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看看牛老师的这辈子 |
| 正文 | 日历已经翻到了公元2016年。 “文化大革命”、 “反革命坏分子”、 “迫害”、“劳动改造”、“平反”，这些词似乎早已被历史遗忘，走进沉封的档案，或者被收录到词典里了。有谁想到，对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一直把它们埋藏在心里，就像烙铁烙下的伤疤，不仅使他遭受到了肉体的摧残，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使他的心灵承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伤害和折磨。 牛占魁，上世纪60年代初，拥有北京矿业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历的一位大学讲师， 48年后，当听到自己被平反的消息时，老泪纵横，激动不已。 当年，因为自己不想违背社会婚姻道德准则，被图谋不轨的人陷害至今。 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刚正不阿，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攻击和谩骂江青”、“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的垮台鸣冤叫屈”等罪名，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因为自己反抗他们的迫害，拒不认“罪”，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历史不可以从来，但历史可以续写。让我们来看看他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如今，他又将怎样续写自己的历史的。 扭曲年代的一场劫难 1937年，共产党号召的全面抗战开始，牛占魁就是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于当年的11月28日，降生在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李源屯乡东湾村一个普通的家庭。勤奋的他，于1957年考入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1969年10月被迁返回老家。期间，上进的他，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两年，成为上世纪60年代一个拥有化学和哲学两个大学专业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说，学业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激情似火的政治热情和权力膨胀的阶级斗争，阴差阳错地把他卷进了这场本与他无干的历史闹剧里，使他一下子跌到了人间的地狱。 学校对他的迫害，起源于一位姓丁的女职工。平时，她和牛占魁相处较好，1965年，牛占魁老家遭受了水灾，父亲又重病在身，经济十分困难，她对牛占魁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平时，牛占魁自己病了，没人照顾，她又多方地关心照顾他。在丁的心里，一直认为牛占魁的婚姻不美满，想把她的妹妹介绍给他。一知道丁的想法，牛占魁立刻拒绝了她。然而，丁的心一直不死，不停地劝牛占魁和农村的妻子离婚，她还背着牛占魁给远在农村老家的妻子写离婚信，（1969年10月，这封信由其爱人交给了北京矿业学院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荆元敏。）并多次许诺离婚后，她来负担老家孩子的生活费。牛占魁的妻子来北京找他时，她从中作梗，挑拨离间，一方面赶其爱人离京，一方面跟她家联系，撮合他和她妹妹的婚事。她还利用职务之便，控制牛占魁的工资，不让他给家里人寄钱，由于丁是学校开集体信箱的人，所以她就把牛占魁和其家里的信拿走，不让他和家里人联系，以断绝他和妻子的关系。 当时，牛占魁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不可能再和农村的妻子离婚。为此，丁多次找牛占魁的茬，并凭借着她丈夫曹某是学校党委常委、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经常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她的话就要置于他于死地。她亲自对牛占魁说，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立即和农村的老婆离婚，和她妹妹结婚，这是一条光明大道，一条是守着农村的臭婆娘，但这实现不了，她会让他永远也不能和农村的老婆见面。 就这样，1968年7月21日星期一上午8时，北京矿业学院“砸烂旧政治部兵团”以他有现行活动，“议论过江青挑动武斗之事”的反革命罪将他抓走。中午饭后，丁去他的宿舍，正好被前来抄家的人看见。为了洗清自己，她炮制了一个置他于死地的大阴谋，对抄家的人说，牛占魁奸污了她妹妹和她的两个小女孩。抄家人员正因没有他的现行材料而恼怒，经她这一说，如获至宝。从此，北京矿业学院对牛占魁的大迫害、大殴打、大逼供开始了。由于捏造的事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写不出交待材料。他们把牛占魁打昏了好几次。在学院的地下室里，每天对他进行折磨，施以毒刑，打得他眼都睁不开，身体也不能动弹了。为了抗议他们的残酷迫害，牛占魁开始绝食斗争。丁在专案组的指示下，教唆女儿写口供材料，人为捏造假材料，使牛占魁处于无权辩驳也无可争辩的境地。 北京矿业学院在牛占魁身上得不到可要的材料，认定他顽固不化。1968年10月，经批判斗争后，被扭送到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处理。海淀区公安分局调查了7个月，认定其无罪又送回了学院。1969年5月，北京矿业学院革委会的办案人员，对被公安分局无罪送回来的他气势汹汹地说：“公安局不处理你，我们有权处理你。”面对强大的革委会办案人员，牛占魁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他们也不听申辩，当年10月，借清理队伍之机，强行非法对其处理，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经全校师生员工的批斗大会，拖着沉重的病体，被送到河南老家交给贫下农监督改造。 回乡监督劳动改造 被北京矿业学院革委会押回老家后，牛占魁成为村里的批斗对象，不仅要被强迫地做义务劳动，还经常挨批斗。在那个年代，“监督劳动”实际上是限制人身自由，每天要不停地干活，还要受到非人的侮辱和肉体的折磨。牛占魁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精神也显得有些错乱。 为了抗议村革委会对他的迫害，牛占魁前去求助于汲县人民检查院，姓闻的一个检察官了解情况后，认为材料可疑点太多，漏洞百出，不能使人相信，对案件提出了客观的意见。当时，牛占魁是汲县籍的第一位大学教师被迁返回原籍进行劳动改造的人，社会影响很大，关注度很高，汲县政法委的领导也很关心他的案情，并查阅了所有档案，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议，认为材料不可信，并通知东湾村革委会：“不要批斗牛占魁”。1971年，东湾村革委会提出他的问题，乡党委指示：“四清运动可不要参与牛占魁案”。公社党委的指示意见，使牛占魁免除了进一步的迫害。后来，两任村大队治安主任知道牛占魁的案不可信后，也都照顾他，不让他再做义务劳动，还鼓励他说，要好好保重身体，案件会水落石出的。 忠诚奉献教育事业 1978年5月，李源屯公社高中校长从县公安局得知，有个本地的大学教师被迁回了东湾村，认为牛占魁是个难得的人材，并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聘任他为化学教师。此事，也得到了公社党委的大力支持，当年公社还救济了他50斤大米。 “如日东山能在起，大鹏展翅恨天低。”一来到李源屯高中教学，牛占魁便以自己的才华和师德立刻赢得了全体学生的赞赏。1978年，全县各科竞赛中，化学获得第一名；1979年高考化学考试中，他的一个学生获得了全县化学第一名。他感觉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快要到头了，他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委屈，在小小的三尺讲台上慢慢化解，他胸中窝藏的希望再次冉冉升腾，身体也慢慢回复了健康。 1979年，又一喜讯传来。为了重用社会闲散的科学技术人员，河南省在社会上统一招考，牛占魁被汲县推荐参加化学专业考试，结果被录用为公职人员。10年了，牛占魁重新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站在了讲台上，只是这个讲台，离他在北京的那个大学讲台十万八千里，10年来，他为了能够重新站起来，过一个属于正常人的生活，默默忍受着屈辱，在坚信真相终究能够大白于天下的信念下，无声地抗击着对他的各种迫害，来自身体的乃至于精神上的迫害。 牛占魁是北京矿业学院矿区开采5年制大学毕业生，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他的学业被当时在建的东濮油田知道了。有一天，东濮油田的领导找到牛占魁，希望他去油田搞油田设计，并承诺给予丰厚的待遇。汲县教育局知道了此事，也觉得牛占魁是个难得的人材，希望他回到教育上继续教学，承认历史清白，连续计算工龄，提高一级工资。面对这种决择，牛占魁考虑再三，由于感恩对家乡教育系统领导的知遇之恩，以及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最后决定要求组织分配到汲县教育系统，回到汲县第三中学教书。 1984年，牛占魁被任命为汲县三中教导主任。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前来任命的领导怕他有历史问题的负担，要他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甩开膀子好好地干，出了问题县委负责。当上领导后，牛占魁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教育教学中去，担当起毕业班的化学课，由于工作需要，还主动担起了政治课，连续几年的高考成绩都比较出色，学校一片繁荣景象。1986年，在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表扬他说：“汲县三中副校长牛占魁同志，行政教学工作一直很出色，是我们教育战线上的标兵。”1988年，被录用为中学高级教师，直到1998年11月退休，在家乡教育战线上一连干了20年，他的学识和才干被广大师生传为美谈，成为家乡教育界的佼佼者。退休后，又发挥余热21年，2014年，78岁的他才从自己挚爱的教育教学中退了出来。 牛占魁，在家乡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荣获的奖状、荣誉证书一大摞，其中有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先进工作者、工作模范、优秀教导主任、劳动模范，新乡市级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教学成果奖等。退休后，又先后在河南省内8所高级中学任教，成果颇丰。 在平反的路上奔走申诉 当年，被北京矿业学院迁返回乡监督劳动改造时，牛占魁才32岁。孔子曰：“三十而立”。而那时的他，别说立业了，就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在村里，受到人身限制，过着非人的生活，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精神也失常了，不仅他受到了伤害，就连子女和亲戚也受到株连，跟着他受苦受累，享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当他意识有些清醒后，他就不停地申诉，不停地喊冤，但无济于事，不管向谁申诉，都无人问津，村革委会没人听，北京矿业学院更不去过问。 粉碎四人帮后，牛占魁一直对学院的处理决定和所下结论不服，再次到北京矿业学院，强烈要求平反昭雪。学院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不听他的申诉，仍以当年的假材料为证据，不予平反，气得他把处理决定书撕得粉碎，以表自己的愤恨和抗议。这次回来后，他受到刺激，精神又一次失常。 1978年，他和女儿千里迢迢前往已经搬到重庆市合川县的四川矿业学院（北京矿业学院迁址后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到那后，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仅给他去掉反革命坏分子的帽子，其它还是维持原结论和处理。这次的答复，总算是有点进展了，但是他奸污幼女的冤案还没有被平反，还有他的公职，他忠诚于一辈子的党籍也还没有被回复。他还要不停地上诉，直到平反昭雪为止。 1986年6月4日，他的精神恢复一些后，又来到了迁到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党委组织部给他平反，组织部的领导非常关心这个冤案，经过多次努力，并请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帮助审查档案，检察院也认为是个冤案，不能立案。但校党委仍然抱着假材料不放，不给平反，那次气得他又一次精神失常，气得他连自己是中国矿业大学的职工都不记得了。 原来，1979年3月10日，中国矿业大学对牛占魁就有一个复查结果。中国矿业大学中矿落字【1979】54号文件关于牛占魁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是这样写的：“决定不再追究为坏分子，维持开除党籍的决定，建议就地安排工作。”面对这样的结论，牛占魁欲哭无泪，不停地在责问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那些人，“就因那奸污幼女的伪证，使我自己无法再靠近党吗？你们不追究法律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根本无罪，当年的海淀公安分局都说无罪，你们为什么还不罢休呢？” 2012年元旦，他在看戏剧《十五贯》时，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又清楚地浮现在眼前，在小女儿的陪同下，3月份他又到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党委组织部要求平反，组织部成立了专案组，但是党委常委害怕担责任，回避现实，不给平反。这一次，他对矿大党委有些失望了，想到了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的合法权益，而且党已经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们的党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何况他还曾经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多年来，尽管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却从来没有背叛过党，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仰、对党的忠诚。他要在他有生之年看到，矿大党委完全恢复他的名誉，恢复公职，恢复党籍，以及赔偿造成的一切损失。 就在2016年2月29日，卫辉市教委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找到了中国矿业大学早在1979年3月10日对他的平反决定，中国矿业大学决定，承认奸污幼女是个冤案，恢复他的公职，并补偿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他惊喜万分，澎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半个世纪的努力没有白费，历史的清白，终于拨开浓雾见了天日。 这个平反决定表明，牛占魁是无辜的，是冤枉的，几十年的迫害冤情，使他已经无法从头再来，文革的这一恶浪，把他从本来该缘于他的人生轨道上，拍打到了一个令人恶梦重重，充满无数磨难的魔岸，使他从一个大学教师，回到了农村，沉寂了10年后，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一名高中老师。如果没有历史的那一幕上演，今天的牛占魁一定不是现在的自己。回眸过去，留给牛占魁的是，只有望着一纸决定，来回忆那一幕幕充满酸楚的历史。 老人最后的愿望 现在，牛占魁老师已经别无它求，只是一个心愿还未了，那就是对开除了40多年的党籍念念不忘。他在自己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中写到：“47年来，我身在东湾村，心在党，身遭迫害，仍以高尚的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得不当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来看看，多年来，他是怎样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文革中，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拥护毛泽东思想，因为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言论被批判无数次。面对迫害，不妥协，不屈服，仍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用“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写照当时逆境中的他，最妥帖不过了。 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中，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几十年来，荣获了几十个市县荣誉。自己现在仍然住在农村，城市没有住房，现仅租住一大间房过着简朴的生活。期间，还资助了一名生活困难的女学生张迎迎五个学期的学费，共计一万元。 退休后，仍心系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二十一年，先后被聘为高中政治教师、历史教师，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培养出上万名大学生，直到2014年6月，才回归乡里。 现在，老人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恢复失去多年的党籍。 我们来听听这位80岁的老人发自心底的呼声吧： “亲爱的党，您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的怀抱啊！” 今年秋天寒露前后，他将迎来80周岁生日，他要拿出被补的钱，请河南省豫剧团在老家东湾村唱大戏，来感谢卫辉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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