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萨特与中国 |
| 正文 | 萨 特 与 中 国 杨 开 显 让–保罗?萨特不仅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获得但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正义和和平的斗士；而且，使我们中国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一向友好，他是中国人民可尊敬的老朋友。 萨特早在1955年9月就应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邀请，偕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中国访问，在中国住了45天。作为贵宾，他被请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6周年的庆典，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等活动。萨特在中国各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他参观了工厂、农村、机关、团体，甚至监狱等，“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惊叹于“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他说，他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回到北京时，北京的某些地区和某些街道就变了样子。他看到并相信“中国必定能自己制造飞机、载重汽车、拖拉机，但也必定要扫除文盲，同时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们的作品，以便适应新的公众的需要”。他特别欣赏中国当时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他很注意农村的合作化，他认为，“为了使生产更进一步地提高，必须使生产合理化，建立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如果他们提高了生产，那是由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他也关心中国的文字改革，如发音的统一和当时正在讨论的拉丁化，等等。 中国日新月异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中国人民对萨特的友好情谊给萨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11月初，萨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对新中国的观感》的文章。文章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既是一种最严格的必要，同时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合乎人情的关系”。他深情而又友好地向中国人民表示，“但是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对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后来，萨特又在12月1日和12月8日的《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盛赞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文章《我们所见到的中国》。 在萨特从1955年到1980年逝世这一段时间，尽管中国发生了更为巨大甚至为他所难于理解的变化，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仍然一如既往。譬如中国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萨特并未加入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而是采取一种冷静的保留态度，来观察、了解、研究和掌握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萨特后来在1975年6月提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说，“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1968年5月，法国巴黎的学生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起来造反。萨特表示全力支持学生运动，反对政府派军警镇压，并亲自参加运动，出入于学校和工厂。他甚至在电台发表中国红卫兵式的讲话：“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他对巴黎大学造反学生发表演说，接受联邦德国《明镜》周刊采访，谴责法共出卖五月革命，认为法共不但不革命，“甚至连改良主义也谈不上”。后来，萨特接任或担任了被视为毛派的《人民事业》和《解放》等多种报刊的社长或总（主）编，以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来保护这些报刊免受查封，并亲自上街买报，宣传革命思想。1972年2月，萨特到雷诺工厂演讲，后又去调查一个毛派成员在工厂门口散发传单而被杀的事件，并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甚至对被称为毛派的组织的个别绑架活动也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反强权的行动”。1974年5月，萨特出版了《造反有理》一书。书中记载了他与一位记者和一位毛派成员的谈话，叙述了他1968—1974年的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重点谈论了当今时代需要既吸收部分马克思主义，又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思想。认为这是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还为此指出了几条完成这个超越的道路。萨特还在《现代》杂志上刊发过赞同毛派观点的文章，为毛派出过专号。他也刊发过不赞成中国的一些政策（如在外交方面）的文章。对萨特作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斗士在法国的这些言行，尽管各方毁誉不一，但他的这些与当代中国思潮并不相悖的思想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以至一种无以言传的意识上的关联。这或许可以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解释罢。这一点，从他晚年病卧床上还要请人为他朗读《水浒传》（他是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可以看出，从他1975年6—7月发表的《七十岁自画像》中，也可以看出。他说，“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1955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遗憾的是，萨特这时双眼几乎全瞎（他右眼在3岁即失明），腿脚行走也十分困难，他再次访华的愿望只能落空。 萨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至意识上的关联，是与他作为资本主义和不合理制度的批判者，作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朋友，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是分不开的。他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他人就是地狱”等观念，是对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一切不人道的制度的否定。他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抗议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谴责苏联出兵捷克和阿富汗，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话，支持以至参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人类的和平、正义和人权而不畏强暴、不谋私利、旗帜鲜明地斗争，是与中国人民的立场接近或吻合的。他是法国进步知识界的一面旗子，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给20世纪的法国和世界文化、政治、思想、正义和和平事业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遗产，其影响和作用超过了法国的政治家。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过，“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才是法国社会的精英，设想如果把法国的总统、总理、部长们都抓起来，那么法国社会需要3到5年的调整，但是如把上述的社会精英都抓起来，那么法国社会至少要倒退100年……。”萨特，就是这样的“法国社会的精英”，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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