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一路同行,追思同窗好友 |
正文 | 我的同窗好友李中学离世已经两易寒暑。忌日在即,心思袅袅,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心底斑驳的记忆,一一泛起。抚今追昔,拿起深情的笔,追思与我一路同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同窗好友。 1959年4月11日,我们西安地质学校毕业的9名学生,抱着祖国哪里需要就奔向那里的热情,离开古都、离开家乡,乘火车一路北上,远赴驻地在内蒙古的地质部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参加沙漠考察工作。我和李中学就在其中。 我和李中学虽然同届不同班,然两班教室相邻,经常见面,且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他是他们班的生活委员,同为班干部,时不时地会在一起开会,故而有过交往。但当时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真正的相知,进而成为挚友,则是从到内蒙古以后开始的。 3年的沙漠考察工作,我与李中学建立起了浓浓的友情;1961年沙漠考察工作结束,彼此分开了10多年,但联系从未中断,书信常来常往;1975年我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调到渭南的陕西省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原地质部第五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与先我而来的李中学又聚在了一起。之后,我们工作在一个单位,住在了一个院子,我们相互帮助、同呼吸、共命运,屈指算来也近40年了。 从内蒙古沙漠考察开始,至今已整整55周年了,这半个多世纪来我与李中学之间交往的一切,令人浮想联翩。曾经的过往,浓挚的友情,引领我缅怀和追忆脑海中那盘桓不去的情思。那些在我们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朝朝暮暮,不时地撞击着我的心扉…… 1959年4月,当我们离开西安的时候,关中大地已经春意盎然,而到达第一大队驻地巴彦高勒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却是迷眼的黄沙和干燥寒冷的朔风。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我们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把其当作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与历练。在我们到达不久的一次学习会上,我们都表态说“来这里,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就是为了来吃苦的!”这样的表态绝非套话空言,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白。 在我们到达巴彦高勒后的两个月里,单位没有房子住,我们10男5女同居于以蓬草当床的一顶帐篷里,我俩头相挨、体相触,共眠共休之。对于这样的艰苦环境,我们毫无怨言,笑颜以对。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地质工作就是艰苦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在那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区进行考察,其艰苦程度不言而喻。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那时的李中学人高马大,我的体质、体力均难企及,且“干劲”也自叹弗如。那时,每次分配考察路线时,李中学的路线都是最长最艰苦的。当一条考察路线完成后,在回到临时基地时,我常常是全身瘫软、懒得一动;而李中学却表现得不怎么疲乏似的,又是忙着整理资料,又是帮别人干点事儿。李中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家看在眼里,得到大家的赞扬。在1959年的年终总结会上,我提议李中学为先进工作者,这一提议顿时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沙漠考察工作虽然艰苦,但我们苦中有乐。在考察工作中,每到一地,都与当地机关干部和牧民举行联欢晚会,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我记得,1959年7月,当几支考察小分队会聚在乌兰布和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交界处的吉兰太盐池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在那广阔无垠的盐滩上,在天蓝如洗、皎月悬空、繁星高挂的天幕下,我们相拥跳着蹩脚的交谊舞,在《快乐的光棍汉》的歌声中我们忘忧地狂欢,浪漫惬意,来自五湖四海的考察队员们演唱着家乡的地方戏。在豫剧、评剧、黄梅剧、相声相继亮场之后,大家要求几位“老陕”演唱陕西地方剧时,几位陕西人无人接局。在大家的吆喝声中李中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唱了一段眉户剧《梁秋燕》,“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的悠扬歌声飘荡在沙漠盐滩的夜空中。 第一年的考察工作结束了,1960年新年和春节先后来到了。刚刚毕业的我们没有探亲假,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我们在这“倍思亲”的日子,围坐在一间土坯茅草房里的一个小火炉旁,一起听着收音机,用陕西话谝着,说说笑笑,度过了离开家乡的第一个新年和春节。 1960年初,我们俩在“组织”、“领导”信任的情况下,我临时去了队资料室,当了一名资料员;李中学被抽调去学习电报收发机,当了一名电报员。我们都在彼此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受到了好评。 1960年4月,我们分开了,天各一方,分别在不同的沙漠继续进行考察工作,我在蒙、陕、宁交界处的毛乌素沙漠工作,李中学在内蒙古最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工作。遥远的距离,繁重的工作任务,使我们无法相聚相会,直至临近年终,才先后回到大队基地。 1960年年终回队后,才听说李中学在野外工作期间,经历了一次生死之旅,差点葬身于茫茫沙海之中。我们小分队考察的毛乌素沙漠,气候环境较好,沙丘高度较小,沙漠中还有不少居民点;而李中学所在小分队考察的巴丹吉林沙漠,其气候环境则要恶劣得多,沙丘高度要高大得多,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据说,李中学和另外一人骑着骆驼行走在高大沙丘(准确地说应该叫沙山)间,一场强大的沙尘暴突然来袭,裹挟着大量黄沙的大风持续吹刮着,没有多长时间,就将他们连同骆驼一起埋没。在他们失踪3天后,经多方搜寻,在边防部队直升机的协助下,他们才得以生还。 1960年结束了,我们可以享受探亲假了,但因任务紧,我们只得放弃探亲假,继续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了及时整理考察资料,尽快拿出技术成果,我们经常加班加点,苦战夜战。李中学夜以继日,常常通宵加班,比我这个习惯早睡早起的“百灵鸟型”人的干劲大多了。 1961年的春节到了,除夕的晚上,我们几位回不了家的陕西同学聚在了李忠学的一间仅约6平米,集办公住宿,兼作电报收发报机房的低矮茅草房里,迎接新春的到来。那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最最艰苦的时段,吃的是糠麸杂面窝窝头和清水煮白菜,根本无肉和油水可言。正当大家脑中回味过去春节的丰盛美食,但失望于目下的清水煮白菜时,李中学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块约有半斤重的冻猪肉来。李中学说,这块肉是野外分队食堂在收队的时候,分给大家的。李中学没舍得吃,冻在了外面,等到春节时与几个同学一起分享。几个同学看到这块肉,个个喜出望外,都为李中学的浓浓情意所感染。大家一起动手,没有锅,就拿来铝饭盒,又从食堂要了一点盐葱和酱油,把肉煮了起来。虽然肉不多,也没有别的调料,每个人仅仅吃了几片,但浓浓的肉香味还是弥漫了小小的房间,那种味道也是过去任何肉的味道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李中学那体贴同学,重视友情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记,终生都没有忘记。 经过3年艰苦而紧张的工作,第一大队在完成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宁夏沙漠地区的考察任务之后,于1961年年底予以撤销,其人员先后分赴不同的单位和地区。过了国庆节的10月3日,我去内蒙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报到,李中学把我送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李中学不久也离开了内蒙古去了山东。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我奔走于内蒙古的草原地区,李中学奔走于山东和河北地区。 此段时间里,我们虽然未曾相见,但书信联系从未中断,互致问候,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信中,我们谈工作,谈生活,彼此袒露心迹,报叙彼此的苦乐悲喜,即就是诸如恋爱、婚姻、家庭的私密事也喜欢通报一下,或征求对方的一些建议。 1963年冬天,李中学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们那里买不到毛皮帽子,我接到信后,立即买了一顶,赶紧给他邮寄过去。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政治生活裹挟着走的,思想单纯,都积极“要求进步”,都把加入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我和李中学更是如此。说心里话,我们想入党,绝没有什么升官发财,得到什么好处的想法,都单纯地认为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了早日加入共产党,早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互相鼓励,严格要求自己。还在第一大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各买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切磋学习,希望彼此及时提交《入党申请书》。1961年10月分开之后,彼此还时不时地在书信中就此事予以提醒或督促。1962年李中学加入了共产党,并及时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鼓励我努力进取。我为他高兴,也暗下定决心,争取早日入党。由于工作单位的不固定,我迟迟于1964年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遗憾的是,我“进步”很慢,且因诸多原因的影响,终究还是没有能够成为共产党员。 1973年,李中学调来驻地在渭南的陕西地质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他的调来,使我也萌生了欲调这里的想法。1975年年初,我负责的勘察项目工作告竣,调离内蒙古回到陕西之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为我出主意、介绍有关情况,尽力疏通一些关系。我的调动事宜办得比较顺利,不到半年时间,一切手续皆已办妥。1975年10月初,我携妻带女来到渭南,李中学到火车站去接我们。拖家带口的长途搬家,初来乍到,环境不熟悉,情况不了解,户口关系、粮油肉食副食供应证、日常用品供应证、布票的调换、孩子上学手续等繁杂之事,都需要一一落实。找房子、搬运行李家具、整理住处,李中学都施以援手。这一切,使我和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体会到了真挚的友情。 老友相别多年后相会,自然异常喜悦,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我们一家5口的到来,也使李中学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时,李中学是单身一人,妻子儿女还在原籍。我家来到渭南以后,业余周末,李中学成了我家的常客。每当李中学来家时,虽然没有丰盛的美酒佳肴招待,但吃顿饺子,吃点家常饭却是少不了的。李中学很喜欢我的3个女儿,3个女儿也很喜欢她们的李叔。李中学回家时,也常常带来自己家里的辣椒和大蒜等,让我尝尝他们家乡的特产。 1981年,李中学的妻子、儿女也“农转非”了,全家人团聚了。这样一来,我和李中学都在单位有了家,都住在了一个院子里。我们邻楼而居,能够隔楼相望。我坐在家里或在厨房里,可以望见李中学及家人在房间和阳台活动的身影;李中学坐在家里或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在房间和客厅、厨房里的我们。我们两人是同学、同事、朋友,妻子两人也成了朋友。平日里相互走动,相互照顾,相互帮助,遇见一些不遂心的事儿,也喜欢找对方絮叨絮叨、出出主意。 我刚刚调来渭南的时候,我们就有共同在一起工作的想法。当时,李中学在被称为“七二一大学”的“陕西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担任教员,他曾向有关领导力荐我去任教,领导也答应“研究研究”,我们异想天开地憧憬着真正在一起共事的日子。然而,他人微言轻,且我没有“后台”,也不善于巴结讨好领导,“研究研究”只不过是一句托词而已,一起共事的想法当然只能是美丽的肥皂泡。 1985年,我们单位接受了为大荔县寻找优质地下水的任务,李中学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当时单位项目多,技术人员不足,“光杆司令”的李中学无法开展工作。鉴于我承担的项目工作已近尾声,为解缺乏技术人员之难,帮助李中学及时开展工作,如期完成任务,我愿意在搞好本项目工作的基础上,给李中学当助手,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形式,共同完成两个项目的工作任务。我的建议很受领导赞赏,立即予以采纳,并付诸实施。 这样,我们两位好友成了真真正正的同事,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合作。工作中,我们配合得特别默契,合作得非常协调,任务完成得异常漂亮。通过扎实的工作,通过科学的分析,我们认准了优质地下水的潜在目标,确定了打井的具体位置和深度,并做出了获得优质矿泉水的预测。然而,由于某领导的无能、无知和畏缩,怕冒“风险”,把打井任务拱手让给了外单位。接手单位就在我们选定的位置打井,结果打出了优质矿泉水,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测,大荔矿泉水一鸣惊人了!我们单位本是大荔矿泉水的发现者,李中学和我本是大荔矿泉水的第一发现人,结果因为某领导的错误决定而功亏一篑、失之交臂! 人生无常、峻宕多艰,“逆”“顺”在所难免,而对于李中学来说,他的“艰”好像更多一些,他的人生路似乎走得更为不“顺”。 从政治生命上来说,李中学出身好,品德好,踏实肯干,群众基础和工作能力都不错,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政治”可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经被组织内定为“官”苗子予以培养。然而李中学性格内敛、为人低调、不善于拉关系、不善于溜须拍马、不善于阿谀奉承,加之一些其它因素,因而“官”路夭折,没有步入仕途,终生是个“老百姓”,始终辛勤地奔走在地质勘察的路途上。 从技术业务上来说,李中学可以算得上一个佼佼者。我和李中学都不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出身,但由于自己的努力,我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赞赏和认可。我们一步步地从一名助理技术员,直至升到了高级工程师,主持过多个项目的技术工作。我的高级职称因某人的作梗,在迟到了7、8年之后的1994年初获得,不久李中学等也获得高级职称的资格。然而,与李中学一起获得高级职称者有15人,上级却仅仅给了3个与工资挂钩的名额。“15取3”,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因为之前评职称时受到一些领导掺杂私人关系的影响,存在不公开不公正现象,时任领导听取群众意见,采取中层领导和群众代表投票决定人选的方式。投票结果,李中学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结果大家基本满意,也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心是秤”“天道酬勤”这些真理。 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事。1989年,李中学承担的某重点工程的地下水勘察项目完成了,技术报告交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审查。技术负责人审查,这是技术报告提交过程中的一个程序,审查者对报告进行修改是技术负责人的权力,也是义务。技术负责人审查只能是报告的“审查者”,绝不是报告的“作者”。但这位技术负责人却厚颜无耻地将作为“审查者”的自己署为第一“作者”,而把真正的作者李中学排在了第二作者的位置上。这位技术负责人就是为了自己“人”的利益,1987年阻挠我高级职称评定的那个人。这位缺“良知”,乏“良心”,见利忘义、利欲熏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技术负责人原形毕露,在李中学的身上又下手了。对如此之举,李中学曾极力反抗,向本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提出诉求,但在世事叵测、人心不古的今天,都相互推诿、长期延宕不决,最终使这位技术负责人的下作之举又一次得逞,李中学抑郁地吞下了这颗苦涩之果,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项目开了关中地区岩溶水开发的先河,在岩溶水研究上意义重大,技术报告获得了地质矿产部地质找矿二等奖等多项奖励。这位技术负责人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也沾了这个奖项的光。这位技术负责人虽然得到了不少名和利,但得之无道,得之不光彩,故深受人们的诟病,人们都在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即就是在这位技术负责人去世之后,每当人们提起,往往嗤之以鼻,都以轻蔑的语词而言之。而当人们每每念及李中学,仍然赞扬他的人格,佩服他的能力,欣赏他的水平。 李中学在工作上虽有过不顺,但与其在疾病健康方面遭遇到的磨难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李中学在青春年华时,身体还是很不错的,体力、体质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6年1月,病魔突然袭来,李中学突然住进了医院。他患的是胃穿孔,胃部大出血,病情危重。李中学的病并非“一日之寒”,而是长期野外工作性质所致。3年的沙漠考察生活,我们可真是吃了大苦了!沙漠考察生活,环境恶劣,工作辛苦,生活艰苦,吃无定时,居无定所,对身体伤害很大,给李中学的身体埋下了疾病隐患。李中学这个人肯干,能吃苦,对自己的保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故而遭此磨难。这次得病,就是在野外工作期间,因劳累和饮食不妥而导致的。 听到李中学得病的消息后,我很着急,急急忙忙赶去西安第五医院看望他。他的病情确实危重,单位甚至为其准备了棺材。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他的命保住了,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身体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残。红润的面孔没有了,旺盛的精力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面色的蜡黄和身体的瘦弱,并经常性地出现一些不适。 李中学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但身体恢复的差不多后又走上了工作岗位。由于身体元气大伤,野外工作环境太差,生活不规律,在1977年10月带领学生于陕北实习结束后,在返回前倒在了搬家汽车旁。之后,先后于1979年和1987年,在野外工作期间,又重犯过……李中学真是历经病痛,吃尽了苦头! 经过几十年的调理,李中学的身体慢慢地有了些许好转,但命途多舛,以后又患了胆结石,于2006年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李中学真是磨难不断呀! 2010年年底至2011年6月,我与妻子在宝鸡大女儿处和深圳二女儿处住了大半年时间,期间数次给李中学去过电话,竟无人接听,不知其故。回到渭南时,几经周折,方知他于春节时发病,确诊为脑胶质瘤,动了手术,并进行了化疗。不久他从西安回到渭南家中养病,我立即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看到他那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我非常难过。病人是需要鼓励的,他的身体已很羸弱了,我说了不少鼓励他安心养病的话,鼓励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这种脑胶质瘤是一种很难治疗,而复发率很高的病,但他的家人没有放弃。他的家人,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朋友,以各种方式从各种渠道寻找此类病的治疗方法,期望在李中学的身上会有奇迹出现。李中学有一个知疼知热、善解人意的妻子和孝顺的儿女,她们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我也隔三差五地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我看到,他的妻子整天地为他忙碌,女儿为他翻身、拍背、洗脚、喂水、喂饭、端屎、倒尿,多么希望他能战胜病魔,一家人永远相亲相爱。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通过适当的保养和锻炼,他的身体有了一些好转。但有时,李中学觉得自己这么拖累家人,于心不忍,从而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对治疗失去信心,甚至出现自己了断自己的念头。这样的时候,我就用一些办法开导他,给他灌输肿瘤专家何裕民“肿瘤只是一种慢性病”的理念,并从书报杂志和互联网上找一些相关资料给他看。我还将在沙漠工作时的一个同事与膀胱癌作斗争的经历告诉他,劝慰他积极治疗,并编造这位同事希望他病愈后一起重返沙漠旅游的善意谎言。 亲人的精心照顾和我等的期望是何等的苍白乏力,终未能阻止疾病的发展,他的病复发了。李中学有点绝望,但家人不愿放弃,还是为他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因病本身的顽固和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现实,术后境况一直不佳,他即缠绵于病榻,长久的昏迷,长久的不能进食……李中学处在痛苦的残酷煎熬中。每次我去看他,坐在他的床前,一遍一遍、真心实意地说着安慰他的谎话。 2012年5月9日,在我受聘去延安参加一项工程的监理工作之前,我又一次地去看望他。看到他时,明显地感觉他更不如前几天了,他口齿含混、难以言谈、疼痛难耐,面容和体型已经失形……我拉着他那干瘪瘪的手,看到他因病而受“罪”的样子,实在心酸、痛彻心肺,眼泪几欲夺眶而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重复已经说了无数次的安慰言辞。我要外出“打工”了,这一别会怎么样呢……?在李中学面前,在他的家人面前,我强忍住了自己的感情,故作笑颜,而当走出他的家门,在楼梯上,我的眼眶已经盈满了泪水……我的同窗好友呀! 我去了延安,在紧张的工作中,心中仍然挂念着李中学。他的实际情况使我已有某种预感,然还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起码希望“某种预感”会来得晚一点。但料不到事情会发生的那么快,在我离家3天后的5月13日清晨,我妻打来电话说李中学已于日前去世……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心还是被震了一下。3天前的那次看望成了我俩的诀别,原计划待一个月后借休假之机再看望他的想法竟然早早落幕,原来想的一切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便已匆匆结束,从此阴阳两分,留下来的只是流年中的感叹和苦涩的回忆…… 作为相处50多年的同窗好友,我是应当为李中学送行的,但工程刚刚开工,工作千头万绪,作为工程总监理工程师的我怎么能够离开?无奈之下,我只能让妻子代我为李中学送行,让她好好陪陪他的妻子,让她帮助其安排后事,希望他走好…… 中学呀,我的同窗好友,你去天堂已整整两年了,我多么地想念你!我坐在写字台前,隔窗习惯性地望着对面楼上你家的阳台,阳台上依然洒满了温煦的阳光,可阳台上再也不见了你的身影……春光明媚,作为大自然的地质人,我们习惯于“野外”,我们对大自然有一种无比的眷恋,我好想与你一起走出家门,每天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漫步;此时正是55年前我们一起到内蒙古进行沙漠考察的开始之时,我好想与你携手启程,再去内蒙古,邀上几位沙漠考察的同事,骑着骆驼,再走一次沙漠路,领略那过去是茫茫黄沙,如今是旅游胜地的宁夏沙湖景区;好想与你一起再去沙漠盐池吉兰太,在盐滩上放歌一回,不唱《快乐的光棍汉》了,而唱一支《夕阳无限好》吧;去年,我意外地得到了3位参加内蒙古沙漠考察,而几十年没有了音信的同窗的下落,他们盛情邀请我们前去他们所在的安徽、广东、广西做客,我好想与你一起同赴,同聚同乐,共同忆忆曾经在一起的美好难忘时光,共同欣赏那里的不同美景,共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再陶醉浪漫一回…… 春天今又回归,故人却踪迹难觅,你走了。我恨上天的不公,在人的寿命已经大大延长的如今,你却被过早地召回;我恨大地的无情,过早地把你揽入怀中…… 你走了,你走得干干净净,走得光明磊落。我们都是平凡老百姓中的一个,在几十年的生命拼搏中,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为社会做了应有的贡献,为地质事业奉献了一生,我们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人民。 我们都是地球村里的一个匆匆过客,每个人总是会离开这个“村”的。你离开了,已逾古稀皓首的我,某天也会离去。真正的好友难觅,能有你这样的好友,我已感足矣!你的离开,使我无奈地来了一声叹息!像你这样的好友再去哪里寻觅?翻阅旧照片,我内心翻腾、思绪连绵,注目我们在一起的合影以及你不同时期的个人留影,我徒生感慨,人去欲见已成空!安息吧,我的同窗,我的好友!让我们在天堂相见时再聚、再叙。我们一路同行了50多年,让我们在下一个人生旅程中相约再同行!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同窗好友李中学,这些记录半个多世纪来一段平民视角的历史过往,记录着浓浓情谊的故事,让人掂量到“友情”的分量,也让我们的子孙了解他们的父祖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领悟生命和人生,期望他们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和教益,慎重交友,珍惜生命,珍惜友情。 2014年5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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