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40)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大饥馑之前，很多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官员都把他们的父母接到城里和他们一起过。大饥馑来临时，党发出命令，要求把这些老头老太太送回他们的村庄，让他们和村民一起分享艰苦生活-----意思是挨饿-----和当地农民一起挨饿。当时，人们的想法是，共产党官员不能被人看见利用特权为他们的“阶级敌人”父母谋福利。我的一些朋友的爷爷奶奶只得离开成都并且在大饥馑中死掉了。大多数农民生活的世界都非常狭窄，都出不了自己的村庄。他们把饥馑归咎于他们的直接上司，是他们下达的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命令。当时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大意是，党的领导是好的，就是基层的官员太烂了。 大跃进和骇人的饥馑令我父母深深地震惊了。尽管他们没有灾难的全景构图，他们也不相信“自然灾害”是合理的解释。但是，他们无法抗拒的感觉就是罪恶感。在宣传领域工作，他们正好处在错误的信息机器的中心。为了减轻良心的谴责，同时也是为了避开不诚实的日常工作，我父亲自愿到公社帮助做饥馑救助工作。这意味着说，-----挨饿----和农民一起挨饿。这样做，他就可以“和群众同甘共苦，”这也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他的部下怨愤他这样做。他们得轮班跟他走，他们不愿意跟着他，因为这意味着得挨饿。 1959年底到1961年是饥馑最严重的时期。我很少见到我父亲。在农村，他像农民一样吃甜薯叶子，吃药草，吃树皮。一天，他正行走在稻田间的田埂上，他看见，在远处，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极其缓慢的移动着，显然非常吃力。然后，那个人突然就不见了。当我父亲跑过去的时候，他躺在稻田里，是饿死的。 每天，我父亲都因为他所看到的事情而感到忧伤，尽管他很少看到最严重的事情，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甭管他去哪，都会有一帮当地官员簇拥着他。但是，他在忍受着严重的肝肿大和水肿的折磨，再有就是，他处在深深的犹豫之中。有几次，他刚从农村旅行回来，就径直进了医院。1961年夏天，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他变了。他不再是往昔的那个坚定的清教徒。党让他高兴不起来。他遭到批评，说他“让革命意志减退”，并命令他出院。 我父亲喜欢花好多时间钓鱼。有一条可爱的小河穿过医院，小河的名字叫玉溪。柳树弯下腰用它弯曲的枝条轻拂着水面。云彩时而消散，时而聚拢，变换着姿态倒映在水面上。我曾经坐在坡岸上看云彩，也看我父亲钓鱼。空气中有一股大粪的味道。河岸上是医院的田地，这块田地曾经是花床，但是，现在却变成了菜地，用以供给医护人员和病人额外的食品。现在，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我依然能够看到蝴蝶的幼虫在蚕食卷心菜叶。我母亲为我父亲抓这些幼虫，我父亲用幼虫做诱饵。这些田地景象凄惨。医生和护士显然不是种地的专家。 纵观历史，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在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感到幻灭时，按照传统，他们就会操起鱼竿钓鱼。钓鱼意味着退隐自然，也是逃避当时的政治。这是一种失望和不合作的象征。 我父亲很少能钓到鱼，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我不是为了钓鱼而钓鱼。”但是，他的钓友，他的部的另一名副主任，总是把他钓到的鱼给他一些。这是因为，在1961年大饥馑的中期，我母亲又怀孕了，并且，中国人认为，鱼是孩子长头发必不可少的东西。她不想再要另一个孩子了。在其他的事情当中，她和我父亲都得依赖工资，这意味着，国家不再给他们提供奶妈或者保姆。四个孩子，我姥姥，还有我父亲那头的一些家人，都得由他们养活，他们不能剩下很多钱。我父亲工资的一大块儿都用来买书了，特别是那些大部头、多卷本的经典著作，一部著作能花掉两个月的工资。有时我母亲小声地嘟哝说：在他这个位置的其他人会以“工作为目的，”对出版社做出暗示，从而免费得到他们需要的书。我父亲坚持得自己花钱买每一样东西。 节育，堕胎，甚至避孕都非常难。1954年，共产党已经开始推进家庭计划，我母亲负责她的城区的家庭计划项目。那时，她怀着小黑，已接近临产期，她经常以自嘲的方式开始她的会议。但是，毛泽东反对生育控制，他想要一个以众多人口为基础的大的、强有力的国家。他说，要是美国人在中国投原子弹，中国人“就能继续重新生产”，并且以高速度恢复人口数量。他还分享着传统的中国农民对待孩子的态度：人手越多越好。1957年，他还亲自把一位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命名为右派，这名教授提倡生育控制。在这之后，家庭计划就很少被提起了。 1959年，我母亲怀孕了，她给党写信，要求准许她堕胎。这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必须得经过党同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堕胎手术是非常危险的。我母亲说，她忙着干革命工作，要是她不生另一个孩子，她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的堕胎申请得到了批准，堕胎非常痛苦，因为使用的方法非常原始。1961年，她再次怀孕的时候，再一次堕胎对医生，对我母亲自己，对党来说都成了问题，党规定，两次堕胎之间的最小间隔是三年。 我们的女仆也怀孕了。她嫁给了我父亲的男服务员，他现在在一家工厂工作。我姥姥给她们两个煮鸡蛋和大豆，鸡蛋和大豆是用我父母的票证买来的。还给她们做鱼吃，鱼是我父亲和他的同事钓来的。 我们的女仆1961年底生下一个男孩，她离开我们家，和丈夫一起建立起自己的家。当她还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去食堂为我们打饭。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在花园小路上走着，边走边把肉填进嘴里，贪婪的咀嚼着。他赶忙转身走开，以免她看到他而感到窘迫。他没有告诉何人，直到很多年之后，当他反复思考事情变得与他年轻时的梦想有多么的不同时，他的一个主要梦想就是不能再有饥饿。 我们的女仆离开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粮食状况，我们家已没有能力再雇一个仆人了。那些找佣人工作的人----从农村来的妇女----没有权利得到粮食分配。所以，我姥姥和我姑姑得来照料我们五个孩子。 我的最小的兄弟，小方，1962年1月17号出生，他是我们几个孩子当中唯一吃我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在他出生之前，我母亲曾经想不要他了。可是，等到他来到人世后，我母亲却特别溺爱他。他也成了大家最喜爱的孩子。我们大家都和他玩，似乎，他是一个大玩具。他在一帮可爱的人群的包围中长大，这一点，我母亲认为，可以解释小方简单而自信的人格形成的原因。我父亲花很多时间和他玩，他可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其他孩子玩过。当小方长得大一些了，可以玩玩具了，每个星期六，我父亲就带上他，到街上部里开的商店给他买新玩具。小方只要一哭，甭管因为什么原因，我父亲就会丢下手中的活计跑过去哄他。 到1961年初的时候，成百万，成千万的死亡数字迫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经济政策。很不情愿地，他准许实干的刘主席和总书记邓小平更多地统治这个国家。毛泽东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却充满了自怜的味道。他总是以这样的口吻的说话，听上去似乎他在替全中国的无能的官员受过。他还大度的指示全党要从灾难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但是，教训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没有留给低级官员们来判断；毛泽东告诉他们，他们脱离了人民，他们做出的决定不能反映普通人民的感情。从毛泽东开始，没完没了的自我批评掩盖了真正的责任，没有人去追究真正的责任。 然而，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实干家们推行了一系列主要的改革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了自己的评论：“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再有群众大炼钢铁了，疯狂的经济指标也停下来了，现实的政策被引进来了。公共食堂被废止了，农民的收入也和他们的劳动相关联了。他们被归还了他们的家庭财产，这些家庭财产曾经被公社没收，包括耕作的工具和家养的动物。他们还被准许自家私下耕种一小块田地。在一些地区，土地被有效的租借给农民家庭。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得到官方批准，在几年时间内，经济重又繁荣起来了。 与宽松的经济携手前行的还有开明的政治。很多地主被除去了“阶级敌人”的标签。在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清洗的一大批人得到“平反昭雪。”这些人包括1955年的“反革命分子，”1957年的“右派，”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我母亲曾经受到过警告，说她有“右倾倾向，”做为补偿，1962年的时候，她的行政级别被从17级提到16级。文学和艺术有了更大的自由。总的来讲，更加宽松的氛围占了上风。对我父亲和母亲来说，就像对很多其他人，国家似乎在向人证明，国家能够改正错误，能够从错误中学到教训，国家能够运行发展----这一点令我父母们恢复了对国家的信心。 在所有这一切进行的时候，我生活在高墙围成的政府大院的保护罩里。我和悲剧没有直接的接触。随着“噪音的结束，”我开始成为满十岁的少年。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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