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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3)
正文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女人,她认识,是我父亲部里的低级官员。她们告诉她,机关有规定,她去北京是“反党”行为。她援引了党章的规定,党章上说,任何一位党员都有向领导申诉的权利。当两位密使表示他们有人等在小汽车里,他们会动武抓她时候,我母亲说,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她就会喊车站附近的红卫兵求助,告诉他们,他们企图阻止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问她,她怎么能肯定红卫兵会帮助她而不帮追踪者。“假如他们向红卫兵诋毁你,说你是阶级敌人,企图逃跑,那会怎样呢?”母亲笑了,她说,“我盘算,他们不会冒这个险,我已经赌上了一切,我别无选择。”

在北京,我母亲把我父亲的信带到了“信访办公室。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从来都不准许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存在,他们建立起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普通人可以诉说他们对他们的上司的不满,共产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文革期间,共产党的上司们,看上去似乎正在丧失他们的权力,很多在过去遭受上司迫害的人都涌到北京,提出申诉。但是,文革领导小组很快就做出声明,“阶级敌人”是不准许上诉的,即使他们反对的是“走资派。”如果他们非要这样做,他们将会受到双倍的惩罚。

很少有涉及到像我父亲这样高官的案子被呈送到信访办公室,所以我母亲受到了特别地关注,很少有受害者的配偶有勇气去北京申诉,因为他们处在压力之下,他们得把自己和被指控的人“划清界限”,替受害者说话无异于自寻麻烦,我母亲是少数有勇气上诉的人中的一个。我母亲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副总理陶铸的接待。陶铸是中央公共事务部的领导,也是当时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她把我父亲的信交给他,请求他命令四川当局释放我父亲。

几周之后,陶铸再次接见了她。他交给她一封信,信上说,我父亲的行为完全符合宪法规定,并且是和四川党的领导相一致的,他应该马上被释放。陶铸没有调查这个案子。他相信我母亲的话,因为,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是常见发生的事情:全中国的党的官员都在急着找替罪羊以保全自己。陶铸把信直接交给她,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党的渠道送出,因为他知道,这些渠道处在混乱之中。

陶铸表示,他明白并且同意我父亲信中涉及的其他事情:迫害泛滥,暴力恣意蔓延。我母亲明白,他想控制局势。可是,就像发生的事情一样,因为这个,他自己很快也被指控为“第三号走资派,”名列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

同时,我母亲手抄了陶铸的信,把手抄的信邮寄给我姥姥,让她把信给我父亲部里的人看,并且告诉他们,只有在他们释放我父亲之后,她才会返回。我母亲担心,要是她返回四川的话,当局可能会逮捕她,抢走那封信,----而不释放我父亲。她这样想,是要保持平衡,她最好的赌注就是呆在北京,在北京,她可以继续施加压力。

我姥姥传递了我母亲手抄的信件。但是省当局说,整个事情都是一场误会,并且说,他们仅仅是在保护我父亲。他们坚持说,我母亲必须得回来,必须得停止她的个人干预。

官员们来过我们公寓好几趟,他们试图说服我姥姥去北京把我母亲接回来。一个官员对她说,“我确实是在为你女儿着想。为什么坚持要误解党?党只是在试图保护你女婿。你女儿不听党的话,去了北京。我在为她担心,要是她不回来的话,她会被认为是在反党。你知道,那有多么地严重。做为她的母亲,你必须得做对她最有利的事情。党已经承诺,只要她回来,做个自我批评,她就可以得到原谅。”

想到她的女儿正处在麻烦之中,我姥姥几乎崩溃,在几次这样的碰面之后,我姥姥动摇了,然后,有一天,她为她下了决心:她被告知,我父亲患了精神分裂症,并且,只有在我母亲回家后,他们才会送他去医院。

党给我姥姥两张车票,一张给她自己,一张给小方,她们出发去了北京,坐火车坐了三十六小时。我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了电报,告诉我父亲的部,她就要回家了,并且开始着手安排回家事宜。在十月的第二周,她和我姥姥、小方一起回到了家里。

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整个九月份,我都呆在家里给我姥姥作伴。我能看到,她被担忧折磨着,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在哪?他是被捕了,还是在被保护?我家是否遇到了麻烦?我不知道----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可以呆在家里,因为红卫兵从来不像党那样强势地操控别人。除此之外,我从红卫兵铮那里得到了某种“庇护,”铮是我的那位笨头笨脑的十五岁上司,他可不愿意费力气把我召回学校。但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他打电话敦促我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返校,要不然的话,我就永远也没有可能加入红卫兵了。

我不是被强迫加入红卫兵的。我愿意这样做。尽管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我的厌恶和恐惧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从来没有直接地怀疑过文化革命,或者怀疑红卫兵。它们是毛泽东的创举,并且,毛泽东是不容置疑的。

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不能理性思维的。我们被恐惧和灌输搞得如此胆怯和扭曲,要让我们偏离毛泽东指引的路线是难以想象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被湮没在欺骗性的华丽辞藻,虚假信息,和虚伪当中,这实际上让我们没法看透形式、形成理性的判断。

回到学校里,我听到很多“红孩子”的抱怨,他们要求知道不吸纳他们加入红卫兵的原因,这也是在国庆节那天到校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那天有一场大型的吸纳红卫兵的仪式,吸纳所有剩下来的“红孩子。”所以,就是在文革给我家带来灾难的时刻,我成为了一名红卫兵。

带上印着金字的红袖标,我感到非常兴奋。穿上旧军服,配上皮腰带,就像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穿的衣服一样,这在当时对红卫兵来说是一种时尚。我非常热心追逐时尚,所以,我刚一加入红卫兵,就马上冲回家里,从一只旧箱子底儿里翻出一件浅灰色的列宁装,列宁装曾经是我母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制服。衣服有点大,所以,我让我姥姥把它改小了。从我父亲的一条裤子上取下一条皮带,我的套装就齐活了。但是,在外面,走在大街上,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发现,我的形象太有攻击性了,但是,我还是穿着整套服装上阵。

在这之后不久,我姥姥就去了北京,因为刚刚加入红兵,所以,我只能呆在学校。因为家里发生的事情,所以学校总是在吓唬我、刺激我。当我看见“黑孩子”和“灰孩子”不得不清理厕所、扫地,他们的头总是低着的时候,无法名状的恐惧就会袭击我,似乎,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红卫兵晚上出发去抄家的时候,我的腿就会打软,仿佛他们奔我家去了。当我注意到有学生在我身边小声说话,我的心就开始狂跳: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变成了“黑孩子,”或者是我父亲已经被捕了?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红卫兵接待办公室。

有很多访客来到了学校。从1966年九月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上路,在全国范围内旅行,为激励他们旅行和闹事,运输,食品,和住宿全部免费提供给他们。

接待办公室设置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讲堂。提供给四处漫游----通常没有目标----的访客的是一杯茶和与他们聊天。要是他们声称有重要的事情,办公室就会为他们安排约会,去见其中一位红卫兵领袖。我看中这个办公室是因为,办公室里的人不用非得参加诸如看管“黑孩子”和“灰孩子”以及外出抄家这样的行动。我喜欢这个办公室还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五个女孩,她们当中有这样一种气氛,有温暖,却没那么多狂热,这种气氛让我一遇见她们就感觉非常慰藉。

很多人曾经来过这个办公室,他们会坐下来和我们聊天。门口总是有人排着队伍等待进屋,有的人会一次又一次的折返回来。现在回头看看,我能明白,有些年轻小伙确实想要某个女性做伴。他们不是那种专心致志干革命的人。但是,我记得,他们都特别真诚。我从来不躲避他们的凝视或媚眼,我认真地做笔录,记下他们喷出的所有胡话。

一个炎热的晚上,接待办公室还像往常一样气氛热烈,两个看上去相当粗俗的妇女出现在了办公室,她们自我介绍说,她们是学校附近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们以一种非常神秘、非常严肃的语气谈话,仿佛她们在干一件了不起的差事。我一直不喜欢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所以,我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们。但是,不一会儿,我听清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传递了过来。呆在屋子里的人突然喊叫起来,“来了一辆卡车,来了一辆卡车,我们都去那吧。”在我弄清发生什么事之前,我已经被人群挤出了屋子,挤上了卡车。因为毛泽东曾经命令工人支持红卫兵,所以卡车和司机永远得为我们服务。在卡车里,我被挤得挨着其中一位妇女。她重新讲她的故事,她的眼睛热切地巴结着我们的眼睛。她说,她们的邻居里有一名妇女,妇女是一个国民党长官的妻子,国民党长官已经逃到了台湾,她说,国民党长官的妻子在她的公寓里藏了一张蒋介石的画像。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特别是她那谄媚的笑容。我恨她,是她让我第一次参加了抄家行动。不一会儿,卡车就停在了一条狭窄的巷子前。我们都跳下车,跟着两个女人,沿着鹅卵石铺就的道路走进巷子。天黑得像沥青,唯一的光线是从房屋墙壁的木板缝隙中透漏出来的。我蹒跚地走着,故意放慢步伐,试图落到后面去。被指控女人的公寓有两个房间,公寓非常小,盛不下我们一卡车的人。呆在外面正好令我高兴,但是,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地方已经为外面的人腾出来了,他们可以进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我一被别人挤进屋里,我的鼻孔就被灌满了屎、尿、和没有洗澡的身体的味道。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我看见了被指控的女人。也许,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跪在房间正中位置,身体部分地裸露着。房间靠一个光秃秃的十五瓦灯泡照明。在灯影下,跪在地上的人形看上去非常古怪。她的头发乱成一片,有些头发似乎被血水粘在了一起。当她嘶叫的时候,她的眼睛绝望地凸起:“红卫兵主人,我没有蒋介石的画像,我发誓,我没有。”她在地板上磕头,磕头用劲之大以至于地板上发出嘭嘭的响声,鲜血从她的前额上流了下来。她后背的肉体上有伤口和血印。当她抬起屁股磕头时,可以看到她屁股上暗色的补丁,排泄物的味道也释放到空气当中。我非常害怕,就迅速地移开了眼睛。然后,我看见那个折磨她的人,是一个十七岁叫强的男孩,对他,直到这会儿,我还相当喜欢。他悠闲地坐在一张椅子里,手里攥着一条皮带,他正把玩着皮带上的铜扣。“说实话,要不然我还打你,”他懒洋洋地说。

强的父亲是驻西藏部队的一名军官。因为西藏被认为是不宜居住的荒蛮之地,大部分被派到西藏的军官都把他们的家属留在了成都,成都是中国离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先前,我被强吸引,是因为他慵懒的姿态,这种姿态有一种温柔的感觉。现在,我小声地嘟囔着,并试图控制我颤抖的声音,“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也许,我们不应该----?”

我孱弱的抗议得到了房间里几个声音的回应。但是,强厌恶地投给我们一个一边去的眼神,他咬着字说,“把你们自己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毛主席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酷。’要是你们害怕流血,就别当红卫兵。”他的脸被他的狂热扭曲成丑陋的形状。我们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对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除了感到恶心就没有其他别的感觉了,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法和他争论。我们曾被教导对敌人要无情,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自己也会变成阶级敌人。我转身走出来,走进公寓后面的花园。花园里挤满了拿着铁锹的红卫兵。从房子里面,又开始传出皮带抽打的声音,伴随抽打声的是哀叫的声音,哀叫声令我的头发都立了起来。哀叫声也一定令其他人感觉难以忍受,一些人在挖坑,听见哀叫声,很多人都迅速站直了身子:“这什么也没有。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当我们通过房间的时候,我看见强洋洋得意地站在受害者身边。在门外,我看见那个长着谄媚眼睛的告密的女人。现在,她的脸上挂着尴尬和害怕的表情。她张开嘴,似乎要说什么,但是,却没有言辞冒出来,当我瞥一眼她的脸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蒋介石画像。她诋毁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是要报复她。红卫兵被利用了,替人去解决旧的过结。我爬回到卡车上,心中满是厌恶和愤怒。(待续)

是jungchang用英文写的书,书名《野天鹅》。书里写了我姥姥、我母亲和我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翻译时用了书的副标题《三个女人》。jungchang是高干子女,参加过文革串联,做过知青,73年---78年在四川大学英语系读书,78年----82年在英国求学,82年获得英语博士学位,她因撰写毛泽东传记而在国外非常有名,《野天鹅》讲的是她家族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书中有很多老照片可做佐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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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2: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