，这是与西方不同的。现今的西方体制也有很多不足，中国要汲取这些经验教训。曹先生总体认为，大变局中，中国的机会比外国多，大陆的机会比港台澳多。 曹先生再次反思了教育问题，认为美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能吸引人才。曹先生说，什么时候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且不走了，中国教育就成功了。 曹先生同时认为，创新不应由国家直接干扰，国家的任务是优化创新的环境，并举了光伏产业的例子。 曹先生再一次强调了英语学习、阅读、技能准备对于一个人的重要作用。 现场有汉学推广机构的读者提问：在变局中文化重要，还是科技创新重要。曹先生说，两者没有矛盾。 有读者问对新媒体的看法。曹先生认为，新媒体现在转载传统媒体的内容不用付费，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所以新媒体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读者讲，现在的青年是低头族，不过外国的青年是低头看书，中国的青年是低头玩手机，因而是落后而令人担心的一代。曹先生反复说，这不是他的观点。他说，总的来说，看手机比不看好，总体上说，还是阅读了，关键是引导。但他又讲了自己年轻时读书和对于打字等技能的学习。他说，所有的都派上用场了。年轻人要多积累。 讲座后，我在贵宾室外遇到了一位长者，六十多岁的样子。他说：“传统文化，我是反对的。” 我于是上前请教，为什么呢？我说：“传统文化是一个体系，是多元的，反对什么呢？” 长者说：“现在要重建。”我说：“重建是历史的。现在很尴尬，国家领导人出访，向外国友人宣传中国文化，只能说几千年前我们的老子说了什么、孔子说了什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重建也是历史上的重建。” 长者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企业的。”他说：“企业人研究传统文化，很难得。”并说，时间紧，留个电话吧。于是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和邮箱。看着长者用的是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用笺，我还以为他是广工大的，先生却说他是武汉大学的。又是一个老学霸！ 先生写电话的时候转而变了话锋：“主要问题是没有人讲真话！” 我一下明白了。思考者最矛盾的问题就是：价值判断经常遇到现实判断。 我本来还想作一回呆子，请教长者，传统文化中有A，又有非A，反对了这样一个体系，既反A，又反非A，是不可能成立的。 这回，真庆幸没有开口。不然就做了秀才与兵中的兵了。沉默真是金。 说话间，曹先生就从贵宾室出来，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有人要上前求合影，被工作人员以时间为由婉拒了。 看着曹先生满头的银发，还有过度红润的脸色，我重又想起先生刚刚的话：社会劳动力不足，同时年轻人就业更加困难，那么老人，如我，能不能在不占用社会资源的条件下为社会做贡献呢？ 是的，社会从来就不简单。先生讲了现今年轻人因上代人占用了资源而减少了机会，但自己则要做其中的一员。我与这个武汉大学的老学霸，我作为年轻者为传统文化辩护，他作为年长者却从现实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做了批判。而且，曹先生与他父亲的际遇，何曾不是巨大变局中人。世事就是这样矛盾和出乎意料。具往矣！ 好在社会如曹先生远去的步履，渐行渐远，生生不息，总是不断地成就新的变局，以及新的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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