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怀念我的父亲周宜禧先生 |
| 正文 | 怀念我的父亲周宜禧先生 转眼，父亲去了十年。记得那天送他去医院叫的是救护车，因为已5天没进食，吊点代替食物的能量又因不能吸收而拉肚子。他闭目微笑着躺在车上，那么安详，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回不来了。当天晚上父亲就不行了，是强心针使他坚持到了第二天。像电视里放的那样，我们守在床前看着心率测试仪上的跳动线渐渐变成一条直线。父亲走了，我没有流泪，因为父亲的一生是完美的，走也是因机体老化了，该走了。 “这悼词也真是……人家当官越当越大，你父亲当官越当越小，最后成了平头百姓”参加完父亲追悼会的同事很是不平的这样对我说，这使我想到了许多事。 父亲曾说他小时候因在私塾没学过算术，转到新学堂一去就读四年级，算术倒数第一，可到毕业时却是全校第一。成年后因有文化，村里推选他当保长，但他不愿意，当了一星期就跑去考学校去了，大学毕业那年朋友邀请父亲去省教育厅工作，父亲却跟一个叫何鹏的去了白沙中学教书，因为那里是专为穷苦人办的学校，不收学生钱还常常提供吃的。我后来遇到一位当年在白沙中学读书的，得知我父亲曾在那教书，立马对我特敬重，让我感受到一种自豪。 全国一解放何鹏便亮明共产党的身份，父亲也被派到了安徽省桐城中学，后到池州师范及安庆地区教育局工作，因“成分高”又被派到了东至支援山区教育，很快就在安徽省东流中学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庞顺诚校长等人一起在校大门口挂牌子挨批，一次红卫兵们逗乐，要我喊打倒周宜禧就给我糖吃，我不知是啥意，但为了糖，我按他们的要求，一蹦一喊，他们在大笑，挂牌子的人在苦笑，我则满意的拿着糖依偎到父亲脚下，父亲笑着叫我一边去玩，红卫兵很生气，责问父亲是否在笑他们，要打父亲，一个红卫兵还过来抢走了我的糖，说地主臭老九的崽子不配吃糖。 我们终于没有被下到农村，而是随父亲到了东至县官港中学，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学生勤工俭学是有任务的，父亲的班总是完不成任务，因为父亲觉得学生是来学习的，不是工人农民，劳动是需要的，但不能颠倒主次。父亲很是压抑，常扛着猎枪打猎，还时常带我一起去。在官港，父亲打猎很有名气，那些批评父亲不积极让学生劳动的领导们没少吃我家的野味。令父亲高兴的是，恢复高考后，他的学生考走了不少大学生。 人们都说我家有钱，可我们几个孩子却没一件像样的衣，那时一般人都是三十多快钱一月，五十多的是高工资，而父亲有八十多，也难怪人家要找父亲借钱，有人借了却不还，为此母亲常埋怨，直到那年一个在桐城中学向父亲借钱未还才得以完成学业的学生，寻访多年终于找到父亲，特意亲自带队来东至招兵，叫父亲让我跟他去部队干，父亲虽婉言谢绝了，但却以此说服了母亲。 1979年父亲退休了，安庆来人请父亲去行署教研室工作，说现在重视教育了。父亲舍不得母亲，因为母亲这些年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本来5个孩子，结果因工作耽误了医治丢了一个，之后母亲更是辛劳，积劳成疾落下一身病，当年官港有三个著名的老病号，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个孩子还因此每人停了一年学轮流照顾母亲，母亲是为了能让父亲正常工作，而父亲则认为学会干家务也很有必要，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个个能干家务活。现在退休了，当补偿下这么多年的亏欠了。父亲没去安庆，但却受不了县教育局檀局长派来的一些老同事的劝请，隔几天就来一个，第五个老朋友来时把父亲带走了。 每年的高考阅卷，父亲必是数学组负责，那年二哥高考，父亲发现了哥哥的卷子，觉得有几题可以给分，共能加3分，但父亲没加，认为卷子已阅完，应统一标准不能以权谋私。那年哥哥差2分就考取了。对家人和对别人父亲是不一样的，1983年领导给了父亲一张永久牌自行车票，说是给我的，可不久却接到父亲的信，说票给了王志华，因为他儿子要相亲。我没有怪父亲，就像当年他多方找老关系，说不应当让人家两地分居，帮忙把人调到了市里，但却不愿出面找人把我留在县城，任凭我被分到偏远的山村学校一样，他就是这么个人。他认为艰苦的环境并非坏事，人生体会到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凭自己能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生命才有意义。为此我曾经想和几个朋友远走他乡去新疆或西藏工作，男儿当志在四方啊，父亲说“只要你有志，哪儿都是你的四方，大气候相同，到哪都一样”。 当时单位房间都不大，摆一张大床和一个办公桌基本就没啥空间了，我们家到哪分的都是套房，外间两个哥哥睡这头姐姐睡那头，我和爸妈睡里屋，我胆小，母亲总是在我床前边改作业边哄我睡，那时熄灯前要先灭两下灯，这时母亲便去点起煤油灯拿给外间办公桌前的父亲，母亲这时也常丢下我去那办公桌侧头油灯下继续改作业或是备课。其实母亲去外屋时我常常未睡着，但想起在东流有一次早上起来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棉衣棉裤很厚很难穿，我不知父亲在哪，只好拿着棉衣棉裤和棉鞋，光着脚跑到双塔小学找母亲，地上雪很厚天空还在飘雪花，母亲见到我，一边流泪一边帮我穿衣，旁边的同事也一起帮忙。我觉得他们也不易，所以虽害怕也忍着。 父亲七十多岁才真的离开工作岗位，但每年都还有一些像北京、南京、上海、合肥等在外地的学生或朋友来看他，时任地区教育局局长龚政来东至，每到二中，陶德甫校长总是把父亲请去坐上位，因为领导说当年父亲在地区任教育巡视员时是他的领导“有老领导在我哪敢坐上位呢”。一次父亲带母亲去合肥看病，在那的一位刘校长因为在池州师范时写了首诗，被认定为是反党反革命的诗，要被开除不分配工作，是父亲多方努力保住了他。所以他帮忙找了位中医学院的老教授来给母亲看病，那位老教授竟然认出父亲就是当年在桐城中学帮他父亲出钱治病的他的班主任老师。每看到这些，都使我认识到人生什么叫成功。 母亲说父亲以前每天要两包烟，快七十时感到支气管有些不适便说不抽就不抽了，说父亲自小营养就好，上学时还带个厨师专门烧饭伺候，底子好没生过病，唯独闹饥荒那年，烂山芋苦得很，孩子们丢一边不吃，他捡起全吃。我也认为父亲活九十没问题，因为快八十时还能骑自行车从东至到官港，可是八十六岁那年却说不行就不行了，不给孩子们添一点麻烦，这也许是天意成全他的完美。为写追悼会悼词，单位在查阅父亲档案时我在旁边看到，在反右运动后父亲被定性为“不宜在领导机关工作！更不能担任领导！”我一下明白了一切，这反而使我更加敬佩父亲，觉得当年父亲赤手空拳离开家闯天下，虽然身世影响了仕途，但父亲没有消沉，而是另辟道路，不仅在他乡撑起了一个家，有母亲无怨无悔坚定追随，在事业及子女教育上可谓功成名就，且无病无痛无灾，自然老去，临走都不给子女添麻烦。如此人生何求？ 每当我想起父亲，就觉得是我做人的榜样，他以身试教是我的先生，是启发我认识当怎样才算是合格父亲的人。十年去了，我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周宜禧先生！ 一弓 2017.1.17.于东至尧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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