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7）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开会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重要方法。不给人们留空闲时间，根除私人空间。狭隘主宰着一些人，狭隘大行其道基于这样的理由，刺探个人的生活细节是保证灵魂清洁的有效方法。实际上，狭隘是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因为狭隘，侵犯和无知被颂扬。嫉妒也被吸收到这套统治制度中来。一周接着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我母亲的小组盘问她，没完没了的强迫她搞出自我批评。 我母亲得顺应这个痛苦的过程。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若是被党排斥，生活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就像天主教开除教籍的顶级处罚。而且，思想改造是一个标准的程序。我父亲已经通过了这一程序，他接受思想改造，把思想改造看作是“参加革命”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实际上，他还在通过这一程序。党从来不隐瞒这个事实，思想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父亲告诉我母亲，她的痛苦很普通。 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母亲的两个同志最终投票反对她成为正式党员。她陷入深深地沮丧之中。她自始至终忠诚革命，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党不要她。一想到她可能入不了党了，她就更加烦恼。她不能入党，完全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些无关的原因，她的命运由两个这样的人来决定，他们的思维方法与她设想的党的思想差着几亿光年，她被落后的人排斥在先进的组织之外。而且，革命似乎在告诉她，是她错了。在她的心底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对此，她对自己也说不清楚，入党至关重要，因为要是她不能入党，她就会被侮辱、被排挤。 这些想法让我母亲心烦意乱，她逐渐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她做对。她害怕见人，她尽可能一个人呆着，自己对着自己哭泣。即使这个她也得隐瞒，因为她会被认为表现出对革命缺乏信心。她发现她不能责怪党，党似乎对她来说是正确的，所以，她责备我父亲，首先是他让她怀孕的，然后是，当她受到攻击和排斥时，他不站在她一边。有很多次，她沿着码头徘徊，愣柯柯地看着浑浊的长江水，想到用自杀来惩罚他。她在脑海里放电影，他发现她自杀的时候，他会有多么地懊悔。 我母亲小组对她的提议得经过更高一层权力机关的同意，这个权力机关由三个心胸豁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认为我母亲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但是，按照党的规定，要推翻她的小组的提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只好拖延。拖延很容易，因为三个人很少同时呆在同一个地方。就像我父亲和其他男性官员，他们通常都远在农村的不同地方找粮食，打土匪。一股相当规模的国民党落伍军队、地主和土匪被逼入了绝境，他们逃往台湾和通过云南逃到印度支那和缅甸的两条逃路都被切断了。他们了解到，宜宾几乎没有设防，他们包围了城市，有一段时间，宜宾城似乎就要陷落了。我父亲一听说宜宾遭到围攻，他马上从农村冲了回来。 战场就在城墙外面展开，离城门很近的地方有一些树木。利用这些树木作掩护，攻击者攻到城墙根下，并用攻城锤猛砸城北门。大刀队充当先锋，大刀队主要由没有武装的农民组成，他们喝了“圣水”，他们相信，喝了圣水就可以刀枪不入。国民党士兵在大刀队的后面。起初，共产党部队的司令试图瞄准国民党开火，而不是瞄准农民，他希望农民能被吓跑。 尽管我母亲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她加入到其他妇女当中，为在城墙上守城的人送饭送水，把受伤的人弄到后面来。由于他上学时曾经受过训练，她擅长第一手急救，她也很勇敢。大约一周之后，攻击者放弃围城，共产党开始反击，实际上彻底消灭了这一地区的武装抵抗。 在这之后不久，土地改革在宜宾地区开展起来。那年夏天，共产党通过了一项农业改革法案，法案对改造中国的事业起到了关键作用。法案的基本概念被称作“土地还家”，重新分配所有土地，也重新分配牲口和住房，这样，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块差不多同等面积的土地。土地拥有者被准许留下一小块土地，面积和其他人的土地一样大。我父亲是推进土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我母亲因为怀孕无法进村参加土改工作。 宜宾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当地有一句俗语说，农民劳作一年，收成可供其轻松生活两年。但是几十年战乱使这片土地不堪重负。首先是征收重税，以供给战争，供给八年抗日。当蒋介石把战时首都迁到四川，掠夺进一步加剧。腐败官吏和外来政客涌进四川。1949年，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国民党把四川作为他们的最后的堡垒，在这里征收极高的税赋，四川成了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这些，再加上贪婪的地主，合力将富饶的四川变穷，穷得令人震惊。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的家人。要是收成不好，他们就得吃野草，吃甜薯叶子。这些通常都是用来喂猪的。饥饿四处蔓延，生命的预期仅仅四十左右岁。生活在如此富饶的土地上，日子过得却很穷，我父亲被共产主义吸引首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宜宾，土改推进工作总体上来讲是非暴力的。部分是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九个月，那些比较强悍的地主参加叛乱，已经在战场上被杀或者被镇压了。但是，也有一些暴力行为，有一个案子，一个土改工作人员强奸了一个土地拥有者家庭的女性成员，然后残害她们，割下了她们的乳房。我父亲下令，将那个人镇压了。 一股匪帮捉到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一名大学生，这名大学生是在农村寻找粮食时被捉的。土匪头命令将他劈成两半。那个土匪头后来被捉到，他被共产党土改工作队队长打死。队长曾经是那名被杀的大学生的朋友，于是，队长就将那个土匪头的心掏出来吃掉，以示复仇。我父亲下令将那名队长解职，但是，没有枪毙。我父亲的理由是，队长以一种非常野蛮的方式复仇，他针对的不是无辜的人，而是一个谋杀者，他的复仇方式太过残忍。 完成土改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大多数案例中，地主遭受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失去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家舍。那些被称作开明地主的人受到优待。他们没有参加过武装叛乱，或者他们实际上曾经帮助过共产党地下党。我父母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的家人是当地的地主。我父母还曾在他们的老式大房子里吃晚饭。后来，这些大房子被没收分给了农民。 11月8号，我母亲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忙工作。因为夏医生给我母亲起名德鸿，这个名字把“野天鹅”（鸿）这个字和辈分的名称（德）连在了一起，我父亲给我姐姐起名小鸿，意思是“像”（小）我母亲。我姐姐生下来七天后，俊英姑姑把我母亲从医院接回到常家，我母亲是被一个两人抬的竹轿抬回家的。几周之后，我父亲回来了。他对我母亲说，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她不应该准予自己被别人抬着。她说，她这样做，是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妇女在生完孩子后不能马上走路。对此，我父亲回答说，农村妇女会怎样呢，她们在生完孩子后，马上就得到田里继续干活。 我母亲依然很郁闷，她不能肯定她是否能留在党内。她不能把愤怒发泄在我父亲身上，或者发泄在党的身上。她责怪她襁褓中的女儿，怪她给她带来痛苦。她朝她叫喊，用力拍打她。俊英姑姑就睡在隔壁的房间，她冲进来对她说，“你累坏了，让我来照顾她吧”。从那时起，我姑姑照料我的姐姐。之后的几周，我母亲回到她自己住的地方，我姐姐和俊英姑姑一起住在常家的房子里。 直到今天，我母亲还记得那天晚上她打了我姐姐，对此，她很悲伤，也很懊悔。当我母亲去看她时，小鸿总是藏起来，----这是一个悲剧的翻版，小时候，在薛将军的宅邸，她被藏起来，不能见她的母亲。----我母亲不准许小鸿叫她母亲。 我姑姑为我姐姐找了个奶妈。在津贴制度下，官员家为新生的孩子找了奶妈，由政府付给奶妈报酬，还要为奶妈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奶妈被当做国家的员工来对待。她们不是仆人，他们甚至不需要洗尿布。政府承担得起付给奶妈报酬这笔费用，因为，按照党对管理参加革命的人的规定，只有那些高级官员才被准许结婚，与此相对应，他们也生不了多少孩子。 奶妈将近二十岁，她自己的孩子夭折了。她嫁到了一个地主家，这家地主现在不能再从土地上得到收入。她不想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但是，她想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的丈夫是教书的，就住在宜宾城。通过双方朋友的介绍，她和我姑姑取得了联系。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到进了常家。 渐渐地，我母亲从消沉中走了出来。生完孩子后，她被放了三十天法定产假。她和她的婆婆和俊英姑姑一起度假。放假归来，她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是在宜宾市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调动工作与宜宾地区的彻底重组有关。宜宾地区占地7500平方英里，有人口超过二百万。宜宾地区被重新划分成九个农业县和一个宜宾市。我父亲成为四人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委员会管辖整个宜宾地区，我父亲还是宜宾地区公共事务部的部长。 因为重组，米夫人被调走，我母亲迎来了一位新上司，宜宾市公共事务部部长，公共事务部管辖着青年团。在共产党中国，尽管有正式的规定，你的直接上司的人格远比西方老板的人格重要。上司的态度就是党的态度，遇上一个好上司会使你的人生完全不同。 我母亲的新头儿是一位妇女，叫张希婷。她和她的爱人都来自军队，他们的军队是1950年解放西藏的部队。四川是到西藏的中转站。这对夫妇要求退伍，他们被派到了宜宾。她的丈夫叫刘结婷。他是改名结婷的，以显示他有多么爱慕他的妻子。这对夫妇很出名，被称作“双婷”。 春天的时候，我母亲被晋升为青年团的头儿，对于一位才二十多岁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她恢复了心理平衡，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1951年6月，她怀上了我。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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