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右派 |
| 正文 | 1957年，某市一个剧团的团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下放到农村改造。 22年后，团长的右派帽子摘除了。找组织报到时，组织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想看看打成右派的文件。组织让他三天后来。三天后，他来了，组织又让他一周后再来。一周后，他见到了那个认定他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文件。 文件上除了报请批准某某为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字外，没有任何关于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的事实陈述。而且，文件中也没有组织核心成员的意见和认定，没有上级有关部门的审批与核实，只是一纸十几个字的报请文件，就让他成为了22年的右派。 看完文件后，他想了很多。 他想起了他被打成右派后，工资待遇被取消，一家五口，仅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糊口。 几天后，有领导找在机关要害部门工作的妻子谈话，问她：“丈夫右派了，你怎么办？” 妻子选择留在丈夫和孩子们身边。于是，妻子被撤离要害部门，下放到了企业工作。 再后来，他们又一起被下放到农村。 在农村，他积郁成疾，干不了农活。孩子们小，也帮不上忙。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肩头。他记得她每月都要步行二十多公里，为一家人扛回当月的口粮；记得她挥汗如雨脱土坯，盘火炕；记得她赤脚挽袖下农田，种蔬菜……城里长大的妻子，成了道地的农妇，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初到农村时，内蒙一个剧团倾慕他的才华，盛邀他去导戏。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挣点钱填补家用，他去了内蒙。演出空前成功，当地报纸对此进行了隆重报道。 他收拾行囊，满怀喜悦准备离开。没成想，一个拘捕小组却悄然而至。 他被蒙上了黑面罩，戴上了手铐，带离了内蒙。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哪里，面罩摘掉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被关进了一个几尺见方的狭小房间里。 审讯开始了，让他交待到内蒙的目的。他说导戏。对方摇头，让他老实交待。 “导戏怎么选择内蒙？” “是内蒙找的我。” “内蒙离苏俄很近。”对方提示。“你到了内蒙边境，企图叛逃，被军犬咬了一口，才折回来了，是不是？” 他明白了：他已经从反动学术权威，升级到了政治叛逃要犯。 审讯持续了38天。 38天里，他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房间的四壁是软的，他连自杀都不可能。 38天后，审讯最终终止，审讯结果是：抓错了。 摘除了黑面罩的他，活着回到了家。 有妻子在的家，陪伴他度过了与世隔绝不堪回首的38天。陪伴他度过了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22年。 他想起了他成为右派后，妻子带着几个孩子去妻妹家住了几天，临走时，妹夫跟妻子讨要这几天的口粮票。而他的一些亲人，也毅然决然地与他划清了界限，断绝了往来。 他想起了为了给孩子看病，他卖掉了心爱的木版《资治通鉴》、《史记》、《文心雕龙》，卖掉了抵御严寒的裘皮大衣，卖掉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家徒四壁，举步维艰。 他想起了无数次的被游街、批斗，想起了反目的朋友，疯狂的人群，也想起了艰难岁月里弥足珍贵的友情…… 他想起了很多，很多。 一顶莫须有的右派帽子，让他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他心中的悲愤无以言述。他问组织：“根据文件，他根本不是右派，又何须平反摘帽？” 组织回答他：“运动期间，有多少右派缺胳膊少腿，又有多少右派死于非命，咱这不是还好好活着吗？” 他默然不语。是啊，活着。活着——才是硬道理。 他活着，走过了那段蹉跎岁月，他也将活着，走过更为久长的人生。 团长今年八十有六，依然健康、硬朗地活着。和不离不弃陪伴着他的妻子一起，相濡以沫，其乐融融。 20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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