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回身寻找年的感觉 |
正文 | ![]() 2015年2月初,微信里不断在辩论“放鞭炮还是不放鞭炮”的话题,双方言辞激烈,振振有词,都煞有介是地在坚持真理。我容量不大的脑子里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为什么要讨论鞭炮,一个是,鞭炮放不放这么大的争议吗? 第一个问题很快想出来答案,原来要过年了,2015年春节似乎近在眼前。小同事们每天早晨都问一个问题:“你买到车票了吗?几号的票?”我恍然间也从一堆一堆的邮件中拨出脑子想了一下,原来我也是要买票的,订票系统中一片灰色,北京出城的人似乎占据满所有的通道,每一个出口都严实得如磐石,没有留给我一丝缝隙;在我没有想清楚如何离开北京时,只好去想另一个问题,鞭炮怎么了? 环卫工人说,为了能让他们过年,不要放鞭炮了,生产烟花的工人说,为了能让他们过年,多放些鞭炮吧! 站在26层阳台,看不远处中央电视台明亮的电视塔和朝阳路上闪烁的霓虹,以及脚下有人正把一只一只红彤彤的灯笼挂上树枝,心突然空落了许多。不知道北方,雪花是否还在飘扬,房檐下是否也挂上了喜洋洋的灯笼,门楣上“福”字被粘稠的面糊冻在大门上,一只馋嘴的小狗儿舔着福字,鼻尖上顶着一坨孩子抹上去的面疙瘩;远处屋顶飘荡着轻渺的白烟,在白茫茫中天空闪过麻雀执着的身影;记忆中,鞭炮是春节,是年,没有鞭炮,就把年味丢在了风里,埋在了雪下。 男孩的口袋里藏着拆开的鞭炮,一个一个的,他们潜伏在松树林或者路边的深沟里,等待女孩子或者一只小狗、一只公鸡经过,丢出去时,窃窃私喜,盼望女孩尖锐的叫声,小狗受惊后的四蹄腾出雪花,而大公鸡必定腾空了翅膀飞出意想不到的高度,主妇高昂的骂声让他们趴在雪地里久久不动,然后就是爆发的笑声,被女孩掷来的雪球砸在肩头,奋勇还击,于是雪地里一片混乱,各个脑门上顶着汗珠儿,脖子里的雪球没有弄干净,化在颈间,冒出热气;腾出手来,扔几只鞭炮或者二踢脚,炸得雪花飞腾,红色的碎屑飘在头发上、帽子顶上,落在脖子里的便和着汗水雪水粘在一起,要小朋友互相帮忙捏出来,脖子里留下碎纸屑染出的红印子,是喜洋洋的味道。 女孩不甘示弱,从家里取来烟花,小蜜蜂、小蝴蝶旋转落下后变成竞相争抢的礼物,长久地存在窗台或者玩具箱里,这些难得的工艺品携着淡淡的硫磺的味道和糖纸、小人书一道珍贵地安置在一起,随着时间埋藏在心灵的某个角落,上面伪装着野草或者仿佛的荒芜,弥久的岁月间酿出淡淡的清香。是年的味道,也是年的感觉。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幸福和温暖的纸屑变得这样不堪,充满喜庆和幸福的鞭炮成了被批判的角色?是无节制的使用让碎屑泛滥得让人唾弃和压抑,还是贪婪的榨取让它们物是人非,摧毁了幸福的感觉。 我想找到年的感觉。 满街新衣服在打折,一间一间店铺中各种纤维折叠成方正的板块或悬挂在橱窗,儿子在纷纭的衣架中选中一款毛衣,橱窗中北京正午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天空明亮如他灿烂的笑容,服务员是个20岁的姑娘,在儿子的肩头掸下一根线头,白皙的脸上一抹红晕,她轻声说,多帅气!恍然间,他如我。 11岁春节,带上零花钱,我穿上极少穿的天蓝色棉猴,那个棉猴里里外外有许多的小口袋可以藏下我准备购置的许多小女孩的秘密,比如一根漂亮的发夹,一只红色头花,一本《格列佛游记》或者《蝴蝶梦》,当我奔向一只硕大的彩色玻璃球镇纸去摸钱时却摸到一整叠纸片,仔细看是厚厚的一叠人民币,百元的,随意地放在我的口袋,我呆了几秒钟,抛下漂亮的珠子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地地奔回家。母亲正在灶前炸土豆盒、带鱼,我指着衣服口袋说不出一句话。 那个春节是在一片混乱中度过的,那些钱是父亲或者母亲瞒着对方放的,我始终不知道是谁的,但因为我的缘故让他们狼烟四起。很长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理我,仿佛那些钱是因为我生出的事端。 阴历23,满街红灯笼照耀出悠长胡同的喜庆。一个老男人在卖剪纸窗花儿,闪烁的车灯将男人的脸上涂抹上一层金红色,渲染得他如同手里举起的门神,想起几年前老公贴门神的事儿,春节临近,鲁西县城的街角便到处是卖门神、灶王爷的,老公凑热闹也买回两幅,我诧异在楼内贴到哪里,他胸有成竹的将一张贴在抽油烟机旁,一张直接贴在大门外。初一楼下一位叔叔来串门儿,进门儿就问为何将灶王爷赶到门外,老公愣了一会儿,放声大笑,原来他把灶王爷和门神弄反了,愣是把好吃的灶王爷冻在门外,连味儿都没让闻闻。这个笑话讲了很多年,从此后也再没敢让灶王爷来过,估计那老爷子也是记了仇的,想想还是乡间厚道,他好不容易来回城里人家,居然连门都没让进,更别说温暖的炉灶和香喷喷的食物的味道了。 过年,与丰富的餐桌相较,我更喜欢糖葫芦,不单单是喜欢吃。北方水果珍贵,冬季只有糖葫芦极为丰富,红彤彤果子闪烁在稀薄脆脆的糖衣中,举在手心,一颗一颗像灯笼的小果子让心涌满甜蜜和满足,吃山楂时黑狗卡利会一直眼巴巴地看着我翕动的嘴巴,分一颗给他,他也咔嚓出一片香甜的声音,若把山楂核儿抹一颗在卡利鼻子上,它伸着舌头转着圈去舔,仿佛转圈才能让舌头更长般。 小时候我喜欢买胖奶奶的糖葫芦,她一年四季穿着黑蓝色围裙,推着一个笨拙的木轮小车,蹒跚着步子,“冰糖葫芦,奶油冰棍儿。。。。。。”悠长绵软的声音穿过披着白雪的篱笆和双层玻璃窗,像糖葫芦一样酸甜,勾起沿途房子里小孩子们味蕾的欲望,一个个垂涎欲滴。 她个子不高,住在离我家6公里外的另一个镇子,每天推着车子走很远的砂石路叫卖,渴了喝一个大玻璃瓶子里的水,冬天玻璃瓶子里飘着一层冰碴,她用舌头顶开了喝下面的冷水,能听到“刷拉”的响声儿。我们很奇怪她守着这么好吃的冰棍儿不吃,那些冰棍儿可是她自己的呀,满满一箱,连木箱子都散发出诱人的味道。她笑着摇摇头继续走,木轮车磨着石子的“咯噔、咯噔”声音传出很远。 邻居田阿姨每次买完冰棍儿总是叹息一声儿,“哎,真是苦命!”我们不知道冰棍为什么被买来就是苦命,啃着田阿姨分给我的冰棍儿,我笑眯眯地看着她,希望她不会告诉我母亲我又吃了她买的冰棍儿。母亲当着田阿姨也总是笑眯眯的,吃饭时却出手极快地用一双筷子做武器直接抽向我宽大的门头儿,她背后是大衣柜的镜子,我清楚看到随着她手起筷落我脑门儿上立刻留下两道通红的印子。我含着泪,看母亲把菜夹给姐姐弟弟,只要转到我脸上,眼睛立刻冻成无数冰棱,扎得我生疼。 我还是会偷偷溜到田阿姨家,田阿姨给我梳好辫子,摸着我的脸蛋说,长大了给“波儿”当媳妇吧!我笑眯眯地连声答应,好呀好呀,当了波的媳妇是不是田阿姨可以天天给我买奶油冰棍儿吃?田阿姨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点着我的脑门子说,奶油冰棍儿媳妇,阿姨天天给你买! 我和田阿姨的儿子“波”啃着奶油冰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问道,阿姨,为什么冰棍苦命呢?田阿姨愣愣地看着我,笑容渐渐冻住了,看着窗上被风吹得鼓鼓的塑料布说,我说的是卖冰棍的那个奶奶,苦命。 奶油冰棍奶奶的丈夫是反革命,被革委会打死了,她原本是个俄语老师,丢了工作,每天便卖冰棍,据说他丈夫的家人都在外国,她以前穿着很洋气的布拉吉,会唱很好听的一首什么玫瑰的歌儿。她的孩子被下放到偏远的草原。她平反后仍然卖冰棍儿,她怕她走了,孩子回来找不到她,便守在这里。其实她的孩子早就死了,是自杀。田阿姨说。 卖最甜蜜食物的奶奶的命是最苦的,大约只有每天抚摸到甜蜜并将甜蜜散发出去才能忘记苦难吧。很多年里,看到糖葫芦便想起推着木车吱呀吱呀行走在砂石路上的矮胖的奶奶,想她若穿上白底红花的布拉吉唱着“玫瑰”会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却只飘过一声儿悠长的“奶油冰棍儿”。 离开冰天雪地的家乡,我依然喜欢买冰糖葫芦,北京的,山东的,黑龙江的或者深圳的,却极少吃,酸甜的果子,举在手里仿佛握住一串幸福,而幸福从来不是能够握住的,只能短暂地停留在某个时点,某个地点,某个片段。就像一个一个“年”,隐藏在春节背后,只用一个红色的幸福开头,中间和尾声,有泪有痛,有执着和勇敢,也有艰辛的努力和奋斗。 传说中,“年”是凶猛的动物,张牙舞爪地来到人间吞噬生命;现实中,“年”何尝不是最残忍的动物,夺走多情的青春,丰美的肉体和明亮的眼眸,回首间,年无情。 年又分明是最有情的。期待中的成长,日渐的丰盈。2015年情人节,距离“年”还有96个小时,儿子穿上立领新毛衣,灰绿色风衣将一个小胖子变得风度翩翩,他搭着我的肩膀,说,过年真好! 他没有放过鞭炮,没有听到过奶油儿冰棍的叫卖声儿,暖气房间,他喜欢提拉米苏雪糕和八喜冰激凌,也喜欢刚出炉的抹茶蛋糕,我们一道啃着冻柿子,手磨咖啡将慵懒的浓香沁入心脾,透过窗子,阳光温馨。电视里《爱情公寓》主题曲起起伏伏,他看着手机笑得前仰后合,是我在他说说上的留言引来的一片跟从,幽默的、直率的、坦诚的、狡黠的都引用了我那句“别老低头看那破手机”的训斥。 他们的生活从来都不缺少笑声,即使寒假的补课中缺席了同学聚会,隔着800华里,用70后已看不懂的语言调侃着彼此。青春的笑容如此的温暖,像此刻的阳光照耀着我衣角的小花,淡粉色的花儿在他明朗的笑声中默默开放,如春天。 不,是春天已经早于“年”一步来了,蓦然回首,年的滋味已在心头,哦,不止在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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