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 |
| 正文 | ◇李清明 父亲和叔叔从小就是一对孤儿，他们兄弟俩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长大后的父亲却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自己的名字写得特别的端正。父亲说，年少时的每日凌晨，他从荒郊野外捡完一担牛粪，砍满一筐柴草回家后，便会趴在村头私塾的窗外，旁听教书先生上课。春去冬来，父亲用树枝当笔、沙石当纸，竟自学完了启蒙的《四书》《五经》，也练就了一手好字。 因自小贫穷势弱，长大后的父亲天性极度敏感，最怕被别人瞧不起，也怕寂寞，怕子女少文化没出息，怕穷人受苦…… 最为典型的是，每次父母亲来广州到我们兄弟家中小住，常不提要钱要物的事，总是用心将我们不太经意丢放在某个角落尘封了多年的立功喜报、获奖证书，甚至和一些稍微有些头脸人物的合影照片、子侄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杂什一股脑背回老家，用心装裱悬挂在家中的客厅里。尽管后期家中的经济条件好转，我们把父母的家一会儿从农村搬到集镇，一会儿又从集镇搬到县城，但父亲家中的荣誉室却越搬越大，屡换屡新。来了亲朋好友，父亲带他们不是先看庭前花草树木，园内的膘牛肥羊，而是如数家珍般带领客人参观家中的荣誉室。此举，常常弄得我们这些偶尔回家的兄弟姊妹哭笑不得。 父亲是个老党员，在村里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因根正苗红，临近解放的那段时间，父亲就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了，还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组织的退租减息、分田分地等建设新政权的工作。后来，当工作组要带着父亲继续南下革命的时候，他老人家却留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不愿意将“革命进行到底”，“请假”留在了家乡。自此，父亲失去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国家干部的机会。 父亲这辈子什么时候组织观念都非常强，凡是组织交待的事，无论正确与否执行起来均不打半点折扣。十多年前，乡政府培养他做“农村科技带头人”，组织上先是叫他带头养了一千多只良种鸭，因上面派来的技术员指导失误，结果一栏肥鸭死得只剩几只。不久，政府又动员他种植大面积的西红柿。后来西红柿倒是长势良好，硕果累累，但收获之后却因交通不便没有销路，成吨西红柿又全部倒回菜土里做了肥料。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没有半点怨言。有一年，乡政府过年没钱发工资，父亲听说后，硬是把我们兄弟寄给家里过年的几千元钱，全部借给了政府。 父亲生性节俭，有钱没钱的时候，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渐渐形成了习惯。平日，父亲除了抽烟之外，就没有其它嗜好了。每次我们回家给他捎上的几条好烟，他却舍不得抽，总要叫母亲到邻居开的小烟店里，将一条好烟换成几条价值相等的差烟。后来，闲下来的父亲跟着几个老头老太学会了打一种家乡名叫“捉麻雀”的纸牌，半天输赢也就十来元钱。因刚学会打牌，手眼生疏，父亲总是输多赢少。三五次下来，父亲老是说有些划不来，输得几次够买好几斤猪肉呢，后来就干脆不打了。我们几个见父亲没有娱乐怕他健康受影响，便找来父亲的那几个牌友，每人发给几百元钱，叫他们打牌时有意让让父亲，让他老人家高兴一下。谁知没多久，秘密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把我们好一顿臭骂，从此就再也不摸牌了。 父亲自己节俭，却不愿看到别人过苦日子。每年春节临近，他总要动员我给老家村里的“五保户”和孤寡老人送些钱物过年。有几次因种种原因，我送出的钱物未能如数地分配到困难老人的手中。打那以后，父亲便亲自把关，将钱物分成若干份，亲手运送，并请老人们按上手印。每次望着父亲寄来的村里孤寡老人们按满鲜红手印的救济清单，我的心总会有阵莫名的感动，既为穷苦老人们的生活不易，也为父亲的细心周到。 后来，在父亲的极力提议和影响下，我和弟弟分别给老家的村里捐建了希望学校，将村里的泥沙路硬化成水泥路，建起了文明社区。当村干部提出要感谢父亲时，却遭到了父亲的婉言谢绝。为此，乡亲们总感有些怠慢了父亲。后来，乡亲们根据父亲爱热闹的特点，硬是以父母的名义唱了一台花鼓戏。父亲被乡亲们众星捧月似的端坐在戏台前，笑得合不拢嘴，老人说那天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光。 找到了父亲的兴奋点，之后父母寿庆时，我们便一律改为请花鼓戏班子给老人家唱戏。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嘱托家人不要收礼，要请乡村和社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喝酒看戏。一次，弟弟请的花鼓戏班子与我请的重复了，退又不能退。于是，两台花鼓戏只好同时“开锣”，名曰唱“对台戏”。 两台戏同唱热闹好看，但很容易引起两个戏班之间的纠纷。开唱之前，父亲将两个戏班子的人叫到一起吃了一次“和气饭”，向双方提出了不许喝倒彩、不许闹事等具体的要求。当乡亲们笑说父亲何必如此麻烦时，父亲却总是笑笑说：我的想法非常简单，纯粹图个热闹。父亲的心思惟有我读得懂，他老人家正是在用现时的热闹去弥补年少的孤独呐。 也许是从小就失去了家庭温暖的缘故，父亲从小就个性强，遇上不顺心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这时候，母亲却只有暗自流泪的份，哥哥姐姐一个个也像极了一只只温顺的小猫小狗，不敢吭声。小时候，因我在兄弟姊妹中最为顽皮，也最富有反抗精神，所以总爱跟父亲作坚决而又势力悬殊的“斗争”。虽然总少不了被父亲放在神龛上专门伺候我屁股的竹条抽得皮开肉绽，但每次却总是以我的胜利和父亲的妥协而告终。记得初中辍学在家时一次放牛，因看小说着了迷，牛吃掉邻居家一大片禾苗。父亲气得不但撕掉了我手中的小说，还把我书架上的书一股脑扔进了屋门前的鱼塘里。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不但把父亲放在衣柜里的“致富能手”“万元户”证书也丢到地上，还拿着一个空农药瓶子扬言要喝农药，以死相争。后来的结果，不但让父亲拿出了几十元钱让我去买书，而且还特许每半月给我放假一天，让我骑着单车到集镇的书摊上购书、租书回家看。后来的我能靠读书学习走出乡村，有所出息的话，还真得感谢父亲对我特有的照顾和宽容。 记不清多少回，在祖屋的树荫下、饭桌上，特别是有客人在场的时候，父亲总爱跟我们讲起他过去如何操劳，如何把我们兄弟姊妹抚养成人，如何发家致富等“光荣历史”。年轻时，听父亲讲起这些，总有些嫌厌老人啰嗦的感觉。等到自己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便发现自己的倾听多了许多平静、许多感怀，甚至还有许多期待。 一个人便是一部历史，哪怕其卑微得像一株枯荣岁岁的草芥。原野上的草芥虽微不足道，但在儿子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棵常青的大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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