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梦绽初夏--记于台湾游学归来 |
| 正文 | 梦绽初夏--记于台湾游学归来 璐璐 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一九八四》BY 乔治·奥威尔 已是暮春，新柳残花，扬扬飞絮，寂寂梧桐。 人们话茶，焚香，对花，在梦中。 人们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里看菜花，登东城望桑麦，在旧时。 人们打车，打包，打人，梦醒后，现在时。 人们净身，洁心，做梦，做“中国梦”。 “中国梦”，在台湾游学归来后，这三个字更加沉重地盘旋在我脑中，使我愤郁而激昂，使我深思而静默，使我步履沉重而仍负重向前。 到台湾我并不空手而去，亦无满载归来。13年飞机降落台北，我甚至来不及再看一眼被我遗落的土地,因熟悉而麻木，就像书桌上的文竹，成为眼中熟景从而不曾意识到它有多么风姿卓然。然而，这终归是我的祖国。在飞机上，闭上眼，沉沉睡去，睁眼已是他乡，睁眼已是黎明，做了一场梦，醒来却仍活在梦中。 卖丑求荣，在台湾，最令人痛心的是，卖国丑而求荣。学校举办舍我文学奖，拔得头筹的是一位陆生，她用耸动夸张的笔调写计划生育，一位父亲将超生的儿子送给上司，对于有着基本文字鉴赏能力的大陆编辑来说，这并不是一篇文体布局，文字架构完美的头奖之作，而对于作为评审的台湾作家，他们见到如此题材，充满了具有优越感的猎奇欲与惊奇感，他们说：“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大陆竟然是这样？”我未曾作声，心内发寒，我的母亲仍未溃烂出脓的伤口就是这样被她的子女贩卖展览，在污血处耻辱处开出大丽兰。 所以我得做中国梦，生于中国，长在中国，为了中国，我得做浩荡，固执，野心勃勃的赤子之梦。我从不相信任何桃花源、空中楼阁、象牙塔、乌托邦，这些是幻想的温床，逃避的龟壳。无论生活在哪片天空下，暴力与欲望是人类的本能，都会有强暴，贪污，抢劫，净土只是毫无生机存在于书中的标本。也不信所谓为人民发声的大V,这些所谓的被架在神坛上的精神领袖，作为一群既得利益者，故意以夸张极端的字眼撕裂真实填充虚幻，麻痹庸众，以谋取自己的声名与利益。 然而当梦想这个词大规模侵占生活的角角落落，选秀节目，街边广告，廉价到想拥有一套房的梦想，人们可曾记起这些不是梦想，更不是实体化具体化的中国梦，它们只是物欲。什么时候“济苍生安黎元”不再是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当我随着台湾的年轻人为反建核四厂而发出呼声时，我想起了我的大陆，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我的呼声传不到那里，当我回到那里，我已掐灭了我的声音。 “你只有寸头和烟瘾像鲁迅。”我曾对一个愤怒青年朋友说。他不会成为鲁迅，尤其在他一手拿着考研书，一手在微博上随手转“公知”牙慧时。思想被绑架被麻醉，大脑被愤怒被无知侵占，这是年轻人最最可悲之事。离家远了，才知道家好，出去了，才更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多么值得我留恋，发现她的伤口了，才更想为她奋斗。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我不知天高地厚，我想挖出她的伤口，放在阳光下消炎杀菌，我想让这片华丽织锦明艳照人，即使我并不是一个裁缝。我只是不想重复那样的场景，在舍我文学评奖的听座上，满面羞惭，如此而已。 我在做中国梦，那么“我”是谁？苏联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当年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吼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对比羞惭，我甚至不能大声站起来对那些评委宣布：“不，大陆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沉沦》里那个懦弱的“多余人”，不是《V字仇杀队》里挣扎求生的娜塔莉，甚至不是《一九八四》里思想的逃难者裘利亚。我是一个最普通的90后，80年代的青年们沾染了一些金黄的激情，还做着些许残存的醉意醺醺的梦。90年代的青年们都太过聪明，知道如何平衡做梦与面包关系，甚至有一些以郭敬明式的爱马仕毯子为奋斗目标。楼房生长，青草生长，万物生长，而精神的洁净梦却在消融。“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那些如花的梦想，就像所有的梦想，只开了一个十年。 果真如此吗？行走台湾后，如今我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梦”，其落脚于传统儒家士子与道家出世理想共同熔铸的中国品格中，既经天纬地又行云流水，既铁马冰河又独钓寒江，既万山红遍又春过桃枝。中国既可以作为一个长袖青衫的君子行走于世界之森，温润如玉，却凛然不可侵犯，又是作为无以计数的众生黎民在江南，中原，边野筑巢安居，有口皆能言，有禾皆能食。如此浩渺的梦想，如此纤维的期盼。就像暮春，花落尽，叶长齐，只待秋日果实累累坠于枝头。 所以，一年好景在暮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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