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买马村记 |
| 正文 | ◇李清明 买马村坐落在洞庭湖的南岸，是沿湖围垦而建的许多水乡村庄中的一座，也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围湖造田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过去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东至江西的九江，南至长沙的乔口，西至湘西的武陵山，北含湖北荆江以南地区，不单是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的聚散地，也是长江水系流经湘鄂两省境内后，汇经长江注入大海之前巨大的屯水蓄洪之地。 如今洞庭湖四分五裂，中心湖区已不足百里了。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剧增，耕地面积的锐减，临湖的居民围湖而建，肩挑锄挖、牛拉船运筑起了一个个人畜共居的人口围子。还有，上游拦水坝的建成，致使湖区湖床裸露，湖淤水干，人进湖退，恶性循环，难以休止。 十七岁之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买马村。虽说村庄离县城直线距离只有二三十公里，可要跨越资江和湘江两条河流，过好几个轮渡。有事进城的大人，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去县城，往往要临近天黑才能回来。如果没能赶在天黑前登上最后一班轮渡，常常要第二天中午才能十分疲惫地回到村里。我是借当兵的机会才第一次离开水乡，经过县城，看到外面世界的。 当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离开水乡，脱离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也因此注定了我此生漂泊无依。一位哲人说，一个渴望离开故乡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我深深地知晓，自己一生的行走，依旧只是一名匆匆的过客，心灵再也难回水乡。1982年底我穿上军装，去到部队后便特别地努力，入伍第二年便荣立了三等功，还被批准入党。记得在上级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组织会议上，有一项程序是由我本人宣读自己的简历。 党的组织会议通常都比较严肃，当我念道“李清明，男，1965年4月5日出生，湖南省湘阴县洞庭围乡买马村人”时，在场的十多位领导几乎全都忍不住扑哧一笑。其中一个叫叶林的团政治处主任当即笑着询问道：“买马村？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买牛村、买狗村、买猪村……呀？”领导的问话竟让我一时语塞，窘迫了许久。其中，一方面是紧张，另一方面是我当时的确不知买马村的来历，更不知道村边是否还真的有买牛村、买狗村等村庄。 三十年后，我从南方居住的城市频频往返故乡，开始了对买马村前世今生的考问与调查。 据父亲讲，买马村过去叫李家围子。临湖而居的乡亲们只要谁家有钱了，积蓄到一定的程度，便可以向洞庭湖要地要粮。找一块肥沃的湖洲，四周一围，便是一个村落。现在家乡的许多村庄，有的仍在沿袭过去的名字，比如毛家围子、李家围子、黄家围子等等。顾名思义，李家围子便是以李家人为主围垦而建的。父亲还说，这李家围子是我曾祖父的私产。曾祖名叫李富生，是个瘸子，人绝顶聪明，一只手会打算盘会记账……他是靠给地主家当账房先生，从买边角水田开始，勤俭持家一步一步成为地主的。不久，有钱有粮的曾祖父又倾其所有，历经十多年时间，有些划地为牢般地圈湖造田，成了李家围子的主人。再后来，继承了家业的祖父却极其好赌，先是在老家赌输了嫌不过瘾，后又乘船去省城赌，一夜之间便把老家的上千亩良田赌输得一干二净……谁知不久，全国解放，我家被定为中农，冥冥之中，坏事竟演变成了好事。 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李家围子被更名为洞庭公社更生大队。更生，自力更生是也。那个时候，时兴将过去老而土的地名改得既革命又响亮。村庄周围的庄稼村、粟塘村、乔山围村、红菱村全被改为图强、胜利、红旗、飞跃等村名。不但单位的名称如此，连那个时代出生的小孩的名字也多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我上小学的班级里，就有许多名叫红卫、文革、四清、卫星、和平、援朝、卫国的同学。大约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买马村和许多村庄一样，才被恢复过去的旧名称。而人的名字却连同户口本一起，则难以更改，成了那个时代富有特色的产物之一。 围湖而建的村庄，要抵御巨大的洪水，依靠的仅是一条从涂滩或淤水中用泥土建起的堤坝，堤坝一般都有三十多米高，且每年的秋冬季节还须人工不断地加高加固，站在能并排行驶几台汽车宽的堤坝上面向下俯看，袅袅炊烟仿佛从水底升起。 后来，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为了便于管理，抑或是显示大集体人多力量大的缘故，大多以公社为单位，又是一番番大干快上，人定胜天，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若干个上千人居住的小围子合并围垦成了上万人的大围子。老家的李家围子就是这个时候与乔山围子、粟塘围子、红菱围子等六个围子一起合并，称着洞庭公社的。县志记载：帝制时期，家乡所属县域先后修筑堤垸138个；后来淹的淹、溃的溃，到了清朝末年全县实存50垸；解放后全县又增至108垸。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全县动员十多万个劳力，历时一个秋冬近半年时间，在我家乡买马村北面的洞庭湖围起了一个占湖面积近50万亩的横岭湖围子。但也只仅存了一年时间，第二年夏季洞庭湖的滔天巨浪便把这个全县历史上最大的人工围子吞噬了。那年我12岁，从头至尾见证了修堤时的热闹和溃垸后的凄凉。全村的家家户户都曾住过修堤和逃难的乡亲。许多村庄连耕牛和母猪都被杀光了，乡亲们要连续“三班倒”地在烂泥上筑堤，劳动强度大，伙食不加改善难以承受超负荷的劳动。村里的会计说，修一个横岭湖，让全县所有乡村的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有见识的人则哀叹：大集体的确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但如果决策不好，也可能会集中人力物力办坏事。 过去的水乡十年九涝，水灾不断，溃垸淹人如同家常便饭。顽强的父老乡亲们总是淹完再建，溃了再修，无休无止，不断循环。在我的成长记忆中，买马村的父老乡亲们鲜见脸上有笑容的时候。唯一的娱乐也只是在农闲的时候自编自演，在以门板搭成的土戏台上唱几台花鼓戏。即是如此，他们选择的花鼓戏却以悲情的剧目居多，比如《吕蒙正蒙难》《皮秀英四告》《梁祝哀史》等等；唱腔运用的也几乎全是悲叹调——用哭腔把唱词拉得长长的，如泣如诉……长大了，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我才深深地理解，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是在用那剧情、那腔调，对苦难生活的一种渲泄和倾诉哩。由此正印证了现代女诗人舒婷的诗句：平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永远绝止。 有人说，买马村因处在南接长沙北连岳阳，以及资江与湘江交汇流入洞庭湖的水陆交通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从村庄周边一些村镇地名的考证中便可略知一二。譬如，围拱在买马村四周的村镇名称，有的叫一步塘、三塘、石塘、六塘，有的叫营田、杨林寨，还有的叫关公潭、白马寺、红庙、晒头等等。考证得知，“塘”曾是过去军队的编制，相当现在部队的营一级单位；杨林寨从隋朝开始便长期驻有军队，曾是靠山王杨林的大本营，也是洞庭湖农民起义军钟相、杨幺抗击南宋官军的重要营寨；关公潭传说是三国战长沙时关公丢宝刀之地，白马寺相传赵子龙在此栓过白色坐骑；营田则指军队长期驻守，进行军垦、军屯之地；还有红庙、晒头等等均与钟相、杨幺的起义军被官军镇压的过程相关。杨幺兵败，被岳飞手下大将牛皋取了首级，挂在村头曝头示众，此村便改叫晒头。史载：买马村所在之地，过去叫“跑马练”，相当现在的军队的骑兵练习场。既有骑兵，肯定就有马匹买卖的需要，买马村的村名有可能由此而来。可是，查遍史料，村庄周围百里却只有买马村，而从末见过卖马村。 走访中，村里但凡上了些年纪的老人大都一口咬定，买马村的由来是隋朝名将秦叔宝败走麦城时，在家乡跑马练一带“卖马当剑”之地。可“卖”和“买”虽字音相近，但含义却截然相反；再说秦叔宝、程咬金主要活动的“瓦岗寨”应在现今的山东、河南一带，离洞庭湖实在太远。但这其中也不排除史料当中，先人有将“卖”与“买”误写之嫌。 村民中还有一种说法，说买马村是南宋时期洞庭湖农民起义军的招兵买马、屯粮铸钱之地。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较为准确。原因是我所在的买马村离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军的大本营畎口（南洞庭湖中一块被芦苇和柳树紧紧包围的小陆地）仅有不到五公里之距。前不久，我家邻居起屋挖地基，一次性还挖出了许多长满绿色霉菌的南宋铜钱；一大堆大号鱼扠、梭镖等兵器；其中一只铜制箭鞘中还装着几枚锈迹斑斑，铸刻着有“杨”字的铁制发兵令牌…… 也许买马村的名字还有更为准确的来历和说法，作为买马村的子民，我有义务也有兴趣还将不断走访求证，尽我所能还原买马村的历史。 古朴的乡村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买马村全村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圆饼形。圆圈是高大而古老的堤坝，圈内是成片的稻田，圈外是长满了芦苇和野生湖藕的内湖。全村被圈定的耕地面积1512亩、鱼塘290亩、旱地105亩。那时，全村所有的村民们都在圆圈的大堤坝上筑屋而居。由于年代久远，全村的房前屋后几乎全是亭亭如盖的参天古树和绿油油的翠竹；树上有许多鸟巢，花喜鹊从这棵树上跳到那棵树上，整日叽叽喳喳欢叫不停；每家门前都有一条通往内湖边的石板小道，小路的尽头都是一座座用大块麻石搭成的石板桥；男人们在石桥上挑水，女人们在旁边浆衣、洗菜，杵衣声、戏水声、欢笑声响成一片……到处是一片自然、祥和、温馨的场景。 村里的稻田虽是过去围垦的湖田，历经祖辈们长久地精耕细作，早成肥田沃土。加之买马村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湿润多雨，正适合水稻的生长。乡亲们栽种的双季稻，每季亩产都能达到800斤以上。即使严寒的冬季，他们仍不忘在稻田里撒上红花籽种（一种洞庭湖平原常见的绿肥），或对稻田进行第三次耕种，遍栽油菜。红花籽生存能力极强，抛下的种子入土能活，见风就长。只经一个冬天的蛰伏，来年的春天，便会绿满整个田野，且遍开形如卷状的红花，其叶径还是猪牛羊鸡等牲畜上好的绿色饲料。整片整片的乡村田野，红花籽花鲜红，油菜籽花金黄，蜜蜂在花间嗡嗡飞舞，青蛙在花下呱呱欢叫……仿若人间仙境。开春时，乡亲们把绿油油的红花籽草犁埋在水田里积沤，肥气能把覆盖在上面的泥土突凸得不断地冒出气泡。这样的土地平整过后，再插上秧苗，哪有不谷籽如金、硕果累累的道理啊。村有农谚云：人欺地一时，地欺人一年；人厚地一季，地还谷一仓。 在春日的田野上，则到处是人声鼎沸，你追我赶忙着扯秧插田的人们。春插开始时，大人们总是会先在平整好的稻田里用特制的木架子拖成横竖两个方向交叉的一个个小小的方格，或用尼龙绳扯隔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厢垄。水清后，生产队里的少男少女和妇女们便一手端秧，一手拿禾，十分规整地将秧苗栽插在每一个交叉点上。这样栽插的稻田大都禾成行、秧成排，前后左右观看，一片片稻田，是一个个井然有序的棋盘，更像一幅幅自然而又绿色盎然的乡村山水画。 买马村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较大的改变，应是从神州大地倡导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开始的。农业要向地处西北的大寨学习，具体到洞庭湖平原的买马村首要的就是要求：田成块、树成排、屋成行。 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中有篇赞誉祖国的文章，主题是描述我们的国家如何物产丰富，如何地大物博，如何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的。说地处祖国的东北正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之时，而地处祖国南端的海南已是熏风正拂春暖花开；还说西北的高山如何雄伟广漠，东南的沿海地区又是怎样平坦富庶……后来，当我们在学校里讨论村里的变化时，已是初一学生的我们也是议论纷纷。同学们认定：一种经验、一份文件要让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一起模仿学习一起付诸实践，其结果只是会好心办坏事。班长肖晓芝用刚学到的成语造句更是一语惊人：买马村农业学大寨——南橘北枳！好在肖班长的父亲是村支书，又好在当场吓得面如土色声音颤抖的张老师在课堂上竭力“殚压”与“稀释”……不然，用成语造句的肖班长肯定会被打成小小的现行反革命呐。 买马村要求田成块、树成排倒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村里的稻田本来就是一坦平原；树要成排，也只需在春季挪栽一阵便可实现；可要屋成行，难度的确非常大……全村男女老少在“突出政治，注重表现”的口号和氛围的感召及逼迫下，又是一番大干快上，前后历经五年时间，硬是弃舍了祖辈们生活了成百上千年的古老村落，重新在稻田间挖沟挑土建起了一个“井”字形的“新农村”。可怜买马村过去的老堤坝、老屋基上所有古朴的民居全部拆掉了，几人合抱的古树也被砍断，石桥、石道上的大块麻石也被撬起垫到了兴修水利的沟渠之中。 过去，村庄旧堤坝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十分古老的“保险台”，堪称村里的政治、文化中心。它高出堤坝有十多米，是乡亲们过去防止大水淹村时，专门集中大量的人力挑土夯筑的，足有十个标准篮球场大，水灾时刻能容纳全村所有人畜临时居住。保险台上不但筑有古戏台、古祠堂和孔庙，还有一座村里最古老的私塾，离土台不远处的临湖码头边还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城隍庙。 这些古朴的建筑，从形式到内容都各有讲究，给人的启蒙和教育也是影响深远。在浏览历史时发现：我们古老文化的特征就是对什么都有讲究，还有规矩有规则。历史证明，有讲究才有文化。有规则和讲究，文化和文明才能较好地普及与传承。 譬如，买马村的学童过去启蒙拜祭孔庙，是训导学子们从小就要尊儒尊孔，做一个孝悌、仁义、忠信、诚实之人。又如祠堂，它不但将一个人的一生都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而且祠堂还是族长召集族人主持公道、惩戒犯罪、议事教化的重要场所；它似乎给一个人的一生都能较好地定位，一切行为规则都可以在祖宗家法那里找到答案。还如城隍庙，虽不排除有迷信的成分，但它却告诫人们要守人伦、尊法度，要有敬畏，不然即便是死了，其灵魂也要被上刀山、下火海、烹油锅。就连不起眼的古戏台，也兼有教化人们辨忠奸、明事理等诸多功效。我们倡导和谐，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继而一个家族都和谐了，又何愁整个社会不会和谐啊。 从我记事开始，买马村“保险台”上的古建筑尚还保留了一段时间，开始听说是大跃进、批儒批孔，紧接着是“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依次开始之后，这些古老的建筑就拆的拆、铲的铲、推的推，全被荡平了。 夕阳下，只有一座座祖先们的荒冢还留在原地固守；一杆杆插在坟头的招魂幡在寒风的吹拂下飘摇不止，也仿佛无时无刻不在为失去的故园默哀招魂。 买马村原本只有稻田和鱼塘，农业学大寨之后，拆旧屋建新屋，古老的旧堤坝经平整改造，村里便多出了105亩旱土。当时每个生产小队都分有一块，用于集体栽种棉花和红薯。因土壤不合，栽出的棉花果小棉少，种出来的红薯吃起来也是又苦又涩。 文明的悖论 买马村古朴自然的建筑消失了，传统的礼仪和规矩也渐渐被村民们遗忘遗失直至遗弃。如果说村里的古老建筑被称着是“皮”的话，其丰富多彩的文化礼仪活动便是“毛”了。皮之不存，毛则难有附着之物。 过去，村里的小孩自出生开始一直到百年之后离开人世，均有一套十分严格的生命仪式和程序。例如，一个人出生后要“洗三朝”、要举行“抓周礼仪”、要“发蒙拜孔庙”、要举行“成人仪式”等等，那是祖辈们一代又一代传继下来的，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在老人去世临下葬的前一天晚上，还要举行一个“唱夜歌”仪式，以示有始有终。祭奠唱歌仪式较为隆重，我们印象尤为深刻。“唱夜歌”分三步进行：乡亲们吃过晚饭，先由“都管”先生(主持村里面的红白喜事，通晓事理和规则，且有福有寿，威望极高之人)叫上所有已故老人的孝子、孝女及晚辈们围跪在棺材前，由孝子向所有亲朋好友和来宾报告已故老人的生辰八字及卒时，还有生病、医治、去世的情况。接着便是每位孝儿孝女，包括儿媳、孙媳一一跪告侍奉、孝敬老人的经过。报告过程中，听众还可以插话评判…… 最后，便是由一位手拿木鱼的道士领着众多的孝儿孝女及孝孙们，围着棺材不断地转圈，走在前头的道士则边敲木鱼边拖着长长的哀叹音，摇头晃脑地“唱夜歌”——歌词内容均以替已故老人歌功颂德和感叹人生为主，形式则多选用押韵顺口有节奏的四六句子，听起来，既好记好学又幽默动情。其中的《归山歌》这样唱道： “归山好，归山好，何须在世生烦恼。人到中年万事休，月到十五光阴少。无男女，没老少，到头个个埋荒草。叹人生世事繁华一笔扫……” 此举最大的好处是，弘扬了老人在世期间的美德，对所有晚辈如何遵守孝道、敬重长辈更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和约束。不然，你在老人的灵前便无法交待，也很难逃脱亲朋好友及邻居们的评审关。 后来，唱夜歌活动虽照常举行，孝子贤孙们给先人的“报告传话”仪式却常被取消，原因是许多后人害怕难以“过关”。村里四组有位李姓老人去世，几位儿媳在灵堂前相互诋毁互不买账，居然动起手来，扭打一团，最后还把灵堂掀了个底朝天。几位村里公认的“都管”先生也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接揽如此费力不讨好的义务劳动了。 从此，村里年轻人结婚生子、老人祝寿、建屋贺喜，以至老人去世，请的都是同一类型的现代歌舞表演，似乎露胸露腚得越厉害、插诨打科淫荡戏谑得越露骨，引来的掌声和看热闹的人就会越多。去年冬天，我回买马村参加邻居邓娭姆的葬礼，在送老人上山入土的路上，丧事演出队迎风使劲吹奏的竟是一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道路九千九百九……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抛洒着红绣球呀，正打中我的头呀……”歌声飘落，让人摇头无语。 过去，每当春节来临总会见到许多老太太、大嫂们忙着剪窗花、贴门神、绣窗帘。红色门神和鸳鸯戏水、喜鹊闹春的窗花贴在门窗上炫目多彩，倍增喜庆。记得，这些手艺都是“翠翠”“潇潇”的奶奶、姥姥等祖辈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老人们说，过去哪个女孩临出嫁之前不学好这些，便很难嫁出去；即使嫁出去了，也会被夫家人瞧不起，会被骂成“懒婆娘”“笨婆娘”，叫你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现在，春节才过去不久，许多乡亲们房屋的门窗上早已空空如也，一片萧疏。瘪嘴的邻居何娭毑见多了村里的女孩儿挺着个大肚子结婚的，结婚离婚如同儿戏一般等等有悖传统的现象后，无不摇头叹息：“绝代了，绝代了！越发冒得规矩了，冒得规矩了！现在是‘懒婆娘’‘笨婆娘’‘骚婆娘’的天下啦……” 还有，腊月临近，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在一个个用石头凿成的石臼中杵糍粑，用稻谷壳和晒干的柑桔皮熏制大块大块的干鱼腊肉。只见家庭主妇们将一笼笼蒸得香喷喷的糯米饭倒入石臼中，五六位年轻的后生每人拿一根茶树木棒吆喝着号子，汗流浃背地趁着热气使劲捣腾。小孩子们则手捧糯米团一边吃一边在热气氤氲的石臼边欢呼跳跃。做好的糍粑经过雪水浸泡后，再经稍许晾晒，一片片便雪白如银。 严冬里，大人和小孩们围坐在火塘边，用烧火的火钳做支架，一边烤火，一边烤糍粑。糍粑经炭火的慢慢烘烤，个个都会烤得色泽金黄且膨胀如蛙，又香又甜。而如今，糍粑是用机械统一压制的，腊鱼腊肉也由乡镇的小型肉食品加工厂统一加工。这些通过机械加工后的传统食品，一般都会施放完防腐剂后再行塑料包装，吃起来完全没有了原生态食品的香甜感。抬眼望去，在乡亲们的猪栏牛屋中，间或还能找到一两只缺了角的石臼。望着糊满了猪粪牛屎，独处一隅的传统物什，无不让人平添几许历史的沉重感和失落感。 正月间，过去再贫穷的乡亲们也要攒钱唱几台花鼓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也都会头扎红巾，穿着单衣单裤在每家每户的禾堂中耍龙舞狮，热闹好久一阵。现时的春节，乡亲们要不是坐家中看电视，要不就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连麻将机都换成了全自动的。不远处，断续传来住在村尾的易娭毑用嗓子眼发声，略显尖刻细远的《望郎歌》： 正月望郎是新年，欢天喜地闹翻天，情郎不懂妹子意，眼泪落来像雨点；二月望郎是花朝，春色恼人妹心焦，可惜情郎不在屋，满腹心思像火烧…… 歌声飘去，无人应答，只引来寒村里几阵大狗小狗们的狂吠。 隔壁生产队的易爹，曾是买马村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尤以一手祖传的镂空雕花家具做得最好，堪称水乡一绝。记得，我当兵离开买马村之前，父亲还曾多次提到要送我到易爹那里去当徒弟，学做木匠。并劝导我说，学一门手艺，将来就不愁没饭吃，更不愁找不到老婆云云。今年春节期间，我在村里碰到已年逾古稀的易爹，却发现老人早已改行做了一名装神驱鬼的道士。易爹苦笑着对我说：木匠做得再好，现在也没人请你了，年轻人结婚买家具都是去城市里买现成的；做道士，谁都知道是唬人的把戏，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可我现在的生意却奇好，请我的人要排队，每次出去一趟便有好几百元的收入……易爹还告诉我，过去就是信迷信，也还有规矩有讲究。比如给已故先人烧灵屋和祭品，要在先人下葬后的晚上进行，这样在阴府的亲人才能收到。现在，绝大多数孝家怕多耽误一晚上的时间，通常在送完老人上山吃过中午饭后，就用一把大火在大白天里将纸屋、纸钱、纸车、纸丫环等等统统烧掉了，至于阴府的先人是否收到，则很少有人去管它了。 在买马村与易爹一起改行或消失的，还有许多身怀绝技的篾匠、石匠、铁匠、泥水匠、补锅匠、剃头匠，以及唱皮影戏的、弹棉花的、闹地花鼓的等民间手艺人。他们的消失，似乎正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流转或更替。冷风吹来，萧瑟的水乡村庄仿佛到处飘散的都是一股股腐而未朽、腥而未臭的鱼腥味…… 在追溯乡村古老的文化与文明中，规矩和庄重是使其传承与发展的根本。庄重一词的释义，原本为严肃稳重，不随便，不轻浮，依正庄严。文化与文明如果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如果失却庄严与庄重便将失去一切，到处是散沙一盘。 阳春三月的买马村，又到柳枝吐蕊，春耕正忙的时节。在这片曾经印满我年少时手印和脚印的田地里，见到的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台抛秧机器，以及几个背着箩筐直接往水田里抛撒谷种的中老年人。邻居驼爹告诉我，乡亲们早已不对过去视为命根子般的肥田沃土进行精耕细作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抛秧，联合收割，或直接往稻田里播撒谷种，靠天收粮、等天吃饭。 当我有些童心未泯地脱下鞋袜，卷起裤腿，踏入泥田，重温少时旧梦的时候，我发现，过去寄生于水田里的泥鳅、黄鳝、田螺、河蚌之类的生物统统不见了踪影，到处是沉寂一片。原来，现在的稻田用机械平整后，全部施用了一种名叫“稻田净”的农药，田地间便寸草不生，生物绝迹。红花籽和油菜等自然绿肥再也无人栽种，田地间深埋浅撒的全是钾肥、磷肥、碳铵、尿素等超强度的化肥。难怪，现在的乡亲们再也没有农忙农闲之分了。大多数时间都是搬几把椅子，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树荫下一起聊天、打牌、吹南风、买地下六合彩。 禾黄稻熟的时季，见不到像士兵集合般成行成块的庄稼，听不到蛙呱蜂鸣，闻不到田坎边野花野草的芬芳……我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村里的小组长何大伟告诉我：村民们现在自己种的粮食自己不要，自己养的鱼自己不吃。我惊问，那大伙吃什么呀？何组长回答：吃自留田和自留塘里的！ 原来，乡亲们大都把分给自家的大块稻田和大片鱼塘圈留出一小块，单种草养，不施农药不喂饲料。可怜那些施了农药的粮食，喂了饲料的鱼类及牛羊牲畜全都卖给别人吃去了。听后大伙全是一阵摇头苦笑。身在其中，我却连笑也笑不出来……身心显现出一阵又一阵彻底失去故园的切肤之痛。 在过往的岁月中，买马村乡亲们的生活固然辛苦贫穷，但他们勤劳乐观，遇事讲规矩遵法度，懂得敬重爱护自然，珍惜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可现在，他们却遗弃和失去了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对农、林、牧、副、渔等农耕与农事精耕细作的技能和耐心。 他们身在自然，却甘愿遗弃自然；他们得到了土地，最终又抛弃了土地。 无产之痛 在我的印记里，也许是家乡自古水灾不断，有的乡亲即便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积蓄了一些钱财，或添置了几亩水田，但一场大水，便立马回到从前。现实，迫使他们形成了既重财又轻财的双重性格。性格的双重性，还体现在：仁义时特别仁义，凶狠时也尤为凶狠……重财者，省吃俭用，一分一亩从买边角水田开始，逐年积累遂成富农或地主。大人们告诉我，村里的几户地主富农平日他们连油都舍不得吃，做梦都在想积累财富。小时候我家隔壁住着一户姓陈的富农，他家炒菜只是用一根鸡毛在油罐子里插一下，然后在烧红的锅边刷一圈就当下油了。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外公做地主之前也是这般节俭的……这一发现，多少让我有些颠覆了脑海中对地主富农固有的成见。轻财者，今朝有酒今朝醉，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过去，祖辈们结伙打鱼或劳作上岸，只要稍有空闲也大多会从厨柜中拿来一只饭碗或蒸砵，将一枚铜钱或光洋拧转盖上，以猜“正面”“反面”定输赢，简称“押宝”。后来发展为推牌九、打骨牌、打跑胡子……买马村的父老乡亲们敢于跟命运作斗争，敢赌敢搏；重现在轻未来，注重物质利益忽视精神追求等个性和喜好，我是从小便有见识和领教的。 由于水灾频仍，一些遭到了水灾或人祸的乡亲们，走投无路之际，一小部分则干脆洗脚上岸，做起了春不种秋不收的“湖匪”。和我父亲一起长大、一起放牛、一起给地主家当长工的王叔，一年水灾之后，因还不起地主家的债务，便怀揣一把木头做的手枪，跑到洞庭湖里做起了湖匪。他们白天在洞庭湖里抢劫过往船商，晚上则潜回村庄给有钱人家“写灰子”（也叫“丢单子”）——叫某某地主或富农，于某某时间，送多少担稻谷到某某地方。据说，王叔只在湖匪队伍里干了三天，其中只有一次晚上将脸用木炭涂黑，点燃绑在木头手枪上的鞭炮，砰砰几声恐吓过一位邻村的地主，还没抢到钱粮。就凭这点，解放后大名叫王才福的王叔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几乎天天挨批挨斗。学校的老师还编了几句童谣发动学生们喊唱： “野鸭子跳上柜，王才福犯了罪；……木头手枪抢鱼肉，今日叫他下地狱”。 一到村里开大会，王叔就首当其冲，常被几个武装民兵反绑双手吊在会场的大木柱上。利用木柱顶部的滑轮，用绳索反复升降……喊爹叫娘的救命之声不绝于耳。 邻村一位姓陈的湖匪，手下有两百人枪，号称南洞庭湖匪第一。他们长驻湖中打家劫舍，国军来了打国军，日军来了打日军，临解放那阵又与共军作对……解放后，全村开批斗会，村干部为了体现积极性和革命性，要求在场的每个群众往早已五花大绑的陈姓湖匪身上戳一梭镖，结果这位湖匪硬是被活活戳成了一个肉饼……此事反映到当时南下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县武工大队政委华国锋那里，为头的那位村干部不仅遭到了华政委十分严厉的批评，还被他下令关了10天的禁闭。 据我长时间地观察，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们大都没有特别的娱乐和爱好，他们不喜欢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也不喜欢看电视。平日里聚在一起最多的便是打一种用长条形硬纸片做成的“跑胡子”。这种纸牌相对麻将和扑克来说比较简单，上面只有大写和小写的几个阿拉伯数字。有时，我到村里去看望老人，只要到固定的几户人家便几乎全都可以找到。老人们也有固定的牌友，固定的活动场所哩。老人打这种纸牌，都会下些赌注，一般不是很大，每盘的输赢也就几毛几元不等。没有零钞，他们（她们）便用香棍子、牙签或扑克牌做筹码，半天或一晚下来再行结算。 邻居秋娭姆小时候当过童养媳，一辈子没上过学，平日里一个汉字一个数字都不认得，可打起“跑胡子”来，纸牌上的大写小写数字却都认识。一次，读小学的孙子不相信，便用粉笔在墙壁上写下小写和大写的“三”字，秋娭姆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待孙子抽出写着大写“叁”的纸牌，老人的眼神却是突然一亮……我一位远房的堂舅妈，已有七十多岁了，家境不怎么好，老人天晴就到村里去捡垃圾，交给“收荒货”的人换些小钱，下雨天便会雷打不动地跑到隔壁任娭姆家去打纸牌。有时为了算错的一毛两毛钱的赌资，堂舅妈还常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一位叫“满爹”的堂爷爷也是爱钱和嗜赌如命。村支书告诉我，村里搞文明新村，要求每家每月出10元钱的卫生费，每次堂爷爷都是全村最后一个上交的。村支书诉苦，为了收取堂爷爷的10元钱，他一般都要跑三次以上。可听说买码，他老人家几千上万地买，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小时候最疼我的二舅，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特别爱好赌博。他几乎没什么文化，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家乡所有的赌博工具和方法他都样样精通。自己结婚的钱，建房的钱，以至于后来治病的钱都被赌输得精光。有时，大伙忙没人陪他玩，舅舅就一个人坐在家里，拿着一幅牌，左手和右手赌。也许是二舅无家无业，革命最彻底的缘故，后来他还当过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民兵营长，经常指挥手下的武装民兵今天捆这个明天斗那个，这时的外公总会跺着脚痛骂二舅：丧天良，造孽，要遭报应……那时，像二舅这样的“流氓无产者”把持、参与乡村“朝政”的干部们还真不少。他们大都愚昧、武断、凶狠，执行上级的错误指令却最为彻底，对乡村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的破坏也最为坚决。 后来，改革开放了，村民们都忙着勤劳致富，早已免职的二舅却仍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见人总说：“再来一次运动，我仍是贫农，你们又都是地主富农，是‘资本主义尾巴’，看我将来怎样批斗你们……”二舅的话，总是引来邻居们的当场哄笑，都骂二舅是个疯子！ 在过往的岁月中，乡亲们因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以及祖宗家法的制约等因素，其好赌、敢赌、敢搏的习性还算收敛与克制，但自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口号叫响，即各种政治和文化运动依次展开后，他们就有些彻底“解放了”的轻松及放纵。由此，从个体到群体，从形式到内容，乡村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便迎来了一次大的断裂甚至倒退。 情形颇像一位给娃娃洗澡的村妇：泼水时不小心将小孩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新的文化与文明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留下了一段历史的空白与磋砣。 买马与买码 考证买马村的历史，我发现无论是其人口的变迁、财富的聚散，还是土地的流转以及风土人情等等，均可印证一句哲言：历史没有简单的重复，却有惊人的相似。譬如人口，买马村解放前是一千多人，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增加到三千多人，现在又回到了过去的一千多人。又如土地和财富，解放前全村的土地集中在李姓、郑姓、陈姓几户地主手里；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土地又大多被李家、郑家、陈家承包，且他们几家又相对其它姓氏的村民要有钱些。还有，买马村，无论是秦叔宝卖马当剑也好，还是钟相杨幺招兵买马也好，均以买卖马匹有关。 当历史的车轮就象家乡古老的水车，吱吱呀呀地行进至当下，历史又重现了相似的一幕——前年春节期间，湖南的新闻媒体集中报道了一条新闻：《买马村里买码忙！》。2012年2月11日，湖南经视台还以此为题在电视里作了连续的追踪报道。 “马”与“码”两字，读音相同，其含义却截然有别。后者的“码”，是一种地下六合彩，也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行为。无独有偶，家乡买马村的周边虽没有买牛村、买狗村，却有一个“庄稼村”。该村与买马村仅是一条田埂之隔。庄稼村，在赌博之风一度肆虐的时候，也演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庄家村”。一个做庄、一个买码，真有点像天作之合。 买马村自古就被称誉为“鱼米之乡”。可乡亲们除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日子红火过一阵，后来就因农药化肥涨价，谷贱米跌，湖区血吸虫病卷土重来，渔业生产萎缩等原因，乡亲们的“好日子”不久就归于沉寂了。他们仍旧过着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但却总是缺钱花、精神空虚的生活。这样一来，乡亲们想得最多的竟是如何一夜暴富，以小的投资去换取利益的最大值。以前，村里玩赌博均以成年男子居多，后来买地下六合彩则发展到半数以上的男女老少都参与的地步。村民们的所作所为正像一句古语所道：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 地下六合彩，始源于香港，后传到广东，大约在七八年前传到内地；其庄家的分布也是如此，总庄在香港，大庄在广东，散庄及小庄在内地。其设置为1至49个号码，分24个单码，25个双码及特码。如此不同的数字分段属于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动物，每星期开奖两次。普通单双号码均设一个中奖号码，其中特码的倍数最高，通常为下注金额的40倍。春节前，在县城地下庄家的把持下，买马村的码民们共有11期开的都是单码，那些买了双码的人仿佛被注了鸡血一般兴奋和疯狂！ ——他们指望一旦轮到双码中奖，便会拥有数不清的钱财。 “买六合彩去，投资一份便有几十倍的赢利。”那段时间，这种购买地下六合彩的声音在买马村的村舍田畴间不绝于耳。因是临近春节，彩民们都买红了眼睛，他们不断地下注，早已搜刮尽了自家所有的积蓄，连在外打工的儿女亲戚们的钱都被他们扯进来不少。眼看事情闹大了，这时的庄家和彩民们都选择了报警。庄家选择自己报警，是因为买码的钱款早已支付给了上线，自己赔付不起只好躲进看守所，寻求警察的保护；彩民们报警是想让政府和警察出面追回他们自己的钱财……警察无可奈何之下，大肆在全县境内抓人捕人，一时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邻居王兵的老婆小张，做地下庄家被公安局收审，后判刑六个月，并罚没了家中的全部积蓄。派出所的卷宗显示：小张“写单”上百次，输送买马村彩民们的码金累计达两百多万元！这些几乎是全村所有乡亲们的全部积蓄，每个钢蹦都凝结着他们辛劳的汗水哩。从监狱出来后，村民们问小张有何感受？她说没有什么感受，只有感慨。因为做庄虽没赚到什么钱，但写码单时见过一编织袋一编织袋鲜红鲜红的大钞票，也算是开了眼界哈。 临湖码头年逾七旬的田爹，解放前曾是资水江畔年纪最小的一位水手，终身未娶，仅靠耕种几亩水田和政府的救济维持生活。前不久，田爹见村里个别邻居买地下六合彩发了财，不免心动。可他家徒四壁，唯有卧房中一袋刚碾回来的大米还值点钱。他心想，如果赌中了，一袋大米便能换来几十倍的利益，不免心血狂热。冷静下来，也明知此中风险。于是在卖掉大米下赌注之前，不忘给自己也准备了一瓶农药。结果是，大米输掉了，老人把农药当水喝，死了。直到紧闭的茅舍传出难闻的臭味，方被邻居发现。 一些乡镇干部惊呼：地下六合彩的风行，就像一把在人头上清理虱子的篦子，将乡村的财富基本上刮洗光了，谓其是当下农村自解放以来第二次致贫的罪魁祸首（第一次致贫是指“大跃进”，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瞎指挥风等“五风”时代）。 那段时间，村民们吃饭、睡觉谈论的都是买码。他们文化不高，却都会寻来一张名叫《白小姐解码》的码报，有的识字实在有限，便逼着放学回家的孙子孙女念；他们还自己发明在填报码单的数字时，收看中央电视台一档“天线宝宝”的少儿节目，当天线宝宝里的动物出来几个或跳到几下，便填报与生肖相对应的数码……以至于稻田里的耕种无人管，菜园里的蔬菜无人种，儿孙们读书的成绩下降了无人问。为此，有点文化的乡亲们你一句我一句，还编排了一段十分形象的顺口溜： 相见不问好，开腔言生肖；上期已出牛，这期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电视及时雨，码报如雪飘。遥望买单处，人如东海潮。 政府和派出所虽也多次过问，无奈法不责众，最后只好在买码下单的几日通知电信公司，屏蔽农村所有的手机号码，让码民们在关键的几日不能用手机联络和报单。此举最终仍是收效甚微，不能用手机，村民们便用座机。电话再打不通，他们就骑单车、骑摩托联络，反正多的是应对办法。 众多的“买码”队伍中鲜见有真正发了财的。他们当中即使偶尔中了大奖，也因不会收手，而是又投入到下一轮的购买之中，大都血本无归。也是这一段时间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叮呤呤的电话声吵醒。电话是堂爷爷从买马村打来的。老人家说他买六合彩已赌光了全部积蓄，连“棺材本”都搭进去了。这次看准了一个特号，准备下重金最后一搏，还差几千元钱，叫我无论如何支持他一下。最后，他还说，这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搏，中了连本带利归还，亏了就权当送给他的“丧葬费”！ 后来听说，借钱买码的堂爷爷果然中奖了。几千元的特奖，一下得了好几万元 。抱着沉甸甸的“馅饼”，堂爷爷不知所措，环顾家徒四壁，连个牢靠些装钱的柜子都没有。老人既怕偷又怕抢，只好开着拖拉机，把集镇上百货商店中库存的唯一一只保险箱搬回了家中。后来又叫人将那扇早已破烂不堪关都有些关不拢的房门换成了一扇二手的防盗门。 堂爷爷后来告诉我，得了大奖确实高兴了一把，但却麻烦不断。白天，要应付闻讯赶来借钱道贺、取经探秘的亲戚和邻居，每餐都要增加一桌多客人；晚上还不敢睡觉，怕有人起偷盗之心。可即使这样，堂爷爷的“好日子”也没过足两个月。不久，梦想得到更多财富的堂爷爷，又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了一期接着一期的地下六合彩的博弈当中，很快就把赢来的钱又折腾完了。一只只有农村信用社才配用的保险柜，便成了老人家中众多破烂家具中的一个显眼的摆设。有意思的是，没有了本钱再买六合彩的堂爷爷却做起了租赁保险柜的生意。第一位中了奖的邻居租保险柜装钱，用了三个月又赔了。第二位也只用了十来天。一年不到，保险柜就换了七八位主人，也移动了七八次。 为此，我和堂爷爷曾有过一段对话：“爷爷，假设您老真的中了一百万，你准备怎么花啊？”“我要建一幢乡政府那么大的楼房，要天天喝酒、吃肉，买码、打牌；每次打麻将下赌资我要下得大大的，打一百元就‘飘’五百，要‘飘’死那些过去赢我钱的人。”堂爷爷快言快语一脸兴奋，仿佛那美好的日子就在眼前。“可是建那么大的楼房，家里也没多少人住呀？再说天天酒肉下肚，容易致病；打牌赌博，公安也会来抓，你就没有想过做点别的？”尽管我有意想将老人的思维往如何投资让后代多读点书、如何做些让人生更有意义的事情等方面引导，但反馈给我的却是老人满脸的不屑和迷茫。我唯有报以一声轻轻的叹息……还惟恐声音过大，惊吓了堂爷爷的“发财梦”。 最后的结果是，买马村买码不但没一个人发财，而且情形极像1954年的夏日——买马村历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洪灾，滔滔恶浪洗刮尽了乡亲们所有的积蓄和钱财。 历史的惊人相似，让买马村又回到了毛泽东主席用诗歌描写的场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留守之殇 时间：春节过后不久。 地点：买马村村口小卖部。 人物：我和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及她的儿子。 经过：我正和几位乡亲闲聊，女同学一手提着鸡鸭、一手牵着小孩正从不远处向我们走来。乍见多年未曾谋面的同学，妈妈忙叫正在逗玩怀中一只小狗的儿子，给同学叔叔拜年。 呵呵——呵呵声中，我一边抚摸着孩子怀中小狗的脑袋，一边往他口袋里塞了两百元钱，权当迟到的压岁钱。女同学忙喊：“不能要，不能要！”儿子却放下小狗，用两只粉嘟嘟的小手压着装钱的口袋，生怕被人抢走，还把小嘴翘得老高老高。 不久，只见孩子掏出刚才我给的两张百元红色钞票，一张一张反复在不是十分光亮的天空下照着，一边仔细端详，还一边反复摩挲，过后还用他稚嫩的童音喊叫道：“妈妈，这张是真的，这张也是真的。”孩子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小孩的早识早熟多少让我有些惊讶。疑惑间，我就从眼前的一幕找到了答案。一位邻居手拿一张整钞来小卖部买酒。店主老人接过钞票先是摩挲、照看，确定不是假钞后才放回抽屉锁好。邻居接过瓶装酒后，也是反复倒摇、摩挲，确认不是假酒后，才接过零钱转身离开。在初春略有些寒意的阳光下，买卖的过程配套顺畅，仿若自然。 闲聊中，村卫生室的小杨还跟我说起了一起“假白酒”与“假农药”的故事。说是前几年村一位姓许的男性村民因赌博与妻子吵架赌气喝了半瓶“敌敌畏”……谁知过了大半天，居然一点事都没有。晚上，几位赌友前来许家“庆贺”，四人喝了一瓶白酒却全部中毒，在村卫生室吊了一晚上瓶子。现时的乡村，假药成灾，劣货遍地……致使乡亲们旧苦未除，又添新难。 回望乡村，炊烟散淡，云低光暗，连狗吠鸡鸣声也失去了往昔的亢奋与响亮，到处都是一张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的感觉。青壮年大都到城市打工寻梦去了，乡村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每天多是三件事：聊天、买码、打麻将。——快乐是长时间的，痛苦只是短暂的一瞬！ 学龄前的小孩大多跟在老人和妈妈的身边，其启蒙教育也都与前面的三件事有关。小的们不认识更多的汉字，唯有麻将牌里的东、西、南、北四字记得最清。更有甚者，妈妈或爷爷有事离开牌桌一会，观战的小朋友便会爬上板凳，居然可以打出几张大伙认为正确的牌来；他们不懂更多的加、减、乘、除，却能算出大人们买码中奖后的倍数。村头刘二牛六岁的儿子毛毛在用毛巾蒙住眼睛的情况下，仅用拇指摩挲，便能准确地报出每一个麻将砣的牌面，被村民们誉为“神童”。 小朋友们还知道：如果买码中了奖、打麻将赢了钱，爷爷、奶奶，或者妈妈的心情就特别好，这时就可以要钱买糖果买饮料喝；如果大人们输了钱，就须格外小心，不然就会遭骂，甚至挨打。玩笑间，问及小朋友们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小孩们十有八九会回答：大人们天天赢钱，我们天天过年！——这时，稚嫩的童音，常常会引来大人们一阵阵开怀的哄笑。 这些年，买马村和别的农村一样经济发展了，两层三层的水泥楼房也越建越多，坐在楼房边的茅草屋和偏厦门前抽着廉价香烟，不停咳嗽着的老人们却没有相应地减少，成了家乡一带特有的场景。农村孩子普遍结婚较早，儿子成家分开另过时，父母的年龄也就五十来岁。这时的老人老得就特别的快，往往不到六十岁有些便会撒手人寰。这其中有做父辈的感觉自己“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的人生任务完成了，没有了精神追求和动力有关。当然缺医少药，常把小病拖成大病，缺少儿女们的关爱，缺少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等等，也是他们越活越没劲，身子骨垮得快的重要原因。 水乡有句俗话：起屋造船，昼夜不眠。洞庭湖因长年淤积和围垦日渐缩小，血吸虫病重新肆虐，人们用迷魂阵围网竭泽而渔。鱼没了，造船就可有可无了；做一幢漂亮的水泥楼房，便成了乡亲们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和家族的荣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一直是乡亲们挂在嘴边的两句话语。儿子多了，做父辈的就压力山大，儿子长大一个就得成家分开一个。这时做父母的就得让出正房和像样子点的家具，老两口搬去偏厦或阁楼或单独再搭建一个简单的茅屋，了此残生。民谣道： “儿子成家快，父母得个烂锅盖；儿媳心真狠，分给婆婆一只烂马桶。 行走在故乡既熟悉又陌生的农舍田畴，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位信佛和信教的老人。他们（她们）大多行色匆匆，一脸肃穆。在虔诚的坚守和苍凉的祷告中，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似乎找到了一丝慰藉与温暖。其实，一个人无论富贵与贫穷、健康与疾病，心灵都须有一个神圣的去处，精神需要一个温暖的依托，用以冲破和抵御现实无边的黑暗与虚无。在深入的了解中，乡亲们对佛法和基督教的教义均是不明就里，一知半解，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的教化，只是为眼前的病痛和困顿谋求暂时的解脱。——没有利人只是利己，没有长远只有眼前，没有来生只有今世。 邻居唐娭姆半路信佛，问及前后有何区别？老人腼腆地笑笑道：“不好说，不好说哩。硬要说有什么不同，只能打一个比喻哈。以前杀鸡，杀了就杀了，简单得很。现在信佛，鸡还是照杀，只是在杀之前，我都会念一个口诀：‘畜生畜生你莫怪，你是我盘中一碟菜’。”众人听后，莫不一阵哈哈大笑了事。 返回都市，我总会隔三差五地找些距离较近的乡友小聚一番，聊聊以往的乡村生活，聊聊童年的故事，聊聊似乎有些渐行渐远的乡村文化与文明——以解乡愁。在我们的话题中，故乡总是自然古朴、温馨温暖的，那里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我们共同的祖宗和精神家园，有我们祖辈的过去更有我们的将来，是世俗之外的清静世界，更是我们向往回归的伊甸园。然而，无情的现实更是让我们明白，要让家乡重归自然与文明，还有一条十分漫长的路要走——如此这般，让我们又都似乎患上了同一种乡愁病。医学的解释是：乡愁病体现的症状可能是但不限于：胸腔紧迫、喉咙嘶哑、胸口疼痛，而且会引起绝望的情绪。 春节期间乡友们同聚村中，几杯谷酒下肚，同吟的竟是唐代韦庄的诗句：相逢俱此地，此地是何乡？侧目不成语，抚心空自伤……纵有秦医在，怀乡亦泪流。 回不去的故乡 买马村因交通闭塞，经济基础差，村民们除了耕种稻田，饲养一些仅够换些零花钱的淡水鱼之外，就没有其它的收入来源了。要赚钱，必须外出打工。统计表明，全村现有人口1320人。男性695人，女性625人，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248人，长年在外务工人员285人。其中不难看出，全村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总共才248人，长年外出务工人员则有285人。两个数字相抵多出了37人。显然，这多出的外出务工人员无疑是30岁年纪以上的男女村民了。 村里的妇女主任唐芸芸告诉我，早已出去打工的现在还留在城里，想出去的至今还走在外出打工的路上。村会计老胡更是一语到位。他说：全村年轻力壮的，长得漂亮的都出去了，留在村里大都是“四鬼”，即老鬼、小鬼、丑鬼、懒鬼。去到城里的，有城里的痛苦和快乐，留在村里的则有留下的惬意和无奈。 买马村由于长期的交通隔阻，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难以承载年轻人太多的梦想，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想远高飞，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可要离开也绝非易事，没有改革开放前，要想走出水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学，二是当兵。改革开放之后，无疑又增加了另一条离乡之路，那就是加入千千万万个打工者的行列。凭借年轻人一身的力气，凭借学东像东学西像西靠祖辈遗传下来有些近水者智的聪明，在都市缤纷斑澜的世界中打下一小片天地。买马村现今在外面尽管有做官的，有当老板发财的，但他们的结局大多与我本人有些相似，成了一群找不到回家的路，成了一群再也没有故乡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走出买马村的人寥若晨星，屈指可数。靠读书上大学出去的几乎没有，原因是乡村的教学质量差，师资力量有限。记忆中，整个买马村仅有一所自办小学。我们七岁上学，每天晨起先要帮家里放牛打猪草干农活。待吃完早饭，太阳升得老高老高了才乐哉悠哉地一边走一边玩到学校，下午最多也就上一两节课。遇上春插、夏收、秋种等农忙时季，村里干部还可以随时通知村办小学停课，让学生们回家帮忙。 学校的老师也是半农半教，他们大多是读过一些书后又回到乡村的农民。我所在的生产队就有一位姓李、一位姓付的民办教师。李老师教语文，付老师教数学。他俩的学历都是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未上过。李老师当了几年民办老师后，又改行当了村干部。那时村干部吃香，村里几乎所有人家操办红白喜事，都得请村干部们到场吃喝一顿；而且他们谁都可以指挥村里的武装民兵。村里当时有一个武装民兵连，每人都有一杆半自动步枪，可以随身携带。村干部们整日背着手，踱着方步在村庄里巡视，看谁不顺眼了，便可以就近喊叫附近的民兵用绳索捆起来，叫游街就得游街，叫当众做检查就得做检查。 村里和我一同出去当兵，后退伍在县城工作的战友马骏，过去家里成分不好，父母老是无缘无故惨遭批斗。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当上干部，好好威风一番。可他文化有限，在部队没提干，退伍回乡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县城机关做了一名科级干部。过去马骏家穷，没钱送礼，只好送家养的土鸡土蛋。他母亲每年都要饲养好几十只土鸡。用老人的话说，一把碎米一把青菜地喂鸡，把人都喂伤了…… 前不久，马骏却在找我诉苦。他说，以前当干部威风，我们拼命想当干部；待我们好不容易当上干部了，可现在当干部不但不威风，还尽受委屈，懊悔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就在前几日，我俩还看到了令人惊心的一幕：几位县城附近的村民上乡政府讨薪，一位乡干部指手画脚惹恼了村民，村民们“一二三”地叫着号子，抬着乡干部硬是把他扔到了乡政府前面的鱼塘里。 印象中，付老师的骨牌（水乡农村一种用竹板削光，用烧红的铁器在上面烙上印记的赌博工具）打得好，常见他在农闲的时候跟一帮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在一起小赌，牌友中鲜见有付老师对手的。输钱恼火的老人们也常有抱怨，说付老师教小孩读书的水平能有打骨牌的一半就好了……呵呵。 说起乡村的教学质量有限，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件是，我上到小学五年级，还不会除法。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每周一要戴一个红袖标值日，清点到校人数，填写值日表。表格中有一栏：应到多少学生，实到多少学生，要求算出百分比。可我怎样也算不出，请同学帮忙，也有一多半同学尽翻白眼无可奈何。第二件是当时正是村里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便有五十多人。不像现在，全村的小学生总共加起来才只有53人（2013年春季的统计数字）。我们在村里读完小学，便面临到公社中学读初中的问题。可能是公社中学一下子无法接纳的缘故，抑或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便在村里的小学上初一，学生还是这些学生，老师也仍是以前教小学的老师。读了一年初中，我们要到公社中学去读初二。进入之前进行摸底考试，结果我们那个初一班五十多人，几门主要功课竟没有一个及格的。只好全部降一级，在公社中学重新从初一读起。也正因为如此，在我走出水乡之前，全村几乎没有能通过正常读书考上大学的。当时幸运地走出买马村的仅有两位，也都是当兵后表现好，提干当了军官后才留在部队的。 一位是村里五小组的庄小牛。他和我哥哥同岁，从小就帮家里干农活，挖鱼塘挑大堤什么都干，还是村里的“青年突击队长”。由于超负荷的劳动致使脊背还有些微驼。小时候，我们都叫他“牛驼子”，被他逮住吃过不少“钉弓”。听说，他在部队是因为喂猪喂得好，立了功，才被提拔当了连队司务长的。又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位驻地副县长的女儿结了婚。把我们一帮梦想出人头地，梦想离开农村的年轻人，羡慕得直流口水。 再见庄小牛却是三十多年后，地点仍是买马村五组。从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感觉庄小牛就是乡村一个普通的老者。他抽的是乡亲们常抽的五元钱一包的“白沙烟”，喝的村里人自家用稻谷酿成的散装谷酒，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父亲留下的老屋。他常跟村里一帮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们玩 “跑胡子”，每日输赢几十块钱左右。唯一不同的是，仍就操着一口想改也未曾改掉的辣椒味道的普通话。他一年四季一半时间在买马村独住，一半时间住在原来转业安置的广东韶关。听村干部告诉我，买马村大兴买码之风时，他还是积极的参与者。老庄先是在广东买，买得败了家离了婚；在老家买，又把准备翻新祖屋的钱全部买光了。他二十岁离开买马村，五十多岁又回到故乡，仍是两手空空，只是脊背更加佝偻，面色更加苍老而矣。 另一位当兵走出买马村的人叫周学武。周姓在买马村属旺族，人口众多。周氏父辈那一代有七兄弟五姐妹，过去村里最大最好的祠堂也是周家的。由于家教颇好，故因周氏一家后来靠当兵、考学、当老板出去的人也最多。周学武大我约十多岁，还在我穿开裆裤时，他已经是部队的营级军官了。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冬天，周营长脚蹬翻毛长筒皮鞋、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回乡探亲。印象最深的是，他领着一帮村干部，提着手枪，在村边结冰的内湖中打野鸭。那时，也许是当时社会风气尚好，抑或是军队战备观念强，军官休假或出差外出均可以随时携带手枪。颇不像我在部队当兵近二十年，难得有几次摸枪的经历。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连队当指导员并代理连长，上级怕哨兵站岗携枪走火，还曾专门通知，要求将哨兵站岗所用枪支的枪栓全部卸掉。当时，我们便忍不住私下嘀咕：没有枪栓的枪支与一根普通的打狗棍没有啥两样哈。 在乡村茫茫的冬日大地上，看着周营长带领村干部们一会匍伏、一会跳跃用手枪追打野鸭的场景，那种感觉套用现在流行的词语，便是：羡慕嫉妒恨。周营长后来当了团级干部，不久转业回到家乡地级市的电力部门当了领导。他一家因为他的升迁与发达，也是“沾光”不少。一个弟弟被公社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选送读了工农兵大学，后来进城当了干部；一个妹妹随他安排在城市工作；其它好几个亲戚也是经他出面，通过推荐招工、提干等等都走出了买马村。再后来，听说周营长因违纪问题被免了职，十多年过去了乡亲们未见他再回买马村。最后一次听说他回乡，是前年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去世的时候。在老家，凡老人去世，亲戚朋友拜祭均要给孝家随上一份礼金。家中兄弟姊妹多的为避免事后分配的麻烦，均要分开“上簿”。但周营长没有这样做，一是他只认出钱办事，不过问收受礼金之事；二是他要求兄弟姊妹朋友的礼金一起上簿；三是父亲的丧事过后，经他做工作，把礼金的大部分让给了至今仍在村里以理发营生，家境较差的二弟，自己分文未取。仅凭这点，又一次让我增加了对周营长的敬重。他的还乡，在乡亲们的眼里，似乎还是重复如昨。 在过往的岁月中，留在买马村难，要走出买马村似乎更难。前面提到当兵是一条路，可上世纪末的几十年间，即使当兵，除了要身体素质好之外，政审不合格，或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要穿上那身绿衣裳同样也是难上加难。当时的乡村干部最有感触，在他们的工作经历中，有两项工作一件容易一件难，简称“穿裤子”与“脱裤子”。穿裤子是指当兵要换下自己的衣服穿上军装。这件工作因报名踊跃，竞争激烈，不愁招不到人，还要凭关系靠后台；脱裤子是指计划生育工作。要做工作脱下育龄妇女的裤子结扎、上环，这件工作既相当难做，还得罪人。这样一来，村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要想走出乡村，唯有华山一条路——发奋读书，考上大学了。整个买马村，以前几乎没有靠正常读书考上大学离开的。待我当兵离开之后，倒有两个，一个叫王文波，买马村三组人，过去家庭成份是中农；一个叫吴小民，我家的隔壁邻居，过去家庭成分是富农。 王文波，应该说此人颇具天资，读书没费什么劲，一路绿灯，神不知鬼不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便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成为了买马村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后来又读了研究生，再后来分配到省城当了一名公务员。王文波当公务员后，找了一位城市领导的千金做老婆。据说，这位千金结婚至今未到过买马村，如此老家的人也从未见到她与老公一同回乡的身影。十多年前，王文波喜得千金。家中老父得信，急忙挑着一担土鸡、土蛋，还有糯米、湖藕等土特产兴高采烈上省城看望。谁知，到了儿子的家门口，儿媳却坚决不让公公进门。父亲回来后，从此忧郁得一病不起，不久便喝农药离开了人世。王文波的仕途倒是一路凯歌。前段时间，听去省城找过他的村乡干部回来说，王文波现已是地市级干部了。只是当家乡父母官邀请他回买马村走走看看时，他却有些无置可否，说自己已是无脸见江东父老了…… 吴小民在读书求学的这条路上走得却艰难许多。他和王文波是同班同学。第一年高考没考上，第二年只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没去，全家勒紧裤带又让他考了第三回，最后才被省城的一所工程大专学校录取。毕业后，吴小民分配到了长沙一家工矿企业做工程师。企业红火的时候，吴小民将买马村老家的房子卖了，把父母亲接到了省城，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后来，企业走下坡路，父母亲怕加重儿子一家的生活负担，便自寻了一份给企业看守大门的工作。有时，吴小民的老父亲还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捡些垃圾换钱，以贴家用。村里人说，吴小民工作后很少回买马村，倒是他年迈的父母却时常回来，十分羡慕那些仍在自家田地里自耕自收自给自足的同龄人。老人的确想回来，可房屋卖了，过去属于他们家的那份土地早已分给了别人。白发苍苍的老人唯有在故乡的春天里，空留一声叹息。 社会的改革开放后，还有一大群从买马村去到城市的打工者。他们一些是赚了钱的，一些是没有赚到钱的。赚了钱的却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先是回买马村建房；再赚了些钱，便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乡镇买上一两个商铺，举家搬到镇上居住；倘若钱赚得更多了，他们便大都会在县城购置房产，选择在城市安家。乡亲们戏称这种现象为“三级跳”。但其中也有掀掉祖屋建了新的楼房便再也没有赚到钱的，一座楼房便空立在老家。还有一部分跳到了乡镇上便再跳不动的乡亲，他们也同样再难以回归。用家乡的话说，他们都是“外婆死在楼上——上不得，也下不得”。 今年春节，我回乡到生产队逐家逐户拜年，队里十多座楼房竟有四成以上没人居住。询问得知，他们都留在打工的城市过年，没有回家。买马村人好面子讲排场，喜好衣锦还乡，常把幸福感寄托在别人羡慕的眼光里。在城市赚了钱混得好，过年不想回家的极少。 如此这般，这些离开买马村的乡亲，有如一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有家的归不得，无家的无处归……他们的情形就像我自己一样，一块成了一群失却故乡的人。 杜鹃之声 回到城市，当我在外面同样喧嚣的寓所里断断续续地写完有关家乡买马村的这段文字的时候，心情格外的悲怆和沉重。拧开家中的音响，谁知播放的却是汪峰的《春天里》：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春天里……” 歌声悲催、哀婉，还有些歇斯底里，颇像我当时的心境。 我呆坐书房，面对这一堆有关买马村的文字，深感再怎样穷尽我笔下所有，终究也难以抵达它的深处。唯有双手合十，恳请生我养我的父老亲朋们谅解，原谅我没能在买马村的小传中展示你们的诸多美好，反而是挖疮揭疤般道尽了你的苦痛乃至于丑陋。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们爱得太深……杜鹃昼夜悲鸣，啼至血出乃止，常以形容哀痛之极；还有，杜鹃是布谷鸟，其声“胡不归”（为什么不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啊），又成了思乡思家的一个象征。乡亲们啊，我就是村头枯枝上那只啼血的杜鹃鸟咧。 我们爱着，我们就已回到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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