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我的回忆录 |
正文 | 我的求学之路 引言 我的求学之路曲折而艰辛, 从1952年5岁入小学到1981年大专毕业,前后经历29年(如果加上1988年取得的文革后第一届函授本科学历,则一共用了36年).这36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动荡和人生的风风雨雨.不幸的是我考入大学之前的每个阶段都或多或少蒙受了政治运动及时局的冲击和影响.这36年走过的道路,充满了我对求学的渴望,特别是初中和高中两次遭遇学校转型而面临失学,其间不乏绝望和抗争.先后经历了小学毕业不能上初中,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高中毕业不能考大学,高中毕业12年后考上大学又被政审拦截的坎坷遭遇.我愿把这段屡败屡战的经历写成文字,以飨后人. 风云突变 小升初被打入另册 1958年7月,我在资兴煤矿子弟小学毕业,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前的半个月,我被班主任老师叫到办公室,她严肃地对我说,我的父亲政治上出了问题,要我正确面对现实,要我和父亲划清界限.我当时晕晕乎乎,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政治上出了问题”,不知道什么叫“正确面对现实”,不知道怎样和父亲“划清界限”…… 我决定去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当时是资兴煤矿二工区(后来叫宝源煤矿)负责矿山地质测量的主管技术员,二工区离家里有五公里路远,那时工区到矿部无公交车,父亲平时住在上班的地方,每周回家一次.我走到二工区,迎面就看到矿区办公室楼前悬挂的横幅和墙上涂写的标语,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标语和大字报上,父亲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前被冠以“右派分子”的称号,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上还被加上鲜红的大×.遇到一个熟人,他委婉地告诉我,这里刚开过批斗会,父亲被批斗了. 我无心再去、也不忍心再去责问父亲,失魂落魄地走回了家.半个月后,我们这届小学毕业升初中录取发榜,班上同学都被录取在资兴二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没录取,向来成绩优秀的我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看现在的学生考学校,录取了的会接到录取通知,没录取的就自然没有通知,而我至今清楚的记得:当年被录取的同学的通知书是用粉红色的纸印的,而未被录取的居然得到了一张用蓝白色的纸印的通知书,上面还堂而皇之说了一通屁话,内容(应该是一篇奇文)我是记不起来了. 备受波折磨难 初中耗时五年 小学毕业即面临失学,我陷入惶恐之中.父亲被打成右派,处境堪忧,仍要我去找看还有什么别的学校没有.当时资兴有两所政府办的中学,资兴一中在县城,新办的资兴二中(现在叫三都中学)位于三都中田.几经打听,离资兴二中两公里处、地名叫张家湾的地方有一所民办初中,校名就叫资矿中学,校龄和资兴二中一样,都是1957年开办的,正在招生,我即去报考,这次没人嫌我是右派崽子,我终于能读初中了. 学校位于廖市郴侯山南麓张家湾,校舍是一座祠堂.当时两个年级有学生七八十人,教师四人.每年招一个班,我是第二届入学的.学校设备简陋,课桌高低不一,寝室里没有床架,床铺就席地开在楼板上.学校没有通电,靠煤油灯照明,晚自习是在祠堂的厅屋挂一盏气灯(一种烧煤油能人工打气亮度较好的灯具).晚上远远地能望见两公里外的资兴二中灯火通明,心中别有滋味.所幸的是发的教材和二中是一样的,我暗暗对自己说:只要教材一样,我就不会落后! 1958年底,中国正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国家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这个方针一直沿用到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提法为止).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折腾的够呛,大炼钢铁我曾参与冒岭山挑铁矿石,大兴水利我曾在香花上芬修水库,一大二公大办食堂我曾到廖市东塘、高坡挑稻谷.每次虽时间不长,但却看到不少匪夷所思的人间怪象,如我们从冒岭山上把“铁矿石”挑到炼钢厂(现在的九村处),看到这些矿石掺入木炭和敲碎的铁器在“土高炉”里炼成啥用也没有的“铁渣”;我们只凭公社干部一纸便条就到廖市公社下面的村子里开仓挑谷送到公社,而在村子里我们看到村前稻田里熟透的稻谷倒伏在田里无人收割,说是劳力都大炼钢铁和修水库去了;在水库工地上,我又看到了所谓的“放卫星”,即比赛谁挑土多,把几十只装有一点泥土的土箕堆叠一起,再用一根长竹竿挑在肩上,后面跟着一窜人呐喊起哄,然后清点土箕的数量进行通报, “放卫星”就算成功了,这边刚报出20担,那边马上就有报30担的……那场面可真是红旗遍地卫星满天.还有很多奇葩异象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了. 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学校的教学倒也算过得去,我也一门心思努力学习功课. 初中的第二个学期,资兴煤矿的完小要增设初中部,就把民办资矿中学的两届学生全部接收过去(这就是后来的资兴矿务局子弟中学的前身).校址在三都上茅坪.在这里读了三个学期,学校条件比张家湾好多了,学习基本正常.只是这时家里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父亲被送去劳改(名义上是劳教).我们子妹三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做苦工维持,母亲咬着牙坚持不让我们辍学,以她孱弱的妇人之躯大冬天赤脚下泥煤池挑煤、下河捞卵石、分娩生产仅七天就复工做体力劳动.夏天在矸石山上冒着滚石检块煤,几次被矸石砸伤……我们子妹在食不裹腹的情况下读书,放学就去检煤渣、星期天上山砍竹子、寒暑假搞劳动,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 家里原有二十几平方的住房在父亲被劳教的三年里被强行隔去了一半,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我的专用卧榻是放在床头墙角里的两只挑箱,白天上面堆放杂物,晚上铺上被子睡觉,母亲和我的三个弟妹则挤在一张床上.烧的燃料是从洗煤厂旁边的河道里捞出来不要花钱的泥煤,烧起来浓烟滚滚,墙壁全熏成了黄黑色 我的一个刚一岁的小妹妹每天一个人被锁在家里无人照看,有时我用课间操20分钟的时间跑步回家看一眼,她也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又匆匆离开.这个小妹妹在贫穷、饥饿、疾病的折磨下连病带饿很快就夭折了.弟弟健群与妹妹映群小学毕业后升初中照样没她们的份,健群辗转到了资兴县城的一所民学校勉强读完初中.映群妹无路可走,小学毕业就成了一名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中国童工. 1960年9月,资矿完小的初中部并入一所新开办的学校, 校址在矿俱乐部旁,学校分三个部分,分别是中专部、中技部、普中部.前两者是为煤矿培养初级技术人才的.这次合并给我后面的求学之路埋下伏笔,平地多出一段曲折坎坷. 61年春,我进入初中最后一个学期,眼看就要毕业.由于中技部的学生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文化基础和语言沟通都相对较差,在学校的实习工厂上专业工艺课时,一两个教师根本对付不了一个班的学生.学校领导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这个初三毕业班的学生转入中技部,就住在学校的实习工厂,学习中技课程,主要任务是协助老师管理来工厂实习的学生.并承诺两年半后优先分配我们工作,在校期间学费生活费全免,这个安排有点吸引力,很多家长要求子女加入.考虑到家里的状况,我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了电钳专业的中技学生,幻想着两年后能成为一名电钳工人. 在实习工厂这个二十多人的强化班里,我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搞电工稍微好对付点,最难的课目是上钳工桌练习钳工錾割金属的技艺,这活儿要求左手握錾子,右手挥动榔头敲击錾子切割金属,而眼睛不能看錾子头必须看着錾口.我个子矮,必须在脚下垫两块20厘米高的垫板才能够着虎钳的高度,挥手一锤砸下去,往往砸在左手上,搞得鲜血淋漓. 这段经历的收获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一些电钳工的知识和技能,而代价也是沉重的. 1962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造成的恶果已从各个层面显现出来,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撤、停、转、并一批企事业单位,精简下放职工和城镇人口,1800万职工被精简下放.资兴煤炭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被撤销,普中的学生留下,(资兴矿务局子弟中学此时正式挂牌),其余学生全部遣散回家.我在这所学校耗费了一年的青春,我的就业梦被无情地粉碎了. 我当时16岁, 求学无路,就业无门, 又不想就此走上出卖苦力换取汤饭的道路,举目四顾,不知路在何方.这时学校的老师对我说,可以再来读初三啊,无奈之下,本应在1961年夏季毕业的我,又在1962年秋季走进了初三的教室. 这次重进初三,最大的问题是这两年对俄语的教学要求在不断提高,我原来的那届初三还只学了一点简单的字母发音和少量单词,根本没有接触课文,而现在这个班的课文是由整版整版从未见过的单词堆叠而成,上课根本无法听.更难堪的是上第一堂俄语课,老师见我新来,想看看我是什么水平,就点名要我朗读课文,我一句也读不出,闹了个面红耳赤.我知道要赶上班就必须先赶上俄语,我现在的水平相差了近一年的课程,我不能一课一课的赶,我把两本书的全部单词分类集中起来,苦读强记,同时把语法知识也归类学习,并辅以大量的练习,经过大半个学期的努力,进步很快,已经在班上处于领先的水平了,老师看在眼里,给了我一个雪耻的机会,又在课堂上叫我朗读一篇课文《Чапаев》,我读得很好,李玉琴老师把我扎实表扬了一番.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那本教材,还记得当时老师的笑貌.行笔至此,禁不住又翻出书来读了一遍,时隔五十多年,完全读不出当年行云流水的感觉了 1963年夏天,我参加中考,感觉试题不难,考得不错,却又一次落榜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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