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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六盘水明清时期的文学吴学良著
正文

一、六枝古代文学概况

六枝古代文学事实上就是清朝时期的郎岱厅文学,此前的文学没有文字记载。

郎岱厅始建于清雍正九年(1732年),其间的文学一方面与黉宫、义学、学宫、书院的发展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又与当时到郎岱做官的官员,如富森、周夔、戴鹿芝、孙清彦、唐澍桐、周毅洪、简协中等人的倡导分不开,更重要的是:郎岱厅的文人凭借他们的发奋努力同样也为厅属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郎岱历史上,来这里任职的厅属官员中有不少人在文学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周夔、戴鹿芝、孙竹雅、唐澍桐等人。

周夔系江苏吴县人,咸丰时到任。在任四年中,他不但增修学宫、创建试院,而且还于落别添设“悬鱼”、大岩脚添设“爱莲”书院,与本城“岱山书院”形成并立的格局,使郎岱成为六盘水历史上书院最多的地方;同时他还在大岩脚、落别、化处、六枝各处新设义塾,发展教育。

戴鹿芝系浙江兰溪人,咸丰七年到任。传记称其“以培植士林为亟。逐月课士,捐廉以助膏火,优加体恤,使文风蒸蒸日上。吾岱寒儒最多,见有质秀而敏者,公则给以资斧,授以书籍,令其刻苦就学。复延聘浙儒许葸塍先生主持岱山书院,一时文物号科极盛”。

孙竹雅系云南人,同治丁卯来权厅篆,以诗书画为世人称颂。诗善七绝,今仅见其题画诗,文有《郎山说》,书以《郎岱木城碑记》最为有名。

唐澍桐系四川三台人,光绪十五年到任。传云:其“以文风不振,创文峰塔,建奎阁,以培风水”。

在厅属官员身体力行的感召下,郎岱的文人士子逐渐多起来,笃学慎思之气蔚然成风,文学方面出现了很多被后人称许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田既臧、卢兴朝、何其杰、朱元谟、毛裕昆、皮九龄、李锦心、张瞻云、李钟岳、彭公武、黄伴松等。据志书记载:岩脚人田既臧“工诗赋,善古文辞,甫及冠补厅学弟子员,文名籍甚”,毛口板凤寨人卢兴朝“颇能文章”,郎岱城人何其杰“未弱冠文名籍甚”,毛裕昆、皮九龄,“工文辞,善诗赋”, 彭公武 “长于诗词,文章出众”。在郎岱古代文人创作的众多诗文辞赋中,诗歌以郎岱人李锦心的《咏郎岱八景》,李钟岳的《观耕楼晚眺》、《夜经白骨塔》、《游东山寺》,黄伴松的《咏美人风筝四律》诗最负盛名;散文以何思诚的《岱山书院荡胸轩记》、邹鸿儒的《清厘岱山书院记》、张仁政的《重修东山寺记》,周夔的《基元试院记》、《新开河渠记》,李钟岳的《游穿洞记》、《观耕楼记》,白槐的《东山记》,黄文灿的《小桃园记》、《文笔记》,孙清彦的《郎岱木城碑记》、《郎山说》,张瞻云的《重修月亮河天然桥碑记》、《月亮河天然桥山路序》、《张瑞卿偕夏藕村致丁稚璜宫保书》,彭公武的《寓寓庵记》等写得极富特色,流传甚广;另有河南陈州人僧天问明崇祯时遁于郎岱化处永兴寺“伏案著书”,“诗有抄本”,赵德昌著有诗集《枕戈室诗草》,李锦心著有《云山房诗文稿》等。建厅以后的郎岱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出了一个进士名张本谟,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文学作品存世。

在厅属文学的开启下,此地好文风气日见浓烈,以致在清末出现了被称为“岩脚八大诗人”的夏藕村、彭鹤庭、黄华清、彭公武、龚佑文、张龙门、陈兴斋、叶云秋等人,他们中不少人有诗歌留世;此时,安健的诗歌创作同样也值得关注。

郎岱古代文学在当地留下了一些作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它还处在萌芽状态之中。

二、盘县古代文学概况

盘县古代文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建普安卫城开始的。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普安卫学的创办,标志着中原儒学教育在向卫所驻地渗透时形成一种趋势,自然,这种趋势和明王朝的倡导有着密切关系。明初,朱元璋在对贵州强化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也很重视教育,他主张“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并反复强调:“移风易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农桑,衣食之本;学校,理道之源。”在这种背景下,盘县古代的地方教育和全国一样得到大力发展,故清代莫与俦感慨道:“当永乐置省,才有三学。”

普安卫设立以后,卫学兴起;永乐十五年(1417年),普安州儒学和文庙兴建;康熙七年(1668年),普安州学始建;雍正七年(1729年),普安直隶厅学始建;清嘉庆十一年(1807年),凤山书院始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南台山考棚始建。立学才可以培养人才,有人才才可能有文学的发展。自普安卫设立以来,到永乐十三年(1416年)普安州设立之后,州卫先后有12人中进士,为盘县古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普安直隶厅志?艺文志》所载:“自前明经理滇云,而兹土遂为孔道,骚人之蜡履,儒吏之文旌,日驰逐于鹰崖凤岭间。讫鸟蛮花,晓迎冠益,琴丝鹤影,晴映牂牁,胜水名山,题咏殆遍,又得杨、沈二君,相与提倡宗风,厅之才而俊者,希风竟奋,群肆力于古诗文词,而艺文乃卓卓可传。”故崇祯十一年(1639年),徐霞客到普安州考察,在日记中留下“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宗鲁),今有王宫詹(祚远),非他卫可比”的感慨。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两代盘县的诗人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代表作品。以诗歌而言,杨彝有《碧云洞》、七古《游水洞长歌》,沈勖有《南洞胜游》,蒋宗鲁有《碧云洞》,蒋杰有五古《平播行》、 《登岱作》、《再登岱歌》,王祚远有《何燕泉先生读书处》 、《京居书怀 》、《偕谢君采三一溪寻花》,谢士章有《集流杯亭》二首、《秋夜舟兴》四首,邵元善有《碧云洞赋》、《红崖》,张涣有《乙巳春同唐霁轩、张春汗二藩泉游碧雲洞》,谢瑜有《游碧洞》,焦希有《丙辰十月虹泉蒋先生游》,张敦仁有《游碧云洞东谢西渠高先生兼呈蒋虹泉年丈,张九臯太守,邵杜林、午山二春元诸君子》,吴国伦、赵天佑均有《碧云洞》,沈思充有《碧云洞二首》,王士性有《普安碧云洞》,刘瑄有《飞云洞》,沈亦琛有《中秋后携两侍儿泛燕矶礼洪济大士眺月岩》、《春日集不系园》、《昆山天游阁望太湖》,卢世昌有《过广陵》、《登金山》等。此外,普安州明代重要的诗人还有蒋廷璧、邵元吉、周仕国、孟本淳、杨英科、朱丹木等;清末民初的朱大韶著有诗歌,并集律诗一千余首,正是这种流风意绪的承接。

普安州卫时期的散文,主要有邵元善的《退思室记》、蒋克达的《轻徭薄赋疏》、范兴荣的《小洞天》、余愭的《丹霞山志序》、卞三元的《重修盘江铁索桥碑记》等,不少外来文人在这里也留下一些散文之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盘水文学在历史上以盘县取得的成就最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一是黄万机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普安州明朝前期的诗人杨彝、沈勖,晚期的诗人王祚远、谢士章,可见普安州明代诗歌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二是“西南大儒”莫友芝在《雪鸿堂诗搜逸?序》中,对明代黔诗的发展概貌及诗家,有一个概括性的论述,其中提到的32名诗人中,就有出自普安州的蒋宗鲁、蒋杰、王祚远3人;三是在搜集贵州历代诗歌最完备的《黔诗纪略》中,莫友芝收有杨彝的诗歌八首,王祚远的诗歌七首;四是陈田在《黔诗纪略补》中收录谢士章的诗歌68首;五是盘县古代文学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品种较为丰富,并得到了外界的认可和好评。

杨彝和沈勖对盘县古代文学有开启之功,其中杨彝著有《古今律选》、《凤台贵竹》、《东屯南游》,与其弟有“杨家兄弟最能诗之说”,而沈勖在当时“雅善诗文”,著有《迁思遗稿》。 明代晚期诗歌中,《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提到的有王祚远所著的《永亭诗文集》、《王尚书集》,而邵元善在嘉靖时著有《贤奕集》,谢士章著有诗集《计偕》、《笑玉轩》、《退食轩》、《秋似亭》、《罗浮》、《七星岩》、《燕台》、《懒云》、《郢中》、《巴音》十集,光绪年间,陈田《黔诗纪略补》中载其诗68首,《明诗纪事》选入其诗7首,系普安州存诗最多的明代诗人,人谓其诗“恬静之意,清俊之篇,不亚君采诗”,声誉极高,卢世昌著有《丹霞山人集》。在盘县古代文学中,除了诗歌和散文外,清嘉庆年间(1815年)盘县任璇创作了戏曲作品《梅花缘》,范兴荣创作了小说作品《啖影集》一部四卷,旧志称后者“尤脍炙人口”。对这两部作品,黄万机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称《梅花缘》这部充满浪漫主义的戏曲作品 “与《鸳鸯镜》相比,无论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语言艺术,《梅花缘》均略胜一筹。”同时在该书小说戏剧篇中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范兴荣的《啖影集》,称这部形似“聊斋”的小说集有着很多和《聊斋志异》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在《聊斋志异》中,所写狐仙鬼魅,大多贤淑多情,比现实社会中的人物更具人性美和人情美。而《啖影集》的狐鬼则多狡黠或狞恶,也许是世风异变、人情淡薄、人心狡诈的末世风气的反映”,并说它“与袁枚《子不语》差可比肩”,被认定为“留仙《聊斋》以外,当以此为巨擘”的作品;任可澄、杨恩元编修的《民国贵州通志?文艺志》中说:清以来贵州只有四部短篇小说,《啖影集》四卷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种是“不著撰人姓氏”的《平南传》四卷,《牂牁野史》和《玩寇新书》。由此可见,盘县古代文学集这一时期文学之大成,已经成为了六盘水古代文学的主流形态!

三、水城古代文学概况

水城是清雍正十年(1733年)批准设厅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发源于此。

建厅以前,时丰里(后划归水城)人王承烈为康熙癸丑韩菼榜进士(《大定志》载为平远人,以斯时尚未拨属水城也),清雍正三年(1726年),该地在设汛置防、有营制定点之后,地方上才开始草创社学;派驻通判后,因有常平、永顺二里属地,故朝廷拨给水城选拔赴试学额二名;雍正十三年(1736年),水城厅首任通判孟金章在署东草创义学(次年将义学改为书院,取名“万松”),水城才开始有官办学校;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水城厅又得平远的时丰、崇信、岁稔三里为属,学额由二名增至五名,并从平远裁拨廪增各六名归水城厅,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水城教育的发展。此后道光七年(1827年),通判袁汝相感于旧义学狭小,将其迁建于城南凤翔街,改称“凤池书院”;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通判党思齐倡议修文庙于城东桂芳街,专管祭祀孔子和生员入学应试等学务;光绪元年(1875年),通判陈昌言又将文庙迁修于东门外崇文山麓(现水城站)扩大规模,并改设考棚。这一系列举措,为水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人士子中,有杜斯绣为乾隆壬戍科明通进士,并最终在此地出现了最能代表水城历史文化的人物——“水城三美”,即:桂天相、单辅国、李天极。

由于水城建置较晚,文化教育滞后,厅属的古代文学就显得单薄。从志书记载的材料来看,水城的古代文学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流,较有影响的诗人有安吉士、安家元、姬廷藩、邓学林、赵家彪、严至善、李澍、赵廷珪、徐廷佩、陈昌言、黄宅中、倪应谦、陈踪、李天极、李天柱、赵某等。其中,清代乾隆年间,水城岁贡邓学林著有《蠧余集诗文集》暨《涂鸦集》;清嘉庆年间到水城课读的四川綦江人陈踪生前著有《卧雪斋诗草》,旧志中收录了他的《庚寅抒怀》和《观音阁即景》等诗;清同治年间水城恩贡李天极著有《蕉窗回文诗草》行世;另外,旧志中收录的陈昌言《清华仙洞》、《翠霞山》、《石龙潭》等诗都很有特色,黄宅中和倪应谦均有《蒋孝子行》入志,赵某撰有《荷城八景回文诗》存世。散文代表作有陈昌言的《重修凤池书院记》、《改建文庙记》,单辅国的《重修关帝庙记》,李天极的《荷城赋》 和《吊二塘古战场》。李天极的这两篇文章前者写尽了水城厅属五里的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后者把战争的残酷和对生灵的涂炭写得惊风雨、泣鬼神,故在民间流传盛广。

清朝末年,在水城课读的大定府人宋蛟于1908年夏著有《清凉仙子吟稿》以及长篇小说《梦中梦》,水城人陈宝书创作了《南明学校十年纪念百韵》一诗,其传曰:“所作《南明学校十年纪念百韵》,诗人争诵之。一时国内名报,每多转载”,足见该诗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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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13: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