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 |
正文 |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941年末的一天,夏医生正在诊所里忙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男人走进屋里,他穿着破烂,瘦骨嶙峋,猫着腰,像个弯钩大虾。他解释说,他是铁路上的苦力,得了胃病,胃疼得厉害。他的工作是搬运重物,得从黎明一直搬到黄昏,365天都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怎样才能继续干下去,但是,要是他丢了这份工作,他就没法养活老婆和刚生的孩子。 夏医生告诉他,他的胃不能消化他吃的粗糙的食物。1939年6月1号,政府曾经宣告,从那时起,稻米只留给日本人和一小撮他们的走狗,大多数当地人只能靠吃橡子面和高粱饭度日,橡子面和高粱都很难消化。夏医生免费给这个男人一些药,并让我母亲送给他一小袋稻米,稻米是她非法从黑市上买来的。 这之后不久,夏医生听说,那个男人死在了劳改营。离开诊所后,他吃了米饭,就去上班,然后,在火车站,他吐了。一个日本宪兵看到他吐的东西里有米饭,他被作为经济犯逮捕,他被拖到了劳改营,他非常虚弱,仅仅挨了几天就死了。他妻子听说他出事了,就抱着孩子跳河淹死了自己和和孩子。 这个事件扔给夏医生和我姥姥的是深深的悲痛。他们觉得要对那个男人的死负责,有好几次,夏医生说“米能救命也能杀人,仅仅一小袋,三条命呀”。他开始叫溥仪“那个暴君”。 这之后不久,悲剧更直接的袭击了他家。夏先生的小儿子在义县的一所学校做教师。像满洲国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也挂着一个很大的溥仪画像,校长是日本人。每个人进办公室都得向画像敬礼。有一天,夏先生的儿子忘了向溥仪鞠躬,校长立刻朝他吼叫,同时扇他脸巴子,用力之狠,差点将他扇倒。夏先生的儿子发怒了:“我每天都得撅成弯钩大虾吗,我站直了一会儿都不行吗,早晨集合,我刚做完鞠躬礼------”校长又扇了他耳光,同时咆哮着:“这是你的皇上,得教给你们满洲人基本的规矩”。夏先生的儿子怒吼着回道“得啦,它只不过是一张纸”。正在这时,其他两名老师,都是本地人,正巧来办公室,他们设法阻止他说出更多给自己找罪的话,他恢复了一半自控,强迫自己向肖像行了个很勉强的鞠躬礼。那天晚上,一个朋友来到他的家里,告诉他,有传言说,他被贴了思想罪犯的标签------是一种要被惩罚坐牢,甚至得死的罪过。他逃跑了,他的家人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也许,他被抓到了,死在监狱里,或者在哪个劳改营里。夏先生永远也不能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这把他变成了满洲国和溥仪的死敌。 这事还没完,因为他弟弟的罪过,当地的流氓开始侵扰德贵,夏医生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他们向他要保护费,同时声称,他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他交了保护费,只是匪徒们要得更多。最终,他卖了药店,离开义县,来到牡丹,在哪他开了个新店。 至此,夏先生已经越来越成功了。他对待日本人像对待当地人一样。有时,他在给一名日本高官或一条走狗治疗后,他就会说,“我盼着他死”,但是,他的个人观点从不影响他的职业态度,“病人是人”,他常说,“医生只能这样想,而不应该管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姥姥同时也把自己的母亲接到了锦州。当她嫁给夏先生时,她被留下来和丈夫住在家里。她丈夫看不上她,那两个蒙古小老婆恨她。她开始怀疑,两个小老婆要毒死他她和她的儿子,玉林。她总是使用银筷子,因为中国人相信,银碰到毒就会变黑,在让她的狗试过之前,她从不碰她的食物,也不让玉林碰。我姥姥离家后没几个月,有一天,狗倒在地上,死了。平生第一次,姥姥的母亲和她的丈夫吵了一架。在她婆婆杨老夫人的支持下,她带上玉林搬出了家,在外面租房子住,杨老夫人忒厌恶她的儿子了,所以她和她们一起离开了家,永不再见她的儿子,除了她死后躺在门板上时。 在最初的三年里,杨先生很不情愿的每月送给他们一些津贴,但是,在1939年初,这点津贴也不给了,夏先生和我姥姥不得不养活他们三个。那时候,还没有有关抚养费的法律,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所以妻子完全在丈夫的怜悯下过活。1942年,杨老夫人去世,我祖姥姥和玉林搬到锦州,住到了夏医生的家里。祖姥姥认为她和她的儿子是二档公民,靠慈善救济生活。她如此打发时光:过分勤快地给家人洗衣服、打扫房间,神经质的巴结她的女儿和夏医生。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祷告中,她总是祈求佛来世别再把她塑成女人化身。“让我变成猫,变成狗,就是别变成女人”这是她在家里边踱步边嘟囔的话,每踱一步,流露出来的都是抱歉。 我姥姥把她的妹妹,她很喜欢的兰,也接到了锦州。她嫁给了义县的一个男人,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个同性恋。他把她送给了一个富有的叔叔,他叔叔拥有一家加工菜籽油的工厂,他为他工作。因为他是家长,对所有家庭成员施展淫威,兰不敢抗拒他。但是,当她丈夫又要把她送给叔叔的生意伙伴时,她拒绝了。我姥姥还得花钱让她的丈夫放弃她(休),因为一个女人不能要求离婚。我姥姥把她接到锦州,她在那又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叫裴五的男人。 裴五是监狱的狱卒,他们两口子经常拜访我姥姥。裴五讲的故事唬得我姥姥头发都立起来了。监狱里装满了政治犯,裴五经常讲他们是多么多么勇敢,他们怎样痛骂日本人,尽管他们在被上刑折磨。刑罚司空见惯,囚犯得不到治疗,伤口就晾在那等着腐烂。 夏医生主动要求去给囚犯治疗,刚去的几趟中,有一次,裴五把他介绍给一个朋友,裴五管他叫董,董是一个侩子手,他操作绞刑。囚犯被绑在椅子上,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然后,绳子慢慢地拉紧,死亡痛苦而缓慢。 夏医生从他妹夫那里得知,董的良心有些不安,每次被安排要绞什么人之前,他总是用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夏医生把董邀到家里,他送给他礼物,并建议他,也许,他可以避免把绳子完全拉紧,董说,他明白他可以做什么。通常,出现在刑场的是一个日本宪兵和一个忠实走狗,但是,有时,要是那个死刑犯人不够重要,日本人就不用麻烦出现在刑场,还有时,在犯人死掉之前,他们就离开了。董暗示,在这样的场合下,在犯人未被勒死之前,他就可以停下绞刑。 囚犯被执行绞刑后,他们的尸体被放入很薄的木盒子里,用马车运到郊外一处叫南山的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在那,他们被丢进一个浅坑里,这地方招野狗,野狗靠吃尸体活着。女婴的尸体也被扔进这个坑里,女婴是被家人杀掉的,那时杀女婴的现象很普遍。 夏医生开始和那个老车把式交往,不时地送他一些钱,有时 ,车把式会走进诊所,对生活胡乱的抱怨一通,说话时明显地语无伦次。但是,最终,他会开始谈论那个坟场,“我告诉那些死人的魂灵,他们死在这儿,不是我的错,我还告诉他们,就我个人而言,我盼他们好。明年一周年时再回来吧,死人的魂灵‘但是,同时,要是你想找到更好的尸体转世,然后再飞走,朝着你的头冲着的方向走,对你来说,这条路很好’”。董和车把式彼此之间也不谈论他们在做的事情,夏医生从来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救了多少人,战争结束后,那些被救的“尸体”又出现了,他们攒钱为董买了一套房子和一些田地。这时,车把式已经去世了。 有一个人的命就是他们帮助救起的,他叫汉臣,是我姥姥的一个远房亲戚,是她的表兄,在抵抗运动中,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锦州是长城北面一个主要的铁路枢纽,它也就变成了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一个集合地。日本全面侵华是在1937年7月。安全形势极为紧张,汉臣的组织内潜入了奸细,整个组织都被逮捕,他们都被用刑,先是把辣椒水强行从鼻子灌入,然后是用有尖鞋钉冒出的鞋底抽脸,再后来,多数人都被正法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夏先生认为,汉臣已经死了,直到有一天,裴五告诉他们,他还活着,------但是,快要被正法了,夏先生立马儿联系董。 在行刑的那天夜里,夏先生和我姥姥赶着一辆马车来到南山,他们在一撮树丛的后面停了下来,在那里等待。他们能够听到,野狗在坑里乱窜的声音,从坑里冒出来的是腐肉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最后,一辆马车出现了,透过黑暗,他们可以看出,老车把式从车上下来,把尸体逐个地从木盒子中倒出,他们等他把车赶走,然后下到坑里,在尸体中翻看了一阵之后,他们发现了汉臣,但是,不能分辨出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最终,他们意识到,他还有呼吸,他被折磨得够呛,不能走路,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抬到车上,赶着车把他送回到他们的家中。 他们把他藏在一个小屋里,小屋在房子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小屋只有一个门,门通向我母亲的房间,从我母亲的房间到她父母的卧室也是只有一个入口。只有这座房子有一个唯一的进入院子的入口,只要入口有人看着,汉臣就可以安全地在那里锻炼身体。 警察或当地的邻里委员会会突然闯入,这很危险。日本占领的初期,他们就建立了邻里控制体系。他们让当地的枪手做单元的头目,单元的头目帮助收税,日夜警惕是否存在“违法因素”。这是一个制度化的土匪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保护”和告密是通向权力的钥匙,日本人给出卖别人的人大笔奖金。满洲国的警察没什么可怕的,他们和普通市民差不多。事实上,很多警察都相当抗日。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查户口,他们经常得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他们大声喊“查户口”“查户口”,通知人们,他们到了,所以,想藏起来的人有足够的时间躲藏。无论何时,汉臣和我姥姥听到叫声,我姥姥就会把他藏进秫秸垛里,秫秸垛在最里面的小屋里,秫秸是烧火做饭的燃料。警察会慢悠悠走进屋里,坐下来喝茶,他们会很歉意的告诉我姥姥:“一切都只是走走形式,你知道-------”。 当时,我母亲十一岁,尽管她父母不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知道,她决不能把汉臣藏在她家里的事告诉别人。童年时代起,他就学会了得慎重行事。 慢慢地,我姥姥伺候汉臣恢复了健康。三个月后,他就好利索了,可以走动了。离别的场面很感人,“大姐,大姐夫”,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命是你们给的,一旦有机会,我会报答你们两位的”。三年后,他回来了,而且兑现了他的承诺。(待续) 乡村老羊给各位领导和朋友拜年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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